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


一个月前﹐一个叫威廉.辛顿的美国老人在麻萨诸赛州的一家养老院里告别了人世。这个美国老人其实有一个中国名字叫韩丁。他的一生更多地是和中国而不是美国联系在一起。他曲折的人生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革命的兴衰。

韩丁于1919年出生在芝加哥。他十七岁时单身一人前往远东闯天下﹐先在日本﹐后在日本占领下的朝鲜和中国东北﹐靠洗盘子为生﹐并为一家英文报纸写过一些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回到美国﹐当过码头工人。在那段时间里他读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这本书不但让他了解到中国革命的情况﹐而且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1945年韩丁回到中国﹐在美国战争情报署工作。当国共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时﹐他有机会出席一些新闻报道活动并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相识。这是他第一次直接和中共领导人有接触。1947年韩丁在联合国救济署工作﹐负责把美国捐赠的拖拉机交给中国人，并教他们如何使用。当他在工作中看到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时﹐他出于义愤离开了国统区﹐来到了共产党的解放区。

在中共的解放区﹐韩丁看到了不同于国统区的新气象﹐这就是廉洁的政府和高昂的政治热情。韩丁被这种新气象所感动﹐认为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决定留在中国﹐为中国人民服务。当联合国救济署结束了在中国的工作时﹐韩丁没有和其它工作人员一起回美国﹐而是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土改工作队﹐来到山西省长治市附近的长弓村﹐从那以后一直到1953年﹐韩丁一直用自己的外语和技术知识为中共革命服务。

1953年﹐当朝鲜停战协议签字后﹐韩丁回美国探亲。他并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17年。当时美国正处于麦卡锡主义时期﹐凡是和苏联﹑中国有关系的人都受到怀疑﹐有的受到迫害。韩丁和中共的关系使他一进入美国海关就成为联邦调查局审查的对象﹐他随身携带的全部日记和手稿都被扣留。此后韩丁没有被允许离开美国回中国﹐也没有美国的文化教育或者新闻机构愿意雇用他﹐他只好靠务农为生。

但是美国毕竟是一个崇尚个人自由﹑反对政治迫害的国家﹐在没有证据表明韩丁回美国是为了收集情报和从事政治活动的情况下﹐韩丁的人身自由只是受到限制﹐并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迫害。当麦卡锡主义被美国人拋弃后﹐韩丁不但有在各种场合宣传他所看到的中国的自由﹐而且一直向美国有关当局追讨被扣押的文稿﹐直到这些文字材料被发还给他为止。当韩丁收回这些文稿后﹐他写了一本反映中国50年代初土改的书﹐题目就叫《翻身》﹐初版于1966年。六十年代在美国是一个很矛盾的时期﹕一方面那是冷战年代﹐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反感在美国社会是很普遍的﹐但另一方面﹐那又是一个新左派思潮活跃的时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是很时髦的﹐因此﹐韩丁的这本为中共革命叫好的书在这些人中很畅销﹐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多美国大学生了解中国革命的必读书﹐而且有十多种语言的版本。一些国家的左派人士还把书中的情节搬上了舞台。

七十年代初﹐经过多年的与世隔绝﹐中共开始有限度地邀请西方人士来访问时﹐周恩来向韩丁发出了邀请。从那以后一直到1989年﹐韩不但多次访问中国﹐而且化了很大的财力和精力帮助他曾经参加过土改动长弓村脱贫。

人们或许会想﹕这样一个对中共革命忠心耿耿的美国人﹐理应和中共善始善终。但事实完全相反。我们下次再接着介绍。

我们上次说到在相隔了17年之后﹐韩丁在1973年又回到了中国﹐并在周恩来等人的帮助下回到了他20年前参加土改的山西长治的长弓村。尽管当韩丁留在美国的时候﹐中国已经经过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灾难﹐韩丁对中共革命的理想主义热情并没有减退。在他眼中文革时代的中国虽然贫穷﹐但却代表了人类社会的理想。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素材﹐韩丁在1983年又出版了一本书﹐题目叫《深翻》﹐深浅的深﹐翻身的翻。这个题目有两个意思。第一﹐它取的是韩丁的成名作《翻身》的谐音﹐说明它是前者的姐妹篇﹔第二﹐它写的也是长弓村发生的变化﹐不过是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是比土改更深刻的变化﹐所以叫“深翻”。在韩丁看来﹐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不但解放了中国农民﹐而且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共同占有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农业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个体农民学会了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这是几千年来从没有过的变化。农民被改造成了一心为公的新人。

当韩丁这本为一大二公唱赞歌的《深翻》问世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告别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制度﹐个体农业随着承包制又回到了农村﹐这是中共政权迫于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的现实而不得不对农民作出的让步﹐而这一步一旦迈出﹐要再回到老路上就不可能了。但在韩丁看来﹐这个变化是倒退﹐他为土地重新分为小块而惋惜﹐把承包制叫做"面条式经营"﹐意思是说原来由生产队集体耕作的大块土地现在被分得七零八落﹐象一摊面条。他还认为这种经营方式只会鼓励个人追求个人利益﹐而不是象在人民公社制度下那样为集体着想。随着中国改革措施的不断出台﹐韩丁对中共政权在经济上对毛泽东时代的否定越来越反感﹐对毛泽东时代越来越怀念﹐并说邓小平领导下中国从社会主义走向了资本主义。1993年当中共一些老干部聚在一起几念毛泽东生日一百周年时﹐韩丁跳到台上大唱毛时代的老歌《南泥湾》。他还为美国的左派刊物《每月评论》写了很多文章﹐批判中国的现实﹐尤其是贫富分化﹐从而为毛泽东时代辩护。

韩丁虽然很左﹐但他谴责邓小平镇压"六四"民主运动﹐并不认为这场运动是西方企图推翻中共统治的阴谋﹐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结果。这和中国的很多左派不一样。"六四"运动的前后韩丁正在中国﹐中共颁布戒严令之后他很关心事态的发展﹐曾经开车到北京郊区察看军队推进的情况。

到1995年﹐随着中共政权的日益腐败﹐韩丁对这个政权彻底绝望了。当时他的第？任妻子在蒙古为联合国的一个援助机构工作﹐于是韩丁离开北京﹐来到乌兰巴托﹐帮助那里的农民发展农业技术。他把自己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农场发展起来的蔬菜种植技术介绍给蒙古农民﹐取得了一定的收获。

纵观韩丁的一生﹐可以说他虽然在中国农村生活了很长时间﹐但从来就没有对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的现实有全面的了解﹐他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纯粹是建立在乌托邦理想主义的基础上。但是值得人们敬佩的是﹐他不象西方很多口是心非的左派﹐他们在口头上赞美共产党社会﹐利用他们和共产党国家的特殊关系为自己在学术界﹑新闻界和文化界谋私利。而韩丁不但为这个政权说话﹐而且愿意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为农民服务。他的《翻身》和《深翻》虽然给很多西方读者供了不真实的情况﹐但这并不说明他是在有意误导读者﹐这和那些拿了中共的钱﹐用中共提供的材料来写中共所需要的文章的外国人有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