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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上读到杨恒均致陆克文的公开信，才知道他有个哥哥陆克雷，此人8月25日在《澳大利亚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立即被中国发行量巨大的《参考消息》翻译转载。于是，我也读了陆克雷的文章和读者的议论，感到这确实是一篇引人深思的文章。
陆克雷的文章提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民主在中国能否行得通，而是西方该如何与重新崛起的专制中国打交道。专制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再崛起，给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出了难题。陆克雷对这个难题给出的答案，就是他文章的标题，“善意带来丰硕成果”，或者说“好心自有好报”。
陆克雷的想法，代表了相当多的西方精英。他们的共识是，不论你喜欢不喜欢，专制中国以大国身份重新崛起于当代世界，已经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继续以冷战时代的思维和方式来对待中国，不仅无助于改变中国，而且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因此，他们认为，西方对中国应该像接纳一个新邻居那样，“待之以诚”，这样做最终将利己利人。
陆克雷的文章包含著这样一个重要的判断，那就是中国实现民主不存在现实的可能性，而正是这个判断赢得了中国当局的欢心，同时刺痛了所有向往民主的中国人。一位中国网民这样发表自己的感受：“可怕的是，《参考消息》作为官方喉舌，居然认同‘民主制在中国行不通’！可怕的是，‘民主制在中国行不通’已经被国际社会认同！更可怕的是，‘民主制在中国行不通’已经被中国主流民众认同！更可怕的是，‘民主制在中国行不通’最终成为客观事实！最可怕的是，‘民主制在中国行不通’最终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
正因为不能接受陆克雷的判断，杨恒均代表许多致力政治民主的中国人，发出了抗议之声。我理解杨恒均的心情，却并不欣赏他的抗议信。在我看来，陆克雷的判断与种族歧视，尤其是与对中国人的歧视毫无关系。实际上，我相信陆克雷一定很喜欢中国人，喜欢中国文化，并十分乐见中国实现民主。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会做出中国很难实现民主的判断？他的判断是否成立？
今年是中共建国六十周年。六十年前，中共之所以能够打败国民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中国的进步力量和民众都相信中共的胜利能带来公正的社会，带来政治民主。我相信，当时中国的多数知识分子，包括多数中共党员，如能预知后来发生的一切，中共就不可能赢得政权。我还相信，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的中共领导人，也曾深信自己追求民主。中国革命证明，道义上中国人懂得民主高于专制，中国人也不怕为实现民主流血牺牲，那么，为什么中国革命会导致如此巨大的灾难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深陷专制的陷阱难以自拔呢？
我不相信对中国历史的阴谋论解释，也不相信文化决定论。我只知道，我们对自己近代以来的许多历史问题，还没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而只要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不能有诚实和成熟的态度，而是继续停留在刻舟求剑的思维中，或满足于对历史人物的道德批判和对自己道德优越的欣赏，我们就不可能让外国人对中国未来的民主有信心，就不能责怪外国人对中国专制现实的无奈，毕竟中国太大了，改变中国只有靠中国人自己的成熟和觉醒。
当然，陆克雷的文章并非没有问题，问题之一，是他对中国民主前景的判断似乎过于悲观。上世纪两次激进的革命，早已把中国推上了历史的快车，中国实现政治民主的代价可能非常大，而且很可能要让世界也付出重大代价，但未来中国实现民主需要的时间不一定长。
陆克雷的问题之二，就是他对善意的效果似乎期待过高。善意固然重要，但只要有一方缺乏知识和智慧，善意只会导致事与愿违。中国可不是一个普通的邻居，而是一个装了核牙齿、有14亿人口的大国。这个邻居如果太偏执，整个地球村的日子都不会好过。陆克雷当然不会不懂这些道理，但是他更清楚，那些说了既没用，对自己的生意也没有好处的话，最好不要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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