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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与大众情怀
吴志翔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事物层出不穷、价值意义板块迅速位移的时代，置身于这么一个时代的人们，其社会角色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比如新闻传媒从业者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含混。在传统的理解视野里，传媒从业者很少被视为知识分子，他们往往只是社会声音的简单传声筒，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通俗代言人，甚至常被视为某种恶劣趣味的可笑追逐者。精英知识分子对传媒从业者大多是抱着不屑的态度的。像本雅明这样的思想大师、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以及米尔斯、丹尼尔·贝尔等社会学家，或对大众传媒心存轻贱，即使充分认识到其价值，心态也是相当复杂的。
而在我们身边的文化环境里，诸如此类的论调比比皆是：“一个知识分子戒电视，应该像戒香烟一样，要有决心和毅力。”曾经与媒体有过合作关系的社会学家郑也夫虽然宣称自己被传媒“这个令人敬畏的新的思维王国”所吸引，但他还是借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如此评述自己的经历：“知识分子与媒体的蜜月期是短暂的。”以此来表达身为知识分子的“自我”与传媒角色的疏离。
可是随着社会的演化，随着传媒作为一种话语力量的强有力崛起，对于社会各种进程的介入程度不断加深，传媒人的知识分子属性也得到了凸显，同时更多的传统知识分子加强了与传媒的合作，“知识分子因为传媒的吹捧而出名，因为出名而值得结交，他们不必‘认识’所有的‘熟人’，认识他们的人比他们认识的多得多，传媒无疑成了知识分子在社交活动中的舞台。”然而，几乎每一位严肃思考的知识分子，除了那些极其媚俗的所谓“电视学者”之类，都不会幼稚地只会为自己与传媒的联姻吹呼雀跃。当代最值得重视的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就这样说过，知识分子不应该把传媒从业者看成“同路人”，而是应该“反抗某些编辑的商业兴趣”，“艺术家、作家、学者坚持一种道义准则或一种实际权利，来反抗新闻媒体的崛起。”（布尔迪厄《现代世界知识分子》，载《天涯》，2002年第4期）包亚明也认为：“传媒也具有了炼金术的功能，它可能为知识分子带来个人的‘好处’，但如果稍不留意，知识分子也会沦为这一炼金术的同谋，知识分子与传媒从业人员在血统上的亲缘性是值得注意的。”
但是无论如何，知识分子与传媒的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亲近了，没有人能够无视其存在，拒绝其影响力。尤其是当电子媒体大举兴起后，传媒的思想空间和自由维度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已经有学者认为电子传媒正在重造我们的现实图景，在给我们的感觉重新洗牌。媒体业正在吸引社会上一批思想最活跃、激情最饱满、充满自主理性意识和改善现实意愿的优秀人才加盟其中。如有论者所说，媒体正在成为“第四种权力”。而媒体从业者中一部分最优秀者，已经可以毫无愧色地被称为“媒体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知识分子批判本能更为强旺，对于现实的影响力较诸传统知识者更为深广，也更为有效。下面将从精英意识与大众情怀的角度，就转型中的传媒知识分子的角色特性加以辨析和阐明。
“精英与大众”至今仍然是一对相辅相成的矛盾关系，要真正理解其关系，必须将问题置于当代语境转换的现实之中，即认识到我们正处于一个现代语境与后现代语境并存的场域。大体而言，现代语境是与“精英意识”更有亲和力的，注重“启蒙”和现代性的“立法”，即致力于确立各种价值观等。而所谓后现代语境则更倾向于“大众情怀”，努力消解深度模式，拆解意义的樊篱，追求即时的快乐和浅表的满足——以传媒为载体的娱乐产业、大众文化的生机勃勃即是这种情怀的表现，如今充斥媒体的是一种被虚化的现实：到处娱乐，遍地游戏，满眼“星闻”。传媒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淡化精英意识，凸显大众情怀，就像有的后现代知识分子那样，为此种所谓后现代文化的勃兴大唱赞歌？在那些后现代知识分子看来，传统精英意识的实质是在行使某种“牧人式的和思想改造的权力，目的在于形成并维持一种信仰的优越地位”（齐格蒙·褒曼《立法者与阐释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5页），那种总是居高临下的、占据着权威地位的声音理应被驱逐，知识分子的职能不再是“猎场看守者”，而是“园丁”；不再是“现代性的立法者”，而应该是“后现代的阐释者”。
