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10月12号在家乡上东高密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REUTERS/Jason Lee

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莫言日前在其家乡山东高密凤都国际酒店召开了媒体见面会，与国内外记者共同分享了获奖后的感受，并回答了记者们范围广泛的提问。

据凤凰网文化记者13日的报道，在回应有关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发的争议时，莫言表示：“我上个月在上海也曾着重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时有一个日本作家阿刀田高问我，你对这个《讲话》怎么看？我说，这是一个在网上炒了很久的问题，而且也是让我挨了很多骂的问题。”

莫言说：“抄写《延安文艺讲话》并不后悔，因为抄《延安文艺讲话》与自己的创作没有矛盾，而自己的创作，一直在突破《讲话》。莫言进一步解释称，因为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是历史文献，它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个《讲话》，就会感觉到它有巨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就在于，它过分地强调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过分强调了文学的阶级性，而忽略了文学的人性。我们这一批作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后来所有的创作都是在突破这个局限。

至于我抄写这个《讲话》是因为当时没有意识到，我这个人是比较模糊的，比较麻木，我不像某些人那样，有那么敏感的政治嗅觉。让我抄一段，我就抄一段，后来这件事情发展到这么大，出了这么多的批评、意见和辱骂，这是超出我意料的。刚才法新社记者也提到了，我抄了延安讲话等等，有一些谩骂，甚至都人身攻击了，这个我就忽略不计了。此外，在被问到和中共关系是否过于紧密时，莫言回答说，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但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奖，不是政治奖，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来评价一个作家的创作，是根据他文学的气质、文学的特质来决定是不是给他奖项。

我在中国工作，我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写作，但是，我的作品是不能用党派来限制的，我的写作从80年代开始，就非常明确的是站在人格角度上。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早已突破了这种阶级和政治的界限。这次文学院把这个奖授给了我，我觉得这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的胜利。我的一点观念是，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作家的写作不是为了哪一个党派服务的，也不是为了哪一个团体服务的，作家写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对着人的命运，人的情感，然后做出判断。

如果这些人读过我的书，或者在座的朋友读过我的书，就会知道我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向来是非常凌厉的，也非常严肃的。我在80年代的写的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十三步》、《丰乳肥臀》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上我认为的一切不公正的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如果仅仅认为我没有在什么样的声明上签名，就认为我是一个没有批判性的作家和官方的作家，那这种批评是没有道理的。

我过去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喜欢，也不知道有这么多人讨厌我，甚至仇恨我。因为在过去的时代里一个作家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只有在互联网时代、在微博时代，作家获得了这样的机会，有了这么一个平台，有了这么一个话头。然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么多人喜欢我，喜欢我的作品，原来这么多人对我咬牙切齿，原来这么人对我的作品有这么中肯、这么尖锐的合理的批评意见，是通过这个我才认识到人心和自我。

在被问到，当您作为一个作家，作品存在争议的时候，您有没有考虑过，像高行健一样离开这个国家呢？莫言回答说："我离开这个国家干吗，我连高密都不想离开，我就想待在高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生我养我，我熟悉这个地方，这里朋友很多，这里的食物特别适合我，所以我不会离开。而且我也认为，一个人他有各样各种选择的自由，选择离开中国到国外去生活去写作，我觉得也很好。有的人选择留在他的故土写作，这也很好。你不要认为谁出去，谁就是不爱国，谁没有出去谁就爱国，这都是非常片面的认识。"

说到中日关于钓鱼岛争端的问题，莫言表示："首先我觉得争端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没有争端的话那干嘛会闹得这么大。而且我想要完全解决争端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打一仗，中国胜了日本败了，争端就解决了吗？日本败了他就会承认中国的合法主权么，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战争也解决不了争端问题，那么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按照上个世纪70年代中日建交的时候，老一代的中日两国领导人采取的比较高明的措施：搁置争端，先谈友谊。你把他放在一个地方也影响不了两国人民的睡眠和吃饭，甚至这个地方可以让鱼类生活的更好一点。“

当被问到，今年12月底您会去瑞典接受这个奖，您现在开始酝酿这个演讲稿了吗？您会讲些什么的时候，莫言回答说：“去瑞典领奖我当然会去，而且演讲也会讲，但是在上来讲什么我还没有完全想好。我想在瑞典的演讲需要写一篇讲稿，但现在无法透露，因为没有想好，如果我现在把所有的想法都告诉你，那我就可以不去瑞典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