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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思维网 作者：胡键
大众传媒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深深地介入政治活动。政治斗争最初往往是通过媒介斗争表现出来的，因为政治力量主要是通过媒介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展示政治实力的，所以，有时传媒就意味着政治本身。尽管交流活动并不是理解政治及其功能的惟一因素，但交流几乎是所有政治功能得以实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交流——信息流通就成为政治活动中最频繁、最富有影响力的因素之一。正因为如此，尽管信息流量不是政治稳定的决定性因素，但它对政治稳定产生直接的影响。
一、信息流量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政治文化对政治环境如政治体制、政治秩序等有着重大影响，而作为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感情、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的总称的政治信息同样对政治秩序存在着影响。一定的政治信息会产生相应的政治行为，这种行为将对政治环境发生作用。这种相关性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相同的政治环境中，不同的政治信息流量会导致不同的政治秩序。
一般来说，政治秩序是否稳定与政治合法性直接相关。所谓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按照利普塞特的说法，是指“政治体制使人们树立和坚持对当今社会来说现存政治制度最理想的新年的能力”。而让—马克•夸克则认为，合法性就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他们的表达虽然有些不一样，但都强调了测试一个政治体制或政治权力合法性，是看一定的政治环境是否已经培养起一种共同的长期延续的政治文化，即共同信仰的同质文化。政治体制的生命力在于政治力量为维护政治权利而不断地进行各种政治活动。政治活动的频繁性必然导致不同政治文化相互之间产生交流。文化的交流虽可以产生认同，但也可以对原有的文化进行解构，使之分化出具有冲突功能的异质文化。异质文化的冲突性往往会导致合法性危机。于是，政治合法性危机最主要的表现是政治环境中出现一些持非正统观念的政治势力，并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势力发生冲突。而恰恰是从原有文化中分化出来的异质文化的不断发展和繁衍导致了持非正统观念的政治势力崛起，并成为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制造者。
信息流量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也表现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政治社会化既是一定政治文化传播和延续的过程，也是特有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认知模式的形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信息交流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一个人所以在一个社会体系中能够学到关于个人与政治体系的价值、规范、概念和态度，正是因为政治信息在该社会体系里的纵向流动和横向流动；同样，统治者要使自己确立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也需要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即政治信息从权力的金字塔尖向下一直传输到最底层民众。正因为这样，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才说，大众传媒工具对政治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使政治事件引人注目。而政治事件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大众传媒工具促进了政治信息的普遍化程度。政治文化交流越频繁，相互渗透就越深，这也意味着政治信息流量越大，同样，在大量信息的冲击之下，文化的分化也越快。因此，对统治者来说，要维护现有的政治权力体系，那么用自己的政治主张来塑造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同质文化尤为重要。要塑造这样的同质文化，就必须用已经取得的合法暴力来阻滞“不良”信息的流通，因为，减少信息流量就意味着减少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也意味着政治秩序越稳定。因此，为了塑造有利于政治统治的同质文化，权力中心往往把自己注释的一种意识形态灌输下去，决不允许人们自己去寻找或创新。这样，民众只知道服从或赞同，而服从、赞同正是合法性之所在。
