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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发生暴行不久之后，维族人与汉族人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对话。这场对话由在伦敦定居的来自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医生安华·托蒂发起并担当主讲人，在场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留学生各自提出问题。对话过程不乏质疑，反驳，交锋，自然也会有人若有所悟。对话双方都在寻求维汉冲突的真相，真相是什么，对话者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历史偏见和官方话语的思维定势，从而达到真正的交集呢？显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场对话并不容易，但对话进行了下去。对话时间比预定的大大延长。事后我们采访了参加对话的安华·托蒂和邵江，他们都认为：即使在发生严重暴力的背景下，对话仍然是可能的。
作为这场对话的发起人和主讲人，安华·托蒂希望各自暂且撇开乌鲁木齐事件的阴影，到一个更深层的范围探讨产生维汉隔阂的原因。他本人在中国是一名成功的医生，但他为什么放弃了优越的条件，到英国定居呢 ? 安华·托蒂想以个人在新疆的经历，希望与留学生进行更深层的交流。
他在对话会上讲了几件往事；也许在别人眼里这些事微不足道，但在安华·托蒂的心灵里留下深深的印痕。比如他小时候到汉族同学家去做客，听到同学的父亲讲猪是维吾尔族人的祖先。这件事让他无法忘记：“汉族以自己是龙的传人自豪，我怎么成了猪的传人？”
当他在石河子医学院上学时，一次听到汉族同学说“哈老维”体味太重，“哈老维”这一蔑称让他感到汉民族身上深深存在的大民族主义思想。1995年，安华·托蒂到天津肿瘤医院进修。当时乌鲁木齐发生了公共汽车爆炸事件。有位进修医生当着其他医生和护士的面对他说，“我们把你们同化了就好了，同化了你们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这件事使托蒂深感受到伤害。
参加对话的一些大陆来的留学生认为这种个人经验中国大陆到处都有，产生的原因只是由于文化上的差距。还有一些汉族学生觉得少数民族享受特殊待遇，为什么还会不满意呢？安华·托蒂则认为少数民族最需要的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比如允许维族人和藏族人旅行带刀子这件事，既然承认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既然法律规定不能带刀出外，大家就都应该遵守这个法律，这种所谓的对少数民族的优待，包括高考加分，可以生两个孩子的区别对待政策，反而加大了民族之间的裂痕。
安华·托蒂认为剑桥大学的对话还是有效果的，更重要的是举行这样的对话非常必要。他认为大家都应看到将来的前景，一旦中国走向民主，民族之间更需要对话，他认为只有保持对话的渠道，加深互相之间的认识，减少误解，才能避免发生种族冲突，甚或导致发生种族大屠杀的悲剧。
邵江是八九六四时期的北大学生，担任过北高联副主席。邵江认为，从对话看，大陆同学的信息来源大多是官方的版本，对少数民族政策的叙述也基本上是延续官方的说法。以一个旅行者的心态，一种殖民的心态看新疆，有大一统的东西。香港和台湾来的同学则开放一些，比较注重实据和信息的来源。不过，邵江也同意，对话是有必要的，这场对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如果中国国内的朋友们能够对起话来，可能更有效。
这场对话是在乌鲁木齐市发生暴力，造成大量死伤的惨痛背景下举行的。安华·托蒂提出大家在这一艰难的时刻应该忍痛对话，他说自己也是在忍痛对话。他相信乌鲁木齐暴行的真相最终会大白于天下。那么，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持对话的渠道，这就是忍痛对话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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