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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 总第479期
1日上午，我院以“改革面临挑战”爲主题，在海口举办了第四次改革形势分析会。迟福林执行院长主持会议，来自北京有关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以及地方政府的20余名专家学者和官员参加会议并发表意见。现将与会部分专家的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孙立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中国已出现强弱分野的阶级对立
第一，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在这几年发生了变化，未来几年可能遭遇挑战，需要做出安排，这是重点考虑的一个方面。
首先，社会分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两个越来越大的集团，即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强势集团大体包括权力的拥有者和上层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一个集团，并已基本形成稳定的联盟，这个联盟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另外一个社会集团：弱势群体，包括农民、下岗职工等。由于这样一个基本格局的形成，使得我们对一些基本问题不得不放在这个格局当中去考虑。
其次，这种格局趋势已基本定型化了。改革是一种利益调整的过程，但最近几年的改革与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80年代的改革处在利益调整的过程当中，而最近几年利益调整的结果已大体定型。即谁是穷人、谁是富人；谁是强势、谁是弱势已基本定型，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了。我把这一过程称之爲结构定型化的过程，这个定型化的过程对社会産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阶层间的门坎开始出现，阶层内部逐步出现认同意识。同时也出现了不同阶层间的对立意识。对内来说是“我们”的意识，对外来说是“他们”的意识。
三是社会流动出现新的趋势。由于社会在不断地寻求变迁，与此同时就面临着城市化的进程，阶层之间的流动有降下来的趋势，这与阶层间边界的出现、门坎的出现是有关系的。在一些比较弱的阶层上出现凝固化的趋势，如工人。工人在改革之前还有一些流动的机会，如提干，提不了干还有从机关到科室的机会。但是这几年工人想发生变化已非常困难，机会越来越少。这种流动减少的结果导致对未来的期望发生变化。社会流动减弱的趋势还包含着一层意思，就是向下的流动，向下流动是这几年逐渐形成的。大部分农民(不是小部分┟?生活水平是绝对下降了，还包括一部分失业下岗的职工，以及部分农民工，这是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个新的现象。
四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部分人的社会心态发生变化，开始産生挫折感。80年代社会资源的分配非常不均衡。个体户、工人、知识分子，每个阶层有它的不满，有他自豪的一面，也有可保留的一面。但90年代却存在着普遍的不平衡感，特别是到了90年代末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普遍的不平衡感变成了一部分群体严重的挫折感。因此，我们应当关注社会层面上发生的这些变化。
第二，失业问题。我提出两个概念：
一个概念是老失业群体，主要是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失业群体。就这个群体来说，第一个判断是已经到了最高峰。第二个判断是从年龄结构来说，大体在40-50岁之间，由于年龄的变化，利益需求也发生变化。我在辽宁和吉林做过调查，我认爲，不要过于强调解决这些地方的就业问题，因爲很多就业的数位还没报到中央，这些人又失业了，就业是非常短暂的。政府应当主要考虑养老和社会保障这个低限度的安排问题。第三个判断从我们的调查来看，这些人的基本生存不成问题，但生活艰难。对弱势群体来说，我觉得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物价。第四个判断是，包括一些30多岁的技术工人在内的一部分人现在对自身已经不抱什麽希望了，家里的积蓄可能都会花在子女身上，只要子女有希望他们就不会彻底的绝望。但是在一些地方，子女的发展也已经成爲问题。
