今年前五个月，中国的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三万五千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高达百分之三十点八，三倍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与老百姓的实际收入相比，更是“飞速增长”。根据中国经济学者们的预测，今年全年的财政收入将超过八万亿元。二零零二年，也就是胡温执政的前一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不到两万亿元，在不到八年的时间里，财政收入便翻了两番，这是中国所创造的又一个世界纪录。

财政收入的增长本身并非坏事，因为财政的增长能够为政府提供更多的资源；从而有可能为国民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财政收入的增长越快越好。从静态看，在经济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越高，私人收入增长就越慢。从动态看，掌握在政府官僚们手中的钱越多，掌握在民间的钱就越少。而政府官僚的生产率总是低于企业家的，政府官员们的消费也通常是比民间消费浪费多的。因此，除了必要的和在公众严密监督之下的公共开支，政府开支的盲目增长对国家长远经济实力的增长并不是一件好事。

在人们对中国财政的飞速增长的正当性产生怀疑之际，一些中国经济学家们站出来为中国政府的“与民争利”的政策进行辩护。而最为突出的一个论点是，中国的人均财政收入还很低，因此财政的高速增长是有道理的。他们还用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高比例来证明提供中国的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快速增长的合理性。乍一听来，这些论点似乎也有些道理，但是，只要对经济数据进行具体分析，就知道这这些论点的荒谬所在了。

拿中国的财政收入与西方国家的财政收入相比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一般而言，人均国民收入越低，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越低。这个道理不难理解，经济不发达，老百姓连饭都没有吃的，何来国家财政？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排在世界第一百二十八位，假如用官方汇率计算则排在一百五十位之后，在这种情况下，非要用那些人均国民收入三万到四万美元的发达国家的财政在国民收入比重来论证中国财政收入飞速增长的合理性，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中大多包括了全民免费医疗丶从小学到高中的完全免费教育（有的国家甚至包括了大学的免费或者低费教育）丶全民退休保险等项目。而这些在中国的财政支出中是微不足道的。以英国为例，它的财政收入大约占到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九左右，但是扣除掉这些不可比因素，其财政收入的比重则低于中国的百分之二十一的水平。像日本丶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大多类似。而美国也是一个发达国家，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约为百分之二十四左右，与中国相比只是高约三个百分点。考虑到这些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都是中国的十倍以上，中国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超高比重的不合理性一目了然。

假如我们看一看其他那些新兴市场国家，即与中国同属“金砖四国”的另外三个国家，也不难看到中国政府“与民争利”的本质：印度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为百分之十一，只相当于中国的一半左右；俄国的比重为百分之十八，低于中国三个百分点；巴西为百分之百分之二十三，高于中国两个百分点。俄国和巴西的人均国民收入排位都在中国之前，而且这两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有很大一个比重是来源于两国大量的自然资源。与中国国民收入排位近似丶同样位于亚洲丶同样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经济增长的的泰国，其财政收入比重则为百分之十四；低于中国七个百分点。

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是在中国经济面临全球经济衰退的威胁，中国经济增长率面临减速的威胁从而被迫推出经济刺激计划的背景下实现的。从全球来看，基本上所有国家的财政收入都在下降或者零增长，惟有中国的财政收入逆势而上。在迫切需要增加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和民间消费丶迫切需要私人企业大量发展从而增加就业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却在那里一如既往的“大肆敛财”，这不仅仅从经济学的道理上讲，还是从常人所能理解的政治伦理和社会道义上看，都是说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