用合法暴力来阻滞信息流通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在专制体制下，这种情况是司空见惯的。西方政治学家林茨就曾经指出，威权（专制）体制的特点是政治多元化受到严格限制，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的竞争缺乏制度的保障。而限制政治多元化的源头就是遏制产生政治多元化产生的文化环境，即限制政治信息流通。与威权政治相反，民主政治恰恰需要信息流通。民主意味着公众广泛的政治参与，而公众政治参与的前提是获得相应的政治信息。信息流量越大，公众获得的政治信息就越多，那么，公众政治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也越大。另外，民众对政治广泛参与的前提是，政治参与者必须掌握一定政治系统中担任特定政治角色的知识、技能，并能形成一定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认知模式。而这一切并不能在一个人的大脑中自发地长出来，而是萌生于大量的政治实践活动，特别是形成于与别人的广泛交流之中。而政治实践和与人交流都是政治信息的流通过程。这就是说，民主政治合法性的维持需要更大的信息流量。
综上所述，信息流量对政治稳定有重大的影响，但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说，信息流量越大，政治秩序越稳定，信息流量越小，政治秩序越乱。但可以这样说，在民主政治中，信息流量越大，政治秩序在多元政治力量的角逐中显得越稳定；而在威权政治中，信息流量越大，政治秩序越不稳定。
二、过度控制下的信息低量与超稳定状态下的政治危机
政治合法性是对现有权威的赞同，维持既有的合法性大致有两种方式，即认同性维持和强制性维持。认同性维持就是全体成员对规范的自觉认同；强制性维持则是指在利益冲突之下，权力主体用合法暴力强制社会成员对规范的认可和接受。政治的过度控制实际上就是暴力强制的一种形式。政治过度控制的对象不仅仅是政治系统，也包括信息传播系统，特别是信息传播手段。这种控制突出的表现就是权力主体对大众传媒实施严格的控制，使大众传媒的规模限制在自己能够容忍的范围内。
在封建社会时期，专制统治者都对传媒渠道实行严格的控制，在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者在政治上推行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控制信息的方式，其目的就是蒙蔽民众。在这种情形下，由于信息流通的日渐枯竭，民众的政治追求不可能是参与国家管理，而只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生活。在西欧，封建统治者比较早就建立起了检查制度。近代报纸诞生之后，英国制定了报纸印花税法案，规定报纸不得任意报道议会情况；美国独立战争前的报纸处于殖民者的严格控制之下，不过也有不少“触奸犯科”的记者，但常常遭到迫害。在传媒发展史上诸如此类的情况比比皆是。甚至在当今，对信息传媒高度控制的情况也不乏其例，例如，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由于某些新闻报道超出了美国政治允许的范围，美国就有媒体人士被炒了鱿鱼。
统治者所以要对信息流通渠道进行控制，就是因为信息流通渠道作为信息流动的“河床”也是公众政治表达的渠道。政治表达的普遍性客观上有利于政治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政治权力的公平分配，但对“统治型”政治来说，现有权力结构的维系完全依赖于对权力的垄断，并通过权力垄断来实行信息垄断。“统治型”政治常常是通过权力人为地制造信息不对称，从而来达到永久垄断权力的目的和维持社会的超稳定状态。政治表达渠道的畅通将会激发各种激进的思想和催生各种异质的政治文化，那么，新的政治力量将对过去的“共同利益”产生认同性危机，他们将试图冲破原有的政治秩序和社会规范，并力图构建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和社会规范。所以，对于“统治型”政治，政治控制和信息控制是同等重要的。
政治过度控制必然使信息流通不畅，信息流量减少，社会处于信息饥渴状态，即社会系统中出现了熵。这样，社会成员就会因闭塞而变得愚昧和保守，社会日益陷入停滞。然而，信息越短缺，社会对信息的需求就越强烈，这与市场原则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超稳定的社会状态也并不是稳若泰山、静如真空，即使一点点信息，也会被社会吸纳，社会就会产生猜测和忧虑，而微小的社会变动，就会引起社会原有结构失衡，从而引致社会秩序的分解。
因此，所谓的“愚民好治”，恰恰是政治危机的前夜。古今中外，这样的历史个案举不胜举。秦始皇就明令不允许路人相互打招呼，原因就在于秦始皇害怕百姓在相互交流中议论朝政，从而动摇其实行有效统治的基础。结果，社会底层的自发活动就取代了上层的信息功能，“大楚兴，陈胜王”就成为秦末农民起义“政治动员”的工具。同样，苏联剧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政治上的过度控制和政治信息低量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苏联模式的特点不仅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而且，在政治信息方面实行体制内垄断，使政治生活只局限于非常小的范围内，思想文则实行“拧紧螺帽”的政策，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公开性”之后，政治信息骤然如决堤的洪流冲击着社会，过去的政治冷漠迅速转化成政治“亢奋”，改革也就演化成摧毁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激进运动，而长期实行过度控制的苏联政体一时尚不具备整合众多信息的能力，于是，这一体制最终土崩瓦解。