另一个概念是新失业群体，指没有在国有、集体企业工作经历的待业人员。首先在数量方面，新失业群体可能在一些地方已成爲失业群体的主体，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成爲失业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次，这些人原来高中或初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在社会上闲荡，当时只有16-17岁，主要靠父母维持生活，但是现在有的人父母已经去世了，有的已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生活变得很艰难，将来他们的前景更需要社会关注。然而现在一提起失业下岗的问题，社会更多的是关心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问题，对新失业群体则缺少关注。再次，新失业群体比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更爲弱势。根据我们的调查，他们连描述自己生活的能力都不具备。如果将来老的失业群体抗拒的方式是上访、静坐、拦车，那麽新失业群体将会是扰乱社会治安，甚至是犯罪。
第三，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问题。
我认爲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利益的分化形成利益的冲突，特别是弱势群体爲了自身利益而进行抗争，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例如自焚事件，政府应该看到大部分闹事是由利益分化导致的，地方政府处理此类问题时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不利于用法治手段维护社会稳定。二是由于这样的处理方式，导致这些弱势群体的抗拒行爲出现一种跳跃性，从默不作声到温和上访，接着发生极端事件：自焚、杀人等。这里，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搭台阶。比如建立工会、农会和请愿等机制。应该在温和的抗议和极端的抗议之间架设一个台阶，不要让他走向极端，这样才可能会使这些矛盾和问题得到一些缓解。
吕日周（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从我的判断来看，经济体制改革存在和遇到的问题单从经济体制改革层面来解决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配套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经济体制改革的任何问题都难于解决。因爲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特别是干部制度改革的滞后，使得现在的改革与初期相比，发生了导向性的变化。改革在初始阶段是爲多数人谋利益，到后来有些改革又转移到爲精英谋利益、爲少数人谋利益的倾向。这种多数人吃亏的现象，在有些基层单位出现了工农兵和领导干部相对立的现象。这里，我主要讲三个问题：
第一，改革是危机导向性的改革。如果没有发现危机，谁也不愿意改革。工厂不行了，才搞股份制。我们的责任就是把遇到的问题充分讲出来。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出现这样的毛病，大家不愿意公开问题，更不愿意讲出问题，怕给自已丢脸，不知道公开问题就是自已的成绩。因此，...的优秀分子要把客观存在的问题讲出来，还要利用社会的力量揭露矛盾和问题。比如说我们研究的政府改革问题，第一是政府债务问题，要调查，使之公开。第二是政府拖事。10年前能解决的问题，或用三、五天就能解决的问题能拖10多年，应当从点面结合上揭露这类问题。第三是政府不能回避社会的尖锐矛盾。其它的都不讲，但群衆\上访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四年前，我就提出上访变下访。第四是投资严重失误。算算我们的政府有多少错误的投资，把群衆\的血汗钱打了水漂。任何一个地方错误投资的数字都是惊心动魄的。第五是政府的招待费支出太大。我曾经去过一个乡镇视察，乡镇干部给我拿出一包烟来，我不抽烟，悄悄问他们：就只买了一盒烟？他说：不是，我们沾了领导的光了，我们买了一条中华烟，你们抽一盒，我们抽九盒。第六是投资严重不足。这里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一个村支部书记给中央写信要求借款。他说：现在没钱搞义务教育，我知道县里也没钱，向省里要钱也不给，那麽我想让县里省里写个证明，向中央财政借钱，因爲我们做了贡献，你们爲什麽不给义务教育款。只要揭露出这些问题，大家就会认识到政府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第二，要解决干部导向和体制问题。
大家都说我们的干部体制有问题，能不能具体化？有什麽问题？干部体制性造成的问题面上有多大?个别人的具体遭遇有哪些?一具体化，就有争议，说不明白，这就不会有改革的积极性。我认爲现在最好当的是干部，有人不同意我的这种说法。但我要问：爲什麽有人要“跑官”，而不跑“工人”、不跑“农民”？不把干部体制问题具体化，很难进行干部制度改革，很难找到要害的地方。我在1983年开始提出“转业干部”这个概念，在实践中也多次提出这样的办法，执行过程中也较行之有效。即象转业军人一样，国家拿出一部分钱给干部，让他彻底离开干部队伍,去做自已能做的事。此外，关于干部福利货币化的问题。现在爲什麽干部拿走了福利而丢掉责任呢？本来责任和福利应是相配套的！人们之所以愿意当官，是看到福利这一块，而不是看到责任这一块。因此，处理事情要把最要害的问题抓住，政府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干部的导向问题，政府的问题就是由干部体制造成的。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解决的办法全国有很多实践，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要加强新闻舆论监督，这在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届三中全会都提出来了。这是中央的号召，也是人民的要求，我在长治市实践了三年，效果也很好。还有很多好办法，比如说党内测评和人民的测评相结合。
