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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余杰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呼喊：
“还要走多久？”
就这么一直走到殉教的勇士头撞列柱的地方
——师涛《一九九二年的肖像》
《一九九二年的肖像》是诗人师涛诗集《天堂的边疆》中的组诗《与妻书》里的一篇。也许在写作这本诗集的时候，年轻的师涛已经预感到了自己悲剧性的宿命，所以他才会写下这样自问自答的句子。是的，在今天的中国，要选择做一个真正正直的人、善良的人、热爱自由的人，确实需要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如同鲁迅笔下的那个过客，师涛赤足走在荆棘上，鲜血淋漓也不回头。
我是从晓波那里得知师涛被捕的消息的。回家之后，我在网上看到了师涛的弟弟发表的一篇简短的声明，抗议对师涛的非法逮捕，要求还师涛以自由。据一名长沙市安全部门的官员宣称，师涛的罪名与不久前被捕的赵岩一样，都是“泄露国家机密”。这是一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两位弱不禁风、无权无势的文人朋友，能够通过哪些渠道知道那些宝贵的“国家机密”？如果连他们这样的平头百姓也知道了“国家机密”，那只能说明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实在是太不称职了——最应该承担“泄露国家机密”罪名的应当是他们自己啊。
我不知道师涛在那地狱一样黑暗的地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那时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写到过的“没有光的地方”。时间一天天地流逝着，师涛依然没有音讯。师涛那带着孩子气的脸庞在我的眼前晃动着，在理性和情感上我都难以把他同监狱联系起来——他是一个需要田野的诗人，一位需要书桌的作家和一名需要报纸的记者，他能够忍受黑屋子中的生活吗？他会遭遇饥饿与酷刑吗？
我与师涛相识大约有五年了。我还清晰地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九九年的西安。我应一家民营书店的邀请，到西安签名售书并赴几家大学演讲。那时，“有关部门”还没有足够“关注”我，我也还有外出讲学的自由。在书店举办的一个小小的座谈会上，师涛一连提了几个尖锐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会后，他向我作了一番自我介绍：他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后分配到航天部西安庆安宇航设备公司子弟校当老师。他比我大五岁，正是受过天安门学生运动洗礼的一代人。我虽然晚到了五年，却与他有着共同的青春深刻的创痛。我们的生命都因为那场残酷的屠杀而彻底改变了。
当上老师之后，师涛本来想在青年学生中从事基础性的启蒙工作，但他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作为一名政治课的教员，他必须按照课本堂而皇之地向学生灌输谎言。由于对学校里压抑的氛围忍无可忍，由于无法在课堂上讲授自己认定的真理，他从学校里辞职出来，在《华商报》担任记者。《华商报》是西北地区以保守闻名的新闻界中的一个奇迹：这份由私人资本参与运作的报纸，在九十年代末短短两三年的时间，由一份行业小报脱胎换骨成为地区大报。《华商报》向来以大胆著称，也屡屡遭到中宣部的打压，被业内人士誉为“西北地区的《南方周末》”。那天，我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八九民运和中国未来的新闻自由。酒逢知己千杯少，第一次见面，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有那么奇妙：有的人经常见面，却始终心灵隔膜；有的人初次见面，就如同老友一般心灵相通。
这以后，我们之间经常通电话和信件。两三年后，师涛到太原《生活晨报》担任常务副总编，我为他在新闻界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更让我关注的是，师涛在海外网站上一篇接一篇发表的政论文字。这些文字大都是短小精悍的千字文，针对大陆社会的若干怪现状有感而发。由于在新闻界工作，师涛消息灵通、熟悉民情，所以文章如同投枪和匕首，针针见血，招招封喉。我们互相在互联网上交换新作，每每见到对方的新作，还时时打电话鼓励。此时，在互联网上的签名活动逐渐兴起，我起草或者参与的几次签名活动，都曾询问师涛是否愿意参与。这些签名，在中国大陆当下的舆论环境下无一不是“敏感事件”。许多在体制内有身份和地位的朋友一般都婉言拒绝，甚至一些我曾颇为尊敬的老师闻讯也都躲得远远的。师涛却从来都是一口应允下来，他在电话里总是毫不迟疑地说：“把我的名字签在你的后面！”
