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斜阳数过人——从苏轼到王怡

刘路

中国的文人中,我独爱四川的,四川的文人,古代的最爱苏轼,当代的偏爱王怡。独爱也好，偏爱也罢，标准不过是萝卜白菜。如果硬要我说出来，那就是他们身上体现的独立的人格魅力。

苏东坡先生虽然是文艺全才，诗、文、书、画无所不通，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的画不如字，字不如诗，诗不如文，文不如词。词的数量也不是很多。根据文学史上的一般评价，相比屈、陶、李、杜，东坡先生的文学成就好像还要略逊一筹。

表面上看，他忠君爱国，满怀抱负，学优而仕，谨守儒家思想，与李白、韩愈等士大夫也没有什么不同。但他诗文中所表达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那种出世思想，已经不是“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阮籍）、“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陶潜）那样对具体的政治恐怖的恐惧，而是对整个人生、社会、宇宙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感喟。一种清醒的生命意识，且看他的词：

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饮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夜来风雨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纹彀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求超脱而未能，使苏轼出儒家而入佛老、谈世事而作玄思，诗文呈现一种朴实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超脱俗世、羽化而仙的独立意识、豁达情怀，达到了一种“彻悟”的哲理高度。这正是苏轼诗文的魅力所在。

苏轼最让人心折的是面对政治诬陷、面对文字狱的那种不屈、豁达的人生态度。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十五日，早朝。御史台三名谏官何正臣、舒亶、李定一起发难，向神宗皇帝弹劾苏轼的《湖州谢表》“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舒亶还举例说：《苏子瞻学士钱塘集》里面的诗，谤讪朝政，讥讽臣僚，怨恨皇上，包藏祸心，毫无人臣之节。陛下圣明，发放现钱，本是以业贫民，可他在《山村五绝》中，讥讽道：“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他在《戏子由》诗中，则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严厉禁止平民贩私盐，他却攻击说：“岂是闻诏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他在杭州、密州、徐州所作的诗，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不以讥谤为主，传播甚远。微臣以为，虽使其万死，不足谢圣主圣时。

舒亶引用的这些诗文却是中国科技史时上鼎鼎大名的大科学家沈括提供，苏轼于沈括曾经共事，苏轼通判杭州，沈括来访，二人游西湖，访名山，唱和诗词，心无芥蒂的苏轼把他当成好友，无所不讲，有求必应，谁曾想到当年好友笔录自己的诗文如今竟成了诽谤朝廷的罪证！

与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中承李定乘机落井下石，他说：“苏轼在应试举对时，即已有厌弃变法之意，对一切变法措施，皆进行诋毁，讪上骂下，伤教乱俗，莫甚于是。苏轼种种倒行逆施，法所不容。陛下圣明，敢乞圣裁。”

三名谏官一齐揭发，言虽夸张，却也不无实情，朝中大臣明哲保身，无一认为苏轼说好话，事已至此，对苏轼颇有好感的神宗皇帝也只好下令将他逮捕入京。

苏轼得知捉拿自己的公差已到湖州，心里开始惶惑不宁，那个时代，皇帝派人到地方捉人，一般都是重罪死罪，他对公差说：“下官自知心直口快，多方激恼朝廷大臣，今日必是派大人前来赐死……死且死矣，请容下官与家人诀别。”

公差说：“尚不至于此，不过要带大人进京。”

送别的地点在湖州城外，太湖岸边。太湖浩渺，浪涛滚滚，白帆点点。遭此巨变，夫君生死未卜，妻子王氏已哭成泪人，苏轼说：贤妻休哭，当年名士杨朴不愿做官，被真宗皇帝派人捉到京城，临行时杨妻吟诗送行：“且休落拓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会断送老头皮！”老婆，你就不能像杨妻那样，也吟一首诗给我送行吗？

面对生离死别，苏轼的幽默、豁达，让妻子王氏破涕为笑。

这就是文学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后来苏轼死里逃生，被贬黄州，当地太守以地方特产笋烧团头鳊鱼招待，苏轼一尝，鲜嫩滑润，清淡爽口，满口鱼鲜，别具风味。东坡先生本来就是美食家，流放之地吃到如此美味，不由诗兴大发：

自笑平生为口忙，
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廓知鱼美，
好竹连山觉笋香。

太守连称好诗，东坡接着吟：

逐客不妨员外置，
诗人例做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
尚费官家压酒囊。

刚因讥讽遭贬斥，又遣牢骚入诗酒。陪客官员面面相觑，举坐皆惊，苏轼却呵呵大笑：醉梦之语，口不择言，在下不过自我解嘲，与尔等无干。

特立独行，生死不计，嬉笑怒骂，直抒胸臆，这就是苏轼，中国古代大师级的文学巨匠，同时也是一位罕见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