最后，要广泛动员民间力量支持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改革。因爲，任何一个改革者都需要得到社会的支持。我认爲政协的体制最不到位，中国有四套班子，我做了个比喻，四套班子好象人的两条胳膊和两条腿。市委叫左手，它的体制也不行，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改革和完善，但是它掌握了人权，好多人在推这部车，所以速度还好；另一只手是政府，它的体制也不行，但是它掌握了最稀缺的资源——钱，钱的润滑作用使车子速度也不错。剩下的一条腿是人大，人大虽然步履艰难，但是毕竟还掌握了法律，还可以举手，行动也还可以。最差的就是政协这条“腿”，体制最差，好比得了小儿麻痹症擡不起来。进行政协的体制改革最迫切，首先要变成一套权力班子，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的权力班子。
我发现民间出现三种趋势：一是民办企业，二是民评(奖)干部，三是民办党校。这个势头已经出现了。昨天我对迟院长说中改院应该设立一个改革奖，像诺贝尔奖一样，钱不要多，但非常有权威，以此奖来肯定一个政府，肯定一个领导，树起中国改革的政府和干部导向。现在想改革的人不少，但是得不到认可，得不到评估，得不到支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党号召的事情，有人做了没人理睬，甚至有人磨难你，所以就变得越来越少了，使号召变成一句空话。我认爲立党爲公、执政爲民的关键在落实。
荣敬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主编）：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中国有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俄罗斯没有。俄罗斯面对的是严重的两级分化问题。相对来说，中国有许多middleclass（中间阶层）发展了起来，在民主改革、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我认爲要充分重视中间阶层的发展在中国经济政治改革中的意义与作用。中国不能走俄罗斯的道路，改革应该从地方、从基层开始比较好，这叫“零敲碎打式”的改革，而不是整体改革。但改革要有总体目标，我认爲中国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一是保持中央的稳定和权威。二是坚持地方自治、地方放权。三是中央管地方靠的还是放权，靠放权给老百姓来管。
有三个走向决定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一是中央的权威，二是地方自治，三是人民的民主。这是一定要发扬的。至于采取何种形式的民主，我们也在不断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主张地方民主选举，但难度看起来很大，选举有成功也有失败。
再一个问题是如何改进领导方式。过去我们的政党是工人阶级占主体的政党，现在中间阶层占有很大比例。浙江的中间阶层——乡干部是做慈善事业的，党的威信很高。延安爲什麽能成功？一是反对国民党....，二是反对共产国际的那种话语模式、教条主义。延安对中间阶层的作用十分重视，开明绅士做得特别好，保护産权、保护人权在延安都有详细的现成的条例。
最后，我觉得中改院做了很多工作。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基地，各个学科都可以进行思想交流。我比较喜欢制度分析学中较有影响的模块式理论，一个大的系统怎麽改变，从最新的科学方法讲，改变一个模块，系统就改了。俄罗斯改变了一个大系统，结果搞得不好。爲何中国的改革能成功，就是因爲改的是一个模块。这符合熊彼特理论，是创造性的改革，叫正负反馈，可以是负反馈式的改革，也可以是正反馈式的改革。
林凌（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四川省社科院学术顾问、博导、研究员）：