我不能完全认同这样的观点。基于下文将谈及的诸多理由，我认为传媒知识分子一方面要扬弃精英意识，即抛弃易于形成独断论的居高临下的评判，但必须保留努力确立一些现代性法则的价值立场；另一方面同样需要理性地对待大众情怀，即拒绝为大众文化的恶劣趣味推波助澜，但要充分尊重大众自身的权益，维护其合法性。换言之，传媒知识分子的特性就在于，坚持知识分子精英的悲悯情怀，表达出真正“大众”的声音。
需要扬弃精英意识、甄别大众情怀的理由是：
第一，独断论式的精英启蒙确实已与大众更其隔膜了。独白已经让位于对话，布道已经被众声喧哗所淹没、所嘲笑，一元人格神的威严也被后现代语境中的“众神狂欢”所覆盖。那种启蒙的最初含义是什么？它首先是源自对民众的恐惧，启蒙的存在是以把民众视为缺乏独立思考、判断、行动能力的暴民或愚民为前提的，此种态度当然不足取。一些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大众传媒的排斥本身就说明，他们仍然把民众视为自己的对立面看待，仍在坚持那种孤傲和蛮横的话语逻辑，他们的失落或者抵抗只是其“受伤的情欲”的写真。
第二，但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中仍然有着极为可贵的内核，那就是“悲悯情怀”。精英意识与大众情怀既对峙，又重叠，而重叠部分就是“悲悯”。那是精英知识分子神圣性、高贵性与“大地”的实在性接壤的部分。大体而言，精英意识有“向上的”（趋于神性的、终极价值的）和“向下的”（顺应人性的、现实批判的）两个层面，前者固然有其可取处，但往往显得是傲慢的、自我欣赏、自我封闭的，甚至是自恋的，后者则大体呈现出谦卑的、面向底层、与时俱进的面貌。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明确提出，要寻找中国的脊梁，抬头看帝王将相是没有用的，应该自己“去看看地底下”。从对“精神界战士”的寻找，到对“凶猛的闯将”的期待，最后到对“中国的脊梁”的信心，鲁迅的目光经历了一个从向上仰望到向下搜索的过程，一直到达“地底下”：“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正是这种广大的悲悯情怀和道义激情，与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情怀在更深的层面上互通款曲，并且为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表达找到了一定的合法性基础。
第三，需要精英意识中合理内核的更深层理由在于，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这个国度总体上远没有完成向“现代性”的转型，更没有抵达“现代主义意图的逻辑发展顶点”，对一个社会而言，只有当“理性”、“秩序”、“制度”等“现代性”内核已经坚硬到会划破人性表皮时，“现代性”或许才是应该被超越的，知识分子也就逐渐转变角色，自动出让价值判断和理想建设的权责，不再抱启蒙批判之心。诚如有学者所言：“我们乃是一个总体上仍处于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国度，连‘现代’都还只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美妙构想。在这样一个文化现实国度里，急忽忽地宣告‘现代性的终结’，是不是一种盲动和冒险呢？”在中国，真正的“大众”并不是如今许多媒体的宠儿即时尚人群、“小资”或所谓中产阶层，而是仍然在为温饱问题苦苦劳作着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真正的“大众文化”也不应该是那种装饰感极强的充满了虚荣和自矜的时尚文化。如果传媒知识分子只把眼光盯住这些都市里的浮光掠影，那么他们就遮蔽了中国大众生存的真实图景，置换了仍然充满了沉重和艰难的现实面目，使得一切都被“软化”（米尔斯用以指称中产阶级文化）了，被“庸俗化”了（丹尼尔·贝尔用以批判中产阶级文化），因此，也就与两种力量形成了“合谋”关系，同时染上了当代传媒极易染上的两种毛病：其一是发展了精英意识中“独断”的一面，形成了话语霸权；其二是迎合了大众情怀中的“恶俗”的一面，恶化了现实中的人文生态。所以，兼有经济学者与媒体从业者的何清涟女士认为，在一个充斥着文盲半文盲的国度里，传媒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起其相应的启蒙和批判职能。也就是说，传媒知识分子还不能完全放心地做一个浇灌“后现代花朵”的园丁，在更多的时候，仍需要承担其“麦田守望者”的角色。