政治过度控制将直接导致政治信息短缺，进而产生政治神秘感和政治谣言。由于政治对信息流通渠道的过度控制使真实信息在十分有限的流动中不断遗漏，而虚假信息在通过其他渠道广泛传播中不断增加，因此，由政治神秘感产生政治谣言。常言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一般的谣言会让人付出承重的代价，而政治谣言的泛滥则会引起政治恐慌，甚至导致政治动荡。在SARS疫情流行过程中，中国政府就深有体会。应该说，经过20多年的民主改革，中国在政治上已相当宽松，但也难免有极少数人出于个人某种目的，仍然采用过去那种欺上瞒下的手段来对待SARS疫情，结果关于SARS的各种谣言不胫而走，以至于随着疫情的蔓延，社会上因种种谣言和出现的恐慌也在蔓延。在卫生部、北京市等部分直接责任领导被免职后，有关SARS疫情的信息全面公开，疫情和谣言最终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可以说，正是这次SARS疫情使中国政府在信息公开机制方面实现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
三、互联网条件下的信息超量与开放状态下的政治秩序
互联网的诞生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先进技术的诞生，而且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凭借其巨大的技术力量将人类从工业社会带入信息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原有的复杂的社会分层简单地由网络工作者（networkers）、被网络连接者(thenetworked)和被隔离的劳动力(switched-offworker)构成的新型社会结构，并且，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广泛应用，第三种人将越来越少，复杂的社会关系也被简化为连接与被连接的关系。于是，信息就在连接者与被连接者之间自由地流动，而国际互联网为信息流动提供了畅通无阻的渠道。
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交互性、共时性、开放性和跨地域性。这一切都使信息更方便、迅速、及时和跨地域性的传播提供可能。互联网又是一个超大容量的信息库，所有的信息应有尽有，世界各地的各种信息汇集于此，并得到及时传输。所以，互联网时代就是信息时代，由互联网连接的社会是一个信息密集型的社会。
面对互联网条件下超大规模信息流量的巨大冲击，传统的社会控制机制陷入困境，原有的社会控制力被严重削弱。社会控制的有效性在于社会系统具有保护功能。但是，互联网上的信息自由、顺畅的流动，有用的信息往往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特别是由于互联网安全制度不够完善，社会成员的身份信息、个人隐私的信息会通过互联网被大量地窃取，这不仅危及到社会成员自身的安全，甚至危及到整个社会的安全和稳定。所以，互联网的普及，大量信息的加速流动实际上是社会加速变迁的另一种反映，信息流动的巨大冲击力也迅速使原有的社会整合机制分崩离析。在新的社会整合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么，互联网信息的开放性、个性化特点，使网络社会滋生出“我行我素”的原则和“后现代性”的背叛精神，于是，黑客行为、计算机病毒、网络诈骗、网上赌博、网上性交易等一系列问题在新的社会构型中滋生蔓延，并严重威胁着社会安全和政治稳定。
信息不加限制地流动为社会成员的沟通和政治意愿的表达等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信息超量也会对政治稳定产生潜在的危机。这是因为，信息超量将会导致信息污染，而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各种信息垃圾在零成本的条件下在互联网上传输和扩散，从而使网络文明中的人类掉进信息污染的陷阱。信息污染不仅可以导致信息匮乏、决策失误和毒害社会，更严重的是，信息超量使信息的流动多于社会的需求，社会机制将难以容纳和承受。在过量信息的冲击之下，社会将产生恐慌和不安，或者对过量信息所反映的现实产生冷漠感和逆反心理，而这种冷漠感和逆反心理则是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
以上是从国内层面来看的，再从国际层面来看，互联网为某些信息强国推行信息霸权提供了便捷的技术手段，因此，信息流量越大，对信息弱势国家而言，政治越不稳定。因为，互联网为信息流动提供了流动的“河床”，但信息之所以流动，则是因为信息存在着位势差。处于信息流上游或源头的是少数发达国家，而处于信息弱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处于“信息流”的下游。信息正像河水，也是从高处向低处流动的，即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这就是信息流动的不对称法则。这种不对称性使某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行自己的“民主观”、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窃取或销毁他国信息等开辟了便利的渠道。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大量政治信息流的冲击之下，原有的社会秩序将迅速陷入严重的失序状态，使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控制不得不寻找新的途径。因此，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过量的信息流通特别是对发达国家信息进入的放任将严重影响这些国家为经济建设做出的努力，破坏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并对这些国家的政权造成动摇。
四、转型期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思考