我们的改革现在已经走到了难度很大的一个关键时刻。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着重搞经济体制改革，那时，经济体制不论对国家发展、对老百姓的利益都是巨大障碍，因此改革的基础非常强大，阻力很小。因爲改革符合整个国家发展的利益，符合广大农民、广大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利益。但是改革发展到今天，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离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离开了社会改革，经济改革几乎是推不动了。因爲一方面，改革严重地损害了原来的工人、农民这些基本群衆\的利益，他们已成爲改革的阻力。另一方面，改革触动了上层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也反对改革。当前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上层利益集团，二是人民群衆\或说弱势群体。我同意吴敬琏教授的看法，我们现在有一种走向“坏的市场经济”的危险，当然不是说已走到这条路上去了，而是说存在这个危险。干部制度中的“裙带”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因爲这种干部制度会産生干部之间的一群、一伙买官或卖官。这是很危险的。
我觉得现在的改革与改革初期相比，缺乏动力。现实中，某些党政领导把政绩作爲自己的唯一目标，却并没有考虑到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许多政府都在做计划、做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规划，但这个规划不是爲了老百姓在几十年后达到小康目标而做，而是爲他本身树政绩的。改革就要改到这些人的头上了。在此过程中，人民群衆\确实在抗争，确实存在许多不满，但他们没有力量组织起来推进改革。
陆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改革已进入系统性风险增加的阶段。表现爲以下几个标志：
第一，新一届中央领导人提出新的发展观，包括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上提出的五个兼顾，我认爲，这是一种压力型的判断，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让我们觉得政治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包括城乡关系等等，都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问题。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第二，改革已深化到触及重大利益格局调整的阶段，这也是系统风险增加的最主要的标志之一。因爲这种利益格局的调整会涉及到国家治理统治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准则，包括我们一直在说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到底怎麽调整的问题。核心准则的调整会引伸出一些传统的管治方式和统治手段的调整，这也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在利益格局的调整方面我们谈的比较多，我认爲这里有可以往下讨论的空间。
第三，社会中各个人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即使受益程度比较高的人群也是如此。
第四，政策效应递减。现在社会中出现了很多矛盾，应该说政府只是部分地作了响应。一些官员的谈话表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还在继续拉大，前几年采取了措施，但效果不好。比如控制社会治安恶化的问题，无论是采取严打或专项斗争，还是警务改革等，我们会发现主动出击的政策调整对缓解这种压力和矛盾不是最理想的，这个系统风险也很大。包括腐败就更不用讲了，这也是一个系统性风险。
第五，系统性风险中，我们引进了新的纬度，就是国际、国内因素的互动。开放社会也好，改革也好，到了这一步，如果不考虑种种因素的交织性，很多问题不一定能解决。全国政协正在作一定范围内台湾问题的民意调查，我觉得应该做，而且做得晚了，这个问题已很迫切了。我们应当了解不同人群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什麽预期，是怎麽想的，希望中央政府采取什麽政策措施。如果某种政策措施出台的话，我们的民意会作出什麽反映。
第六，系统性风险增加的另外一个标志是大家对近一两年的局势保持稳定基本上比较乐观，但对中长期能不能走下去不乐观。这也是系统性风险非常典型的表现。就是说，我们现在积累的一些现实的矛盾和压力本身也在延伸。现实的5年、10年中能不能很好地缓解这种压力，大家心中没数，不太乐观。
所以我的一句话是，改革面临的挑战就是系统性风险在急剧上升。
钟伟（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第一，要发扬党内民主。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党内民主的发挥，可以使得我们清晰地看到党内派别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用党内竞争代替党与党之间的竞争，这是有效的。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在日本党派形成过程中需要学习什麽，爲什麽其潜规则会变成显规则，这是比较重要的。