我们注意到，上文所提到的传媒与现实两种力量（意识形态力量与恶劣趣味力量）的合流或合谋（或者说成为此种政治力量或资本意志的“雇佣伙计”），已经使传媒弊端显露无遗，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深为人所诟病的“传媒恶势力”。而这种“恶势力”的根源，就在于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媚俗”，而此种媚俗状态，用学者王晓明的话说，事实上已然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媚俗一方面是指媚权。当然我并不认为一切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向都是媚权。另一方面在于媚众。我也同样不认为真正的大众是不应该“媚”的，问题在于一些传媒的媚众姿态背后其实是潜伏着深层的权力结构的，是怀着深刻的阶层偏见的，那个“大众”是被置于这个社会前景中、占据着优势话语地位的“小众”，真正的大众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仍然被“大众媒体”所忽视，淹没于存在的黑暗的荒野之中。更多的时候，大众尤其是其中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比如农民），他们的生存境遇，他们的内心感受，其实还被摒弃于媒体视线之外。
仅举一例：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主持人与重庆开县井喷事故受害者“面对面”时，主持人非得逼问“记不记得有谁去看望过”，受害者表情较漠然，只是简单地说“有地方的有中央的”，可主持人继续逼问到底有什么去看望过，她只得说了个名字。这位号称铁面记者的主持人却不依不挠地把什么领导去看望过、她的感想如何视为自己采访的重点，又逼问：“×秘书长却看望你，你真的没有什么感想吗？”受害者不得不再一次表达自己的那种感谢，不得不再一次地叩头谢恩！而摄像也把镜头交给了那位受害人（她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在事故中死去，她的公公为救她而死去，一家死了九口人），是希望从她眼睛里找到点感谢的眼泪，那种受到关怀的感动。面对一位人为责任事故的受害人摆出一副施恩者的居高临下的嘴脸，逼着一位仍然沉浸在悲痛之中的女人一次次地谢恩，说明了什么？我只能说在这里我见到了当代传媒之恶、之残酷的最集中演示。
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一书中写过这么一段话：“我在一本杂志的头版看到布莱尔（比利时音乐家）的一副大照片，那时他的癌症已经恶化，在治病的医院门口他受到摄影记者的追逐，他用手遮住自己的脸。突然之间，我感到碰到了同样的恶，使我逃离这个国家的正是这个恶。”（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牛津大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孟湄译）这是现代传媒的一种媚俗的恶。逼得一位癌症患者只能以手捂脸，与逼得一位死难者家属叩头谢恩，二者之间，我只能说后者媚俗更甚，欺人更甚。而传媒的此类表现可谓屡见不鲜。比如，同样是许多强势媒体中的从业者，动辄用那种高调的文艺腔、朗诵腔摆出一副抒情或煽情的姿态，而所谓大众（即“老百姓”）一方面被他们当作了一个动听的幌子，同时还被愚弄、被欺骗、被弱智化了。这种媚俗的作派或者“抒情的美学”，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使每个醒悟过来的人都会产生“被欺骗、被戴绿帽子”的感觉。
传媒知识分子应该是既有别于传统自闭且独断的精英型知识分子，也不是只混迹于流俗、对于现存秩序完全认同、竭力鼓吹而缺乏反思的所谓“后现代知识分子”。传媒作为一种新的力量的崛起，对于从业者来说既意味着介入现实的机会，更提出了一种并不轻松的使命。传媒知识分子必须对自身的职责有深刻而健全的认识，从对“精英意识与大众情怀”的清醒理解和辩证扬弃出发，才能避免使媒体力量演变为一种更加不堪的“恶”；才能有效地克制媚俗冲动，召唤人文关怀和道义激情；才能克服话语霸权，重铸担当勇气和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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