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尼特 著 倪烨 编译


金融危机带来的不仅仅是失业率上升，银行破产和穷人无家可归，也有可能重塑国际格局。至于如何重塑，有时我们能知其一二，有时则完全会出乎我们的意料。

西方大国要重振经济，面临的斗争可谓艰苦卓绝，困境之中他们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比如，上个月，英国首相戈登•布朗请求中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北京当然不会白掏这笔钱，它希望该组织能给予中国在国际金融政策方面的否决权。

有猜测说，中英之间的这场交易引发了英国对西藏的立场的转变。本月22日，全球流亡藏人特别大会闭幕，与会的主要代表人物呼吁他们的领袖达赖喇嘛，停止派遣特使赴北京谈判——藏中谈判久拖而无果，不如及早叫停。

10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发表声明说，近一个世纪以来英国一直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实体，现在英国已改变了主意。米利班德先生说，英国已决定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他甚至还为英国没有早点儿表明这样的立场表示了歉意。

在此声明发表之前，英国对于西藏的描述一直是一个“自治”的实体，中国在那里有“特殊地位”。这个描述公式并不赞同西藏的独立诉求。但是，这意味着在英国人眼里中国对西藏的控制权仅限于过去所说的宗主国，有点儿类似于宗主国对附属国的保护和管理。1951年中国占领西藏之前，英国和其它一些大国和西藏政府交换过正式协议，所以为了不损害这些协议，英国的话也只能说到这个地步。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英国政客们为了不让北京尴尬，总是避免提及英国承认西藏的自治。但是，即便不提，事实依旧存在。30年来，达赖喇嘛和北京进行了多次谈判，其法律基础就是西藏是一个“自治” 的实体。藏人一直在呼吁，要求真正的自治而不是独立。本月22日，在印度召开的全球流亡藏人特别大会仍然重申了这个观点。

米利班德先生把英国的立场说成是时代错误，是殖民时代的产物。没错，英国对于西藏地位的认定确实产生于殖民时代的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插曲——1903年，弗朗西斯•扬哈斯本傲慢地入侵西藏。但在现代民族国家存在之前的那个时代，英国对西藏地位的描述，远比北京或许多流亡者所采用的版本更为准确，也更接近大多数历史学家的研究结论。

英国在西藏问题上改变了主意，这样的举动隐含着很大的风险，即对于历史记录的毁弃。这些历史记录是现有的国际秩序的蓝本，同时也将为解决中藏之间的纠纷提供基础。英国政府可能认为，与英国目前的国家利益相比，这个问题没有多大意义，因此并没有提交给公众辩论。但是，该决定将产生的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比如，印度一向声称对东北部的一块领土拥有主权，而这个要求主要也是基于英国刚刚放弃的协定——1914年西姆拉会议各方交换的备忘，划定了印藏之间的边界。这样的事情也许在伦敦看来算不了什么大事，但正是基于同样的协定，中印之间两次兵戎相见，规模大点儿的一次在1962年，小的一次在1987年。

英国对中国的让步是隐含在一项要求北京给予西藏自治的公开声明之中的，这使得一些人指责英国政府的伪善。如果英国政府这样做是由于推演错误，那会更令人担忧。英国政府的这项声明发表两天之后，达赖喇嘛的特使开始了与北京的第八轮会谈，坚持他们长期不变的立场——要求更大的自治权。显然英国方面相信，或者被告知，如果他们表示让步，就会给这次会谈带来轻松的气氛，并会鼓励中国对达赖喇嘛作出让步。

然而，结果却恰恰相反。 11月10日，中国言辞激烈地抨击达赖喇嘛，称这位流亡政府领袖的自治计划等于种族清洗，是一种变相的独立，是要恢复农奴制和政教合一。中国还表示，从今以后，中国唯一要跟流亡政府谈的是达赖喇嘛的个人地位，其中暗含的意思不啻是说，中国只愿意讨论达赖喇嘛归隐北京后该住什么样的豪华住宅。

中国的官方媒体兴高采烈地把欧洲方面在西藏问题上的让步归咎于金融危机。“当然，这些欧洲国家此时集体改口或许并不是良心发现，而是出于多种因素的利益考量。”北京官办的《国际论坛导报》本月七日发表文章说：“金融危机渐渐从美国向欧洲蔓延，严酷的经济现实让他们不得不考虑在‘援藏独’上继续触怒中国的‘成本问题’。毕竟与达赖相比，尽快把中国拉到欧洲自救的船上更加重要并且迫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前，美国终止了对西藏抵抗组织的支援。现在，英国政府又在西藏问题上做出让步，这是三十多年来北京最大的一次收获。在全球决策中邀请中国加入，这样做没有问题。但是西方大国不应该为了在金融危机中得到中国的支持而改写历史。看来，为了救助萎缩的经济，西方国家贱卖的不只是濒危的银行和贷款公司。


──《观察》首发 英文原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