第二，行政层级的改变。总结多年来政府职能转变失败的根本性原因，就在于我们过分注重了机构而忽视了职能，或者说我们不清楚政府要做什麽。失败的典型就是政府机构精减。它是减人不减权不减事，导致公务员非常疲倦。实际上，如果我们撤人然后再撤机构，养人不养机构，定权、定职能，然后再定机构，问题就会好得多。在行政层级的改变过程中，有若干方面是需要重视的。一是行政内部的分权极其重要。三权分立的框架很重要，在行政体制内部进行决策、执行、监督的分权是有效的，这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够渐进推进的重要步骤。二是很长时间以来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有很多争议，我认爲，区域间的竞争是改革的动力之一。但这种竞争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不清晰而在弱化。因此要改变这种情况，五级行政和五级财政的链条必须缩短到三级。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从现在的“吃饭”财政和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五级的框架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五级行政向三级行政转变的含义，一是增加直辖市的设置和细分行政区域。二是对于农村的县以下机构加速撤并。其实城市也是五级而不是四级，因爲街道、居委会、社区也形成准政府部门，因此街道这一级应全部撤掉，形成自治的格局。还有一个含义就是把地级虚化，只形成三级：中央、省、县。省直管县，地一级虚化成只管本身一块，没有下辖县。这样的三级行政和三级财政框架，才能使财政体制有一个大的转型，才能定完职能定机构，把公务员队伍削减下来，才能使基层政权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而不是成爲社会动乱的因素。
第三，关于合法暴力的问题。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现在的警察系统是不是有效地保护了公民的人身安全；二是对私人部门的纷争，我们的司法体系是否有效。就这两点来讲，情况都不容乐观。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经费的平行拔付导致的，即同一级政府对同一级司法机构拔付经费，如果经费不足将会采取其它的额外措施予以补充，以及建立警察队伍和公安队伍之外的其它队伍补充。如果要解决合法暴力问题，要注意两个错位：一是经费拔付的错位。指对公、检、法经费的拔付不是由平行的同级行政机构拔付，而是由上一级机构拔付，这是一个借位。二是在司法审判跨省或跨地(市)、跨县时应该提交上一级法院来审判，这样才能避免行政的割据、司法的割据和市场的割据。这是行政层级的问题，侧重点就在于缩短这个链条。三是要强调社会救济制度而不是社会保障制度。中国没有能力支撑一个足够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真正出问题的是暂时失去劳动能力的、生病和年迈或者没有劳动技能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一部分人，这是反社会情绪的一个根源。下岗职工虽然有怨言，但还没有到这一步。社会救济体系的主要问题是农村社会医疗体系的垮台，这是非常糟糕的。如果社会救济体系不能马上铺开的话，至少要进行试点。我的判断是，中国今后出问题不是出在东部，也不是西部，出问题的在中部的人口大省，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湖南、湖北、江西、山西，这四个地方的情况相当糟糕。如果不在这些地区加快建立救济制度，恐怕问题就很严重了，这也是现在上访的主力队伍。四是要有一个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国人缺乏信仰，马克思主义在经过这些年的教条主义宣传后，对广泛的民衆\已失去吸引力，反而是极右的东西更容易被青年接受。极右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结果导致民族主义情绪、民粹主义情绪高涨，这也许是好的，但更有可能是坏的，因爲在发生一些很寻常的事情时，民衆\会跟政府站到反面去，会反应过度。比如说珠海的“买春事件”，西安的日本人污辱事件，或者台湾的“公投制宪”事件，政府和民衆\的反应都有非常大的落差。如何重建中国人的信仰，靠强制的教化是没有用的。有两点值得考虑，一是民族文化的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解放之初毁坏殆尽，它有其优良的一面，比如说传统儒家，不是董仲舒和程朱理学后的儒家，而是回到最本源的儒家去。如孔子讲对君要“直犯之，莫欺之”，“民爲重，君爲轻”。如果回到传统的诸子百家，我们可以用现代理念进行再阐述。这也是西方进入文明世界之前，有一场文艺复兴运动的根本原因。第二就是信仰问题，对宗教要有足够的容忍度。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对基督教的态度。任何一个政权如果忽略了对民衆\的教化，而是强调对民衆\的教条的话，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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