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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教芝加哥大学的中国文革史研究学者王友琴，对宋彬彬等人当年的所作所为至今不道歉、不忏悔表示失望。她说，虽然她还未观看「太阳」，但已从好几位朋友口中得知影片的大致内容。为此她与卡玛通了电话，卡玛相信宋彬彬的名字当年是被媒体歪曲利用，王友琴不认同她的说法。
＊「牛虻」故事贯穿全片
「牛虻」的故事文革前在大陆青少年中脍炙人口。故事的主人公牛虻是一个意大利的革命党人，却被他最敬爱的教父（实际上也是他的生父）出卖，「太阳」全片自始至终贯穿了「牛虻」的故事，并在遇罗文、朱学勤等人现身说法时，多次引用电影《牛虻》的镜头。
片中朱学勤提及电影《牛虻》对他的影响，其中最打动他的是牛虻和他的教父在监狱里面那场对话，这时，「太阳」片中穿插了《牛虻》的镜头:「亚瑟(牛虻)对蒙特里尼(教父)痛彻心肺地控诉：你对人撒谎，说对主暴露秘密可以永远保留，你对主也撒过谎，你曾经起过誓，可是你违背了。」
这时镜头拉回朱学勤身上，他说牛虻对教父的控诉，是希望能够促使教父反省，尽管牛虻知道这种反省是不可能的。朱学勤由此想到自己年轻时接受的革命文化，那时最吸引他的是道德美感。当他像亚瑟那样反省自己受的欺骗和愚弄时，「让我想起我的红衣主教，想起我们自己和党文化的关系。」
这时，「太阳」再次出现《牛虻》的镜头:红衣主教背影穿过一道道监狱铁门走向远处。朱学勤也感受到「像亚瑟和蒙特里尼最后告别的时候那种心理感受，我要目送我的红衣主教远去。」
华新民指出，卡玛在电影中，通过牛虻来表现这种受骗后的愤怒，十分贴切地反映了这些高干子女经历了文革后，产生比一般青少年强烈得多的上当受骗被利用的屈辱感。
他说:「如果说电影把第一批的红卫兵比作受骗的牛虻，那么神父自然就是在1957年给青年们戴上『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桂冠的毛泽东。」
卡玛不同意华新民的解读，认为「这个说法未免过于狭隘」。她们完全没有将第一批红卫兵特地比作「受骗的牛虻」的意思，隐喻的其实是整整一代人，因《牛虻》曾影响了整整一代年青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卡玛曾调查受访者，影响他们最深的是那几本书？他们均不约而同提到牛虻，如遇罗文就多次提及牛虻对他的影响。更巧合的是，小说《牛虻》的作者伏尼契是卡玛的曾姨母，「似乎冥冥中有某种神秘的联系」。
影片最后的画面以天安门和毛泽东像为背景，配以解说词：
在无数人心目中，革命已死乌托邦的美景正以新的面貌展现但毛的幽灵仍在徘徊每当人们受到压迫并感到绝望每当异议或抗议被视为非法毛泽东的身影就可能化为希望的象征再次激励人们举起造反有理的旗帜
这是导演别出心裁的安排，一方面引发人们对「太阳为何不落山」(毛的幽灵仍在中国大地徘徊)的思考。另外，整部影片也贯穿了当年的「小太阳」历经理想幻灭、精神崩溃之苦后，觉今是而昨非，重新找到人生目标和关怀社会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太阳」也没有落山。
(转载自世界周刊01-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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