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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霖
林昭的遇难，我也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初以后才知道的。我儿子罹难后，我的一些在京的同窗好友纷纷前来看望我、安慰我。这样，消息也就传到了我的一些外地同学那里。不久，一位在外省任职的老同学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信上的话语不多，却附上一份厚厚复件，是几年以前发表在《民主与法制》杂志上的一篇署名文章，篇名为〈林昭之死〉。我这才知道，林昭原为北大新闻系学生，一九五七年因同情“右派”同学而获罪，也被戴上“右派”帽子。五八年北大和人大的新闻系合并，林昭也就随北大新闻系的师生一起转到人民大学城内分部──东城铁狮子胡同有号校舍（人大新闻系所在地）。她因患肺病，被“特准”安置在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当时我们作为人大新闻系学生，住九楼宿舍，而林昭则独自一人住在九楼楼梯下的一间小屋里。可是在一个楼里同住两年我却一无所知，即使搜遍了记忆，也毫无印象。
又过了一些时候，我的那位在外省任职的老同学趁来京之便来看望我，我不无自责地询问起林昭的事。那位宽厚的老同学大概是不忍心责备我吧，只是随口说了一句：“你当时也许不会注意到她。”接着他又说：“我们这些‘老右’与林昭都很熟，大家都钦佩她的才华，都叫她‘林妹妹’……。”
我一切都明白了。当年，我同林昭虽然同住在一幢宿舍楼，却生活在绝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我生活在一个用所有一切美丽谎言堆砌成的“阳光灿烂”的虚幻世界里；而林昭，以及我的那些“右派”同学，则是生活在一个被谎言挤压得几乎暗无天日的世界里。然而，这另一个世界是真实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们，虽然备受摧残，却仍保留着人性的本真与美好，保留着人类的同情与爱。我不想用幼稚、单纯这类词语来为自己辩护。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会有所追求，想有所获得。在那个年头，书念得不多，运动却不少，如果能被领导封上一个“积极分子”的头衔，那就是一种梦寐以求的荣耀。为此，他会心甘情愿地“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做“党的驯服工具”。他会以一种愚蠢的高傲和可怕的冷漠，去对待那些朝夕相处却有着另一种追求的同伴，会在这些同伴受到伤害的时候，心安理得地从他们身旁走开，甚至会投之以一种轻蔑与嫌弃。而他这么做的时候，他也许会觉得他自己是在实现某种“崇高”的理想，却不会想到这是在制造一种罪恶，在毁坏一种文明，在戮杀自己的人性和良知。
我要感谢我的那位老同学，他让我知道了林昭在人大的一段往事。这使我从生命的麻木中苏醒过来，这种苏醒是痛苦的，但惟有这痛苦，才会脱去自己身上的枷锁，才会发现真实的自我。对我来说，这是灵魂的一种救赎。那是在我儿子刚遇难不久，我正承受着痛苦的折磨，徘徊于生死之间。我急切地想更多地知道一些有关林昭的事情。我想，我也许能从这些同代人的苦难中，寻找到一个生命的支撑点和活下去的勇气。但是，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没有找到可以进一步了解林昭的更多文字数据。
一直到前不久，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一本书里读到了林昭妹妹彭令范女士回忆她姐姐的文章。我这才知道，原来我与林昭在中学时代还曾就读于同一所学校──苏州景海女师附中，只是她比我高四班。一九四七年春，我离开上海的中西附小随家到了苏州，未待小学毕业便考入了景海女师附中，这所学校与上海的中西女中属同一教会所办，在当时的苏州也是一所有名的学校。一九四九年林昭高中毕业离校投身“革命”时，我还在读初二。三年后，我辗转到了北京，参加了“革命工作”。五六年，我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而林昭则先于我考入了北大新闻系，之后又转到人大新闻系。然而，我和她虽然从同一所中学出发，最后又汇入到同一所大学，命运与境遇却截然不同。林昭是在人民大学一直待到我毕业以后才由她母亲接回上海家中养病的。在上海，她又因与一些“反叛者”的交往而被控犯有“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逮捕入狱。在狱中又因“拒不服罪”而加刑，受尽了非人的折磨，终至被处决。那年她才三十六岁，终身未婚。这些年来，我到处托人打听林昭墓葬之所在，一直到去年才得知其墓葬的大概下落。据说是她当年的一些新闻系老同学集资修建的，地点就在她家乡苏州的郊外；说是墓，却无尸无骨，仅安放了死者的一缕头发和一些遗物而已。
今年清明节前，我和我先生寻找了很多地方，终于在苏州城外灵岩山麓的“安息公墓”找到了林昭的墓地。在一丛翠柏树荫下，一块不大的墓碑上写着“林昭之墓”四字。生卒年月：一九三二十二十六至一九六八四二十九。墓碑的背面镌刻着林昭的一首遗诗：“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他日红花发，认取血痕斑。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我默默地凝视着散落在墓碑上的斑斑苔痕，心里不免产生一种世事沧桑、变幻莫测的悲凉之感。似乎一切都结束了，又似乎一切都还没有开始。我想，如果林昭能活到今天，也许不会有当年那样的乐观；如果她地下有知，一定会无法放下那背负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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