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七”之变后，北京官方以"路桥经济"救香港特区政府，提升"挺董"力度，以图协助董建华度过政治难关；但是，港人对特区政府的信心危机并未减轻。本文略评七一游行和北京官方对香港政局的底线、特区政府的新部署、民主派的抗争与局限性。
　　
七一游行

香港五十万人的七一游行，表达了对"国家安全"立法草案的不满、对决策失误的特区政府缺乏信心。在立法会没有把握取得多数票之下，特区政府不得不在七月七日宣布，将国安法的公众咨询和立法延期，此即所谓七七之变。迫于民意压力，保安局长和财政司长稍后辞职。

七一大游行，大体是自发性的和平请愿行动，民主党派的组织动员影响力甚有限。大游行的导火线，是官方根据基本法二十三条授予的职责为"国家安全"立法，其草案条文援引在香港没有效力的"宪法"，模糊了"两制边界"，侵蚀了港人的新闻、出版、言论、思想、人身自由；警方怀疑有人危害国家安全时，可不经法院批准入屋搜查，更令港人有恐惧感；官方在立法咨询期间对民众的傲慢、对民意的漠视，结下了很深的民怨。

六年来，特区政府的决策失误和开支浩大造成财政赤字、失业率高、经济衰退，中产阶层因楼市萧条成为"负资产者"，官方"问责制"的虚假，也加剧了民怨。这是特区政府公信力低落的主要原因。

北京底线

七一游行只是对香港特区政府的抗议，并无抗议、对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意图。事后，中共中央对七一游行采取较理性的态度，没有把它上纲为"反中央政府"或"动乱"。　　

七七之变后，北京官方对香港政局的底线，一是国安法立法草案的公众咨询时间，可以有相当大的弹性，草案条文尽可能为港人接受；二是不更换特区行政长官，维持政府领导层稳定；三是强调香港是经济城市而非政治城市，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四是反对外国势力介入香港事务。

在经济层面，北京官方开出的"救治药方"，是启动香港和广东"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协议，让港澳和珠海的跨海大桥工程拍板，又开放珠三角几个城市的个人游港；这是以"路桥经济"和旅游经济，使港粤有更密切的合作。

香港特区政府在七七之变后的部署，以"路桥经济"和"旅游经济"为着墨点，其动机在于把港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寻求经济发展的空间，也想改善香港的消费市场。对于港人扩大直选和政治参与的诉求，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并无正面的响应。

民主监督

港人虽有扩大直选和政治参与的诉求，却没有推进民主的全盘计划和策略。民主派是松散性的群体，即使是参政实体民主党，也是规模很小的组织。香港又缺乏西方民主社会的那种政治领袖，民主派因此没有组织整合的动力，不能形成有明确目标、宏观组织策略和组织约束力的联合阵线。

民主派中激进的街头抗争派，发起组织"倒董联盟"，呼应的民众并不多，连参政的民主党、民协等也未参加。有意参政者正忙于明年立法局分区选举，也使体制外的"倒董联盟"难成气候。

香港的民主运动，大体是"抗议声音"的模式，表达对官方某些决策、施政和官员的不满或抗议，也对与自己经济利益密切的事情寄以期望，却缺乏建立民主组织、运用组织力量凝聚共识的激情。当然，和平表达的"抗议声音"，正是香港民间社会的一个特色，有监督政府的社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