千年易过，大师难期。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有幸读到了王怡。

王怡，一个年轻的网络作家，青年思想者，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也是川人。
如果说苏轼以文才行世，思想到在其次，王怡则恰恰相反。王怡文采瑰丽，文章繁复绚烂，词采翩若惊鸿，在互联网上常常是标题飘红，跟贴者云集。但王怡文章却是以思想性骄人、悦人。他总是能从常态中发掘荒诞，在借喻中宣示真义。他的两部著作《载满鹅的火车》、《不服从的江湖》都是这类作品。

王怡首先是个自由主义者，他视自由为最高价值，国家、民族、社会主义这些大词常常是他警惕的对象。他甚至认为：“自由不但是我们服从法律的理由，自由也是我们承认国家的理由。这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没有自由，国家一钱不值。”

他反对主流意识形态对国家、民族的神圣化，认为它们都起源于个体的自然权利，没有后者的让度，前者就是去了存在的基础。王怡批判长期以来被学界溢美的由霍布斯和卢梭推向极端的“社会契约论”，他说：“社会契约在他们那里，不过是在上帝退场之后为民族国家重新加冕的理由。有了这个理由之后，就过河拆桥，把作为其起源的自然权利扔掉了。康德几乎全盘接受了卢梭的思路，认为国家主权至上。主权就算滥用，个人也必须容忍。在这种思路面前，社会契约就是一个套。你一进去就出不来了。国家、主权和法律，都以社会契约的名义出现，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就被神圣化了。没了超验的个体权利，民主和法治就被虚构为一种盲目的信仰。国家、法律和民主，都可能因此成为自由的敌人。事实上，这一条思想的路上，两百多年来充满了独裁者和极权国家。”王怡认为：“政治哲学上的社会契约论必须与作为契约论前提和超验基础的自然权利相结合。否则如果将社会契约本身神圣化，就会导致国家主权至上，而国家主权至上的实质就是从自由主义退回到民族主义，最终退回到极权主义。”

这种批判的学理蕴含和逻辑穿透力，彻底颠覆了国家神圣、主权高于人权的价值判断，戳穿了民族主义藏在崇高、宏伟、壮烈、激昂等大词后面的虚弱内核。

王怡强调个体权利的先验性和神圣性，他说：“宪政的本质并不在一份少数服从多数而形成的宪法，如果不将个体的权利与自由置于宪法之上，就没有宪政可言，也没有法治可言。所以在我看来，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的效力和重要性远在联合国宪章之上。它是联合国体系的自然法基础。如果没有人权公约，联合国在我眼里同样一文不值。联合国就不过是个盗亦有道的分赃会议。”

他几乎对所有主流意识形态强加给我们的观念都进行了颠覆。

对动辄以人民名义发言的现象，他讥刺说：“不要动辄划分好人和坏人，人民和敌人，因为对未成年人来说，产生最恶劣影响的，不是暴力，而是对暴力的命名。”

谈到私产保护，他认为：“每一项私有权力都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排斥，乞儿的破碗与国王的王国是平等的，是彼此不能侵入的禁脔。”“国王的权力至于我的鼻尖。”

因为学历背景的缘故，王怡虽说是自由主义者，致力研究的却是宪政民主，他对宪政的研究成果堪与国内顶尖级学者媲美。王怡不做书斋里的学者，虽然他有许多条件和机会成为教授、博导。比起成名成家，他更愿意在互联网上“兴风作浪”，推进他所倡导的“民权运动”。孙志刚事件，王怡撰文呐喊，“唤起网众千百万”，换得恶法被废。文字狱兴，王怡拍案而起，“愿陪朋友坐牢，”挣来相当的言论空间。王怡的独立意识，决绝的不合作态度，也使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网下有关部门长期“关照”、骚扰，网上屑小丑类骂声汹汹，在单位被停课停薪，别说教授，连讲师也当不成了。苏东坡虽然被抓去坐牢，但皇帝老子总还给口饭吃（安排黄州副使），王怡却只能靠稿费生活。有朋友说，如果生活在大宋，王怡岂不要饿死？
　
但是，互联网时代，王怡没有饿死，反而活地自由、潇洒、滋润、快活，他不需要像苏东坡那样写“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暗愚自亡身”诗句祈求活命，反而可以在单位断粮的情况下凭着自己独立的思想者的魅力和惊人才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张扬个性、捍卫民权，拜互联网之赐，他的文章不仅流行网上，虚拟社区里“有井水处皆颂柳词”，而且传统媒体也是一纸风行。他的思想不仅能够启蒙时代，而且能赚来银子，养活自己和妻子。

信息时代，思想独立有了的生存空间，这是思想者王怡的幸运，也是作为读者的我们的幸运。

2004年9月3日于青岛

——关天茶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