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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双十国庆都是台湾的尴尬时刻。蒋介石时代，大陆明明已经丢失，中华民国国号明明已被取代，国庆却要大喊反攻必胜，建国必成。蒋经国时代，台湾明明已是国际孤儿，外交明明四面楚歌，国庆还要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李扁时代，两岸分立确定，统独之争跃上台面，国庆又变成检验总统忠诚的重大仪式：李登辉不喊「统一」就是台独，阿扁不喊「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共和国。
国庆仪式如此虚假，源于国家对自己的虚构。孙中山推翻满清、朱元璋推翻蒙元，过去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现在却说成「五族共和」、「五千年历史」。当一个国家只准一个「国族」时，所有不接受国族标准，强调多元主义及「新国族」的人，必然被打成「数典忘祖」、「卖国」，完全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而在「国族」偏见下，历史自动或被迫迎合统治哲学，也属司空见惯。许多立足台湾「唯一国土」，长期漠视台湾史教育的人，现在看到高中历史课本即将出现「台湾史观」（相对的，中国近代史将被编入世界史），马上群情激愤。另一些高谈「五十年家国」，感叹台湾人「海洋胸怀」不够的人，亦是将陈仪放入二二八纪念馆，公然在台湾人最伤痛政治受难殿堂羞辱台湾集体记忆的人。
这种霸道的历史观及伪善的历史责任，对真正该被负责却遭「匿名」的中华民国国民（二千三百万人而非十三亿人），无异另一种「东方主义」。而这些人满口说教的话语，也令人想起海明威《战地春梦》的一段话：「我总是被神圣、光荣、牺牲这些字眼弄得非常疲惫。已经很久了，我却没有见过一件神圣的事，光荣的并不光荣，牺牲也像芝加哥屠宰场的牺牲。」
国家对自己的虚构事涉国家性格。美国学者柯迪维拉的《国家性格》一书更指出，政权性质塑造并决定了国家性格。有华盛顿，才有美国式的总统制。有何梅尼，才有创伤、复仇式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斯大林，才有苏联体制，一旦后继者动手拆解斯大林体制，苏联的崩溃立即开始。同理，有蒋介石才有台湾虚构的大中国体制，必须到后继者完成改革，民主派完全获胜，整个虚构才能正式落幕。
因此，蓝营在今年国庆前夕大唱「中华民国颂」，对抗「台湾地位未定论」，或以「一中各表」对抗「一边一国」，以「捍卫中华民国宪法」对抗「催生台湾新宪法」，表面看似反台独与台独之争，其实也是「反改革」与「改革」之争，「是虚构」与「反虚构」之争，甚至是「绝望」与「希望」之争。
一九七二年国庆，中华民国经历了退出联合国到台日断交的最黯淡一年，我在台湾大学《大学新闻》〈国庆特刊〉社论评析危疑震撼中的两种反应：「绝望的人经常放弃自由，接受摆布，投向一些『错误的偶像』，或寻找卑怯的退路，希望的人却经常选择自由，担负命运，分秒的准备迎接那些正在到来的，和那些在我们生命中未曾出现但还不至完全绝望的，并且随时促成那些『将发生』的。」三十一年后的今天，绝望与希望的纠缠仍未结束，台湾的尴尬时刻当然也仍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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