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安门运动15周年前夕重温一下改革前十年的历史，很有意义。

有一位年轻的教授在一篇文章里感慨系之地写道：“八十年代和现在就不一样，那时候知识份子齐心协力地把自己奉献给改革大业……”。真是这样吗？如果是，1989年的失败就不好解释了。

自由是显然扩大了，虽然并没有法律上的保障，随时可以被收回。这就出现一个如何对待那自由的问题。要到1989年黑暗重新降临到中国以后，在观察海外流亡者的表现时，我才想到这一点。后来又悟到，它又和黑暗何以会再次降临到我们头上不无关系。自由的幅度也是因人而异的。看你所从事的职业，再看你自己的态度。新闻行业，由于和事实、以及事实的公开打交道，就寸步难行了。然而只因有了胡绩伟和王若水，那时的《人民日报》就能够走在自由化的前端。搞理论的也很难，概念不能含混，写出来的话犹如板上钉钉，毫无周旋余地。但是写小说的就不一样了，头一个，大老爷群里看小说的人就不多；第二个，它写的是假事，不涉及老爷们的是非。所以，小说家是1978─1989期间中国写字人中间最自由的人群。也确实出现了不少好作品。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锺的故事》，写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写两位英雄冒死拯救人命的事，到了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恐怕仍然属于禁区吧。然而张一弓就用他的笔硬是把当时享有的自由给撑大了！可是年龄相仿的作家冯骥才却做了相反的抉择。写完《啊！》（文革中间的悲喜剧，很不错，还得了奖），却忽然转过身去写起三寸金莲和武侠小说了。聪明过人的作家还能让你看不出他的转向，甚至还能在一边给当权者帮忙、同时又教你觉得他似乎还是个伟大作家和“异议分子”呢。王蒙就有这个本事。

1979年初，某些1957年的受害者刚刚告别悲惨命运，就开始分道扬镳了。也难怪惊弓之鸟心态难改，四人帮刚倒，华国锋就说过“希望某些知识份子不要逼我们再搞一次反右派运动”云云，1981和1983年又有两次不成功的尝试，不放心是不奇怪的。

何家栋属于那种不知悔改的一派。他是1957年在工人出版社负责编辑我的第一本书的人，《内部消息》就成了他非当右派不可的罪状。我出了名，他遭了罪。替别人扛十字架，也是不知改悔。我们阔别二十余年重逢时，谈得最少的就是那些年的经历，你说怪不怪？他一口很重的乡音，现在仍不时在我耳边响起，我仔细追想过，再没有一个别人的口音和音色那样不断向我耳边飘来了。很熟悉，却不知是哪个省的方言。河南？安徽？这也奇怪，我怎么就没问他是哪个省出生的人呢？那是因为我们关于私人的事谈得太少了？

子明和军涛他们从事的那些事业，我就是从老何那里听到的。方式温和，从文化着手而不直接介入中共党内政治斗争，但对于社会和未来的影响却可以是根本性的。而且，也是以合法方式尽力把现有的自由“撑大”。我很赞赏，但又担心敌对阵营里好事之辈不会不盯住他们。但是尽管如此，却绝未想到有一天这哥儿俩会双双坐进大牢，被定为天安门运动的“黑手”！

那个时期我多在外省跑来跑去，和家栋不可能接触很多。只知道他很忙，但并不见他发表多少东西。那时知识界很多人对于自由的理解，首先就是发展自己，而不是自由加大了自己的责任；因而那发展就往往是个人地位和知名度的抬高了。无论埋头写作或翻译，开会、演讲或出国访问（这已经占去了大部时间，不再接触社会了），或者在政治上搞声势而不求实效甚至不顾后果，都是为了个人。家栋和这一切都不沾边。多年后才得知，他也有自己的“主义”，那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而能自得其乐。要到去国十六年以后，我才从高瑜的文章里获知，原来五十年代首位畅销书《把一切献给党》，六十年代因被认为“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而造成牵连上万人大冤案的《刘志丹》，家栋都是写手。在外国，那是要和作者分享名利的。家栋也分享了，那是在作品遭灾的时候，如《刘志丹》，但作者扬名天下，各种好处就没他的份了。他从来不说他在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里扮演着什么角色。经他介绍，我认识了罗点点，也得到了她的第一本回忆录。那本书，有老何写的序。还有为刘少奇平反由其子女们回忆、轰动一时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也经过他的手。但是他没说，因此很少有人知道。

在先锋青年看来，这就是迂腐了。好像只有前朝遗老才会如此执着于那些古老的价值。但是追寻起1989年惨败的原因，从林彪之死到八十年代末，中国人抛弃得太多、而真正应该否定的东西又没有否定，恐怕不能排除吧？也只有这样，倡导1979-1989年精神大逃亡的精英们才能够心安理得。军涛在狱中绝食抗争时，我们曾到华盛顿中国使馆门前游行。开了四个小时的车，到那里一看，连我们一行六七人在内，人数还不到十五人！这还算什么“示威”，分明是示弱了。但是留美学生及其家属因六四流血而拿到绿卡的不下十万余人哪，我每逢这种场合就不禁要向他们喊话了：你们的良心何在，百分之一的人出来站站脚助助威也好啊！

1988年迈出国门时，我六十三岁，还把自己列为中国第二代人。现在，我和家栋，已经属于中国最老的一代人了。我这些年在海外，悟出两个道理：在今天的中国，个人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这个作用又是别人不能代替的。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我能体会家栋的焦躁心情：在舆论界，自由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1988-89年，他和高瑜、军涛能在不到一年中间把《经济学周报》办成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不相上下的报纸。现在连和李慎之先生合作那个时候的条件都没有了。　

“在海外刊物上发表，或出书不是也很好吗？”他不以为然：他看重的是自己的思想在国内发生影响！这就是十五年来中国的倒退在一位思想家身上的反映。家栋这一生被剥夺的时间比我还要多，我能够理解他的心情，他担心时间已经不够他完成他人所不能替代的使命了。但他已经完成了两代思想家的链结，这是最值得庆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