一年前，师涛来北京出差，我们共同的朋友、小说家老村约我们一起聚会。此时的师涛依然还是白净的脸庞，淡淡的微笑，他的模样不像是北方汉子，倒像是南方的秀才。我很担心他在报社会不会受到压力，他却毫不在乎地说：“我的业务很出色，报社的领导也很开明，再说报社的人都不知道我在外面发表了什么文章。迄今为止，‘有关方面’还没有找过我的麻烦。”他还对我说：“今后凡是你起草的公开信、宣言之类的文字，需要签名的话，如果时间来不及，不必把文本给我看，就直接帮我签名字吧，我绝对信任你。”我的朋友中还没有哪个人有他这样的豪爽。看来，在报社当上了常务副总编，并没有使师涛胆小怕事或者受了招安。此后，我在好几份文件（如呼吁释放蒋彦永医生、呼吁为“六•四”正名、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等）上都替师涛签上了名。师涛在互联网上看到了有他的签名的文本后，多次给我打电话表示感谢。其实，谁也不必感谢谁，因为我们所献身的是共同的事业。
师涛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知道，有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生存同这些鸟儿们没有什么两样：没有安全感，失去言论与呐喊的自由。作为人的高贵的思想被可怕的意识形态牢牢禁锢着。我也知道放弃就等于毁灭，揭穿就等于毁灭，我不得不在这二者之间艰难地存活，呼吸着污染的空气，说着虚伪的话，像个传染病人穿梭在人群中——尽管我已拥有了比别人更大的勇气，但我深深地为自己、为众人的生活方式而悲哀！”师涛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有奴隶的幸福，他却选择了承担自由人的苦楚。这段悲凉的文字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我们这类人共同的感受：我们都是那笼子里的鸟儿，我们都是广场屠杀之后的苟活者，我们又都是生活在一个患了失忆症的民族中的记忆者。师涛多次告诉我，他最好的文章都没有办法在国内的媒体包括自己担任常务副总编的报纸上发表，这让他感到无比地沮丧。他们的报社时不时接到宣传部的电话，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能任人宰割。师涛说，他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说一点真话、发表一点好文章。这种“无能为力感”经常折磨着他。是的，我们不是天生的勇士，不是无畏的英雄。许多时候，我们那么地软弱，那么地孤独。于是，我们开始了写作和言说。我们的写作和言说，并不是想要表明我们有多么聪明、多么骄傲。相反，我们的写作只不过是为了减轻我们的耻辱感，我们的言说只不过是为了捍卫我们的尊严感。师涛是一位温和的书生，他的内心深处充满着这片土地和父老乡亲的爱，他非但不是所谓的“不稳定因素”，相反却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稳定的“磐石”。
那天，是我与师涛被捕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临别的时候，他送给我一盒山西的老陈醋。他笑呵呵地说，这是一种新型的“饮料醋”，很多山西人在夏天炎热的时候就直接喝上一瓶，它在当地比可乐还要受欢迎。他在山西呆了几年，也喜欢上了这种“饮料”。我回家后喝了一口，却差点把牙都酸掉了。于是，我只是在做菜的时候，稍稍加一点而已。每当用到这种山西老醋的时候，我便想起了师涛这位虽然不常见面却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又一位好朋友为了争取自由而失去了自由。师涛失去了自由，但他比千千万万的御用文人更自由——他拥有的是心灵的自由。他是一位失去自由的自由人。长沙的特务不远千里去抓捕师涛，不知道是否因为他的文章触犯了哪个湖南高官，否则懒惰的官员们也大可不必劳神费事、跨省办案了。一个公民突然之间消失了，他究竟犯了什么罪行？他还会被关押多久？一切却依然还是“秘密”——这就是发生在一个开口“人权”、闭口“人权”的国家里的实实在在的事件。我不知道我精神上的兄长师涛被关押在哪里，甚至也无法给他送去一瓶他喜欢喝的山西老醋。充满愧疚的我只好写下这篇短短的文章，也写下“还师涛以自由”的呼声。最后，还是以师涛的诗句结束这篇文章，但愿诗人的预言成为现实：
大地的变迁和死亡的时间
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相关？
我只是愤怒地活着
把握、和解，那临终时刻的最终来临！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九日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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