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就是专制政权对民众的奴化
——关于康晓光"儒化论"的思考之三

丘岳首

中世纪罗马的老妇人，虔诚地往燃烧布鲁诺的烈火投入柴枝，她的虔诚来自原教旨宗教的道德教化。

新世纪中东的年轻妇女甚至未成年的儿童，勇敢地把炸药绑在胸口，为真主“圣战”而冲向平民百姓，她（他）们的勇敢来自原教旨宗教的道德教化。

党卫军冲锋队员将活人赶往毒气室，他们声称这是为了拯救“日耳曼人的血统”。

红卫兵揪着“走资派”的头发，用皮带头敲打“反革命份子”的脑袋时，他们确信这样能打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

西方的癫狂，曾在尼采的口中狂飙——他自认为站在人类的峰巅，没有人能与他一起呼吸最新鲜的空气；曾在希特勒的面上飞舞——他自认为代表了人类最优秀的种族，负有消灭劣等人种的“圣命”。

而今，一些东方的新儒抢占了另一个他们认为远高于西方的“文化山头”，要建立一个“儒士共同体专政”来领导“山下”芸芸“凡人”了。

而今，一幇自以为悟出儒学真谛的人，要为所谓的“安顿十三亿飘荡的心灵”开始寻求政府权力的支持来强制人们接受他们的“教化”了。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用不少篇幅论述一个观点：宣传总是与恐怖相伴的。宣传常常要借助权力，宣传与权力结合变成了灌输。“灌”就是一种强制一种暴力、一种恐怖。“凡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力的地方，它就用灌输（indoctrination）来代替宣传，使用暴力与其说是恐吓民众，不如说是为了经常实现其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极权主义的起源》P487）

“仁政”按康晓光先生的表述，是仁者施政，是仁慈的权威主义。“仁政是最好的政治，而儒士是实践仁政的人。说白了，仁政就是儒士共同体专政。无须讳言，仁政属于权威主义的范畴，但它又有别于一般的权威主义，其区别就在于它是一种仁慈的权威主义。”如果说当年马克思等人设计使世人掉入极权陷阱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是基于对未来的憧憬和无知，那么康晓光在今日歌颂和倡导“仁政”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汉帝国以来统治中国的各个王朝，无一不是标榜实行儒家的“仁政”，没有一个皇帝不宣称“为民父母“、“爱民如子”，国人就是被这种“仁慈的权威主义”统治奴役了几千年。只要没有宪政保护下的个人的普遍自由平等，权威主义无论挂上何种招牌，都只能是对人民的奴役。以这样的历史事实为背景，我想神志清醒的民众都不会对康晓光的说教受骗上当。

蒋庆先生的话语也是够“仁慈”的了：文化就是“教”，“教”的功能就是“人文化成”，使人过一种有道德有教养而合乎礼乐的生活。现在中国文化崩溃了，中国的儒教崩溃了，中国没有文化和“教”了，因而中国没有了人伦日用的普遍道德与超越神圣的精神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不出现“九百万平方公里无规则，十三亿心灵在漂荡”的情形呢？```教化与法治不同，教化靠的是圣贤创造的文化所体现出来的精神道德的感召力量，法治靠的是制度后面以警察、监狱乃至军队等暴力机器为后盾的强制力量。教化是通过草上之风润土无声的道德熏习方式软性地慢慢地去改变人心，然后用改变了的人心去改变社会，即用道德之心来维系社会、安立社会，法治则是通过世俗利害的功利计算方式驱使人心，用暴力强制力量威慑人心，即用利害之心而不是用道德之心来维系社会、稳定社会。……我们常说的儒家文化的“文化”，就是教化。“文”就是“人文”，就是古代圣贤创造的文化，《易经》上讲的“人文化成”就是用古代圣贤创造的文化来教化天下，完善社会，使社会在道德上达到完满。（《儒家的生命之道与政教传统——蒋庆先生谈儒家的心性学统、道统与政统》）如果作为真诚的儒者，在生活中真诚实践儒家的道德信条，甚至于在学术和教育活动中竭诚推广儒家的道德信条，不失为令人尊敬的举动。问题在于，康晓光和蒋庆居然自以为高人几等，要依靠政权来“教化”民众，那可就是几千年来依附朝廷的御用文人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鲁迅在三十年代就明白无误的指出，“祭起孔夫子的旗号招摇撞骗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要使广大民众神志不清的上当受骗，奴性十足的充当权威主义专制统治的奴才，这恰恰就是康晓光、蒋庆等人进而倡导“教化”的居心所在。