社会转型往往被人们用来描述一个国家体制的重构，这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社会转型也包括技术的发展和变迁。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进，晚清中国社会开始在西风美雨的冲击之下，也开始进入前所未有的历史社会转型期。这一过程延续了100多年，但它却是以技术变迁开始的。正如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所说，“中国人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进而‘中体西用’，进而自由平等博爱，进而民主和科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认识世界同时又认识自身，其中每一步都伴随着古今中西新旧之争。”这些争论不仅反映在社会“转型”的目标模式上，而且最初主要是反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技术”与“体制”谁为主的问题上。尤其是在19世纪70—80年代甚为流行的“中体西用”之说，则更表明当时中国社会转型更注重“技术”转型——引进西方社会学说和先进的科学技术。
当今中国社会也处于转型时期，不仅体制要转型，即从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向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而且也包括技术的变革，在这里特别指互联网技术在中国的发展。迄今为止，人们关注的焦点仍然是关于体制转型对政治稳定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关于技术变革对政治稳定的副作用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对这方面的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然而，由于中国从1994年就接入互联网，随着各种“上网工程”的实施，中国社会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信息流量也前所未有地增加，这样，强大的信息流给体制转型中的中国政治发展增加了复杂性，因而，我们不能不对互联网条件下如何维护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进行深入研究，并认为中国应在以下方面予以重视。
首先，加强信息传播方面的立法，确保有益信息流通顺畅，同时，也使打击传播虚假信息、有害信息、黄色信息和各种各样的黑色信息的行为有法可依。当前，互联网是信息传播的最主要的手段，而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还刚刚开始，不仅相应的规范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而且，网络信息的传播更没有自律机制，因此，加强立法，建立网络信息传播的法制环境，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尤为重要。依法治国同时也包括在步入信息社会后要依法治网。
第二，增加信息特别是政治信息的透明度，提高政治决策的公共性，消除政治神秘感，杜绝各种政治谣言。当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促使决策不再仅仅在极少数人的个人偏好和价值取向上，而必须尽可能建立在广泛性和公共性的基础上，即要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并使这些意见中的合理成分在决策内容中的到体现。而决策公共性的前提则是政治信息不是单向流动，而是有一个信息反馈机制，使上层的信息流出后能够得到基层公众的信息反馈，从而实现信息真正的交互性和双向流动。这样才能提高政治透明度，消除政治神秘感，使政治在信息交互流动中实现稳定。
第三，实行信息公开和提高信息透明度，并不意味着实行信息的完全自由流动，也不意味着信息流量越大越好，而是适量的信息在有约束的条件下顺畅流动，这样才能保证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稳定。
第四，加强国际合作，提高对信息流通渠道的管理水平。对信息流通渠道特别是对互联网的管理，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因而，中国的信息化工程是十分脆弱的，防御信息攻击的能力也非常有限。有益信息一旦受到有害信息的污染，受损的将不只是信息本身，可能将危及社会安全和政治稳定。因此，在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中，借鉴其他国家这方面的经验，以提高中国的管理水平。
加强国际合作也包括反对信息霸权，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政治经济发展的南北差距也反映在信息化水平上，具体表现为“数字鸿沟”，换言之，信息富国与信息穷国的“数字鸿沟”正是它们之间“经济鸿沟”的结果，反过来，信息化水平又进一步拉大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由此可见，互联网不仅没有在国际社会形成“相互受益”的权力格局，反而阻碍了原有权力关系的变革，使现实的权力结构进一步“固化”。这种信息化水平的不平衡性决定了信息流通方面存在着不对称性。某些发达国家正是利用这一不对称法则来推行信息霸权，来实现政治控制和文化渗透。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信息弱势国家，反对信息霸权，大力倡导实现全球信息资源共享，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这对维护中国政治稳定是刻不容缓的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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