“仁”是儒学的核心，孔子曰：“仁者，人也。”故“仁”也是“人”。一个“仁”字可谓意蕴深邃，对之理解得当与否，关系到对人的状况把握得当与否。让我们就从“仁”字说起，看看本就扼杀个人的“仁”与“政”结合后是如何自然的趋向专制极权，如何走向“仁”的反面“不仁”的。

蒋庆先生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说：凡人无法理解、进入儒学。康晓光在社科院研究生院也说：“许多人对儒家一无所知，但你一跟他说儒家，他想都不想就说那破玩意不行。现在反对儒家的人，你把他拎过来，问问他什么是儒学，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说不出个皮毛。但是，他就敢说儒家不行。”那么，他们真吃透了儒学的内核，真得了儒学的真传了吗？

笔者浅学，不敢象康先生那样自命不凡，口口声声要“教化”他人。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自从汉代“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古代对孔孟经典的“注”“疏”不知凡几，今人的解读阐释也汗牛充栋。基本的共识是儒学的“仁”可以从哲学与政治伦理两个层面来理解。从哲学层次上说，“仁”引义高远，可以上升到超越的仁心，即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但即使儒学仁心所爱的“人”，也不是独立自由的人，而是处于等级关系网中没有独立性的人。至于政治伦理层面的“人”或“教化”范畴中的“仁”，只不过是内化等级尊卑纲纪的道德要求，即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这里“礼”是外在的，具有强制性的等级尊卑秩序（以君臣父子关系为核心），“仁”则是自觉地将这种外在的政治伦理秩序内化为内在的道德。

讲“爱人”之仁心的儒学论在几千年的实践中一直成为专制统治的帮凶并不是因为所有践行这种学说的人都是歪嘴和尚念歪了经，而是因为孔孟之经本身就是歪经。统治者依照特权以等级尊卑观念“教化”民众，本身就是对民众身心的奴役，这样的“教化”只能是专制统治者的“牧民”之术，而且实实在在地为历代统治者造就了安分守己的顺民与奴隶。正是在这一点上，思想特别深刻敏锐的鲁迅从满纸都是“仁义道德”的字缝里读出“吃人”二字。也正因为如此，现代中国人要争取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就不能不推翻吃人的礼教。

很多学者都论证了以“仁”和“礼”互为表里的儒家学说，虽然在表面上“爱人”，却处处将人作为君臣父子等级尊卑秩序的工具，从而“使人不成其为人。”（参阅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三联书店，1987年版）

关于这一点，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分析拆解象形文字“仁”字——一旁是“人”，另一旁是“二”。这说明了什么？孙隆基先生认为“二”与“人”才构成人，“一”只是半人，“一”构不成人。离开了另外的“一”半，人就撑不起来，立不起来，就东裂西倒，无所依附。由无数这样长不大的“人”组成的民族就是“未断奶的民族”。从“仁”字，孙隆基先生看出了“个人”在中国文化中的缺失，换言之，中国文化没有养育出“一”——“个人”。

“仁”的主要内涵两个方面：一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联，由此引伸出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爱，以此保持社会的“和谐”；另一是人与人之间的牵制，由此引伸出君臣、父子、夫妻的纲常理论，以此维系社会的“稳定”。但两者均是对独立人格、自我意识的忽略、漠视甚至扼杀。“仁”有其有利于和谐、稳定等正面价值，而当“仁”与“政”结合时，就对“个人”构成压抑、杀伤。

笔者在1985年读到香港出版的《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从中得益颇多，可惜此书到近年才在大陆出版发行。全面评析该书不是本文的任务，文本的意旨是从“仁”字的诠释分析“仁政”与专制政权的内在关联，从中看看美丽的宣传是怎样变为“恶之花”，教化是如何“化”出极权的。

“儒术”的教化慢慢化出一个强大的“权力中心”，这在中国历史的回顾看得一清二楚。从《周礼》开始的组织控制、经济控制和刑法控制二千多年一步步走来，这个中心强大到它“既是社会资源的实际管理者，也是政治控制的实施者，还是意识形态的权威诠释者”。（《总体性社会研究——对改革前中国社会结构的概要分析》，孙立平，《中国社会科学季刊》，93年2月号），强大到不但掌握人的思想，也掌控了人的“食道”，不但掌控人的心灵，也掌控人的生活资料。（徐复观）

这个“权力中心”也是“真理中心”，谎言就是“真相”，在这个权力中心面前，人被当权者“差来差去”，东歪西倒，无可逃遁。古代专制主义社会，个人尚存在私有间，对个人的全面控制，却是现代极权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尽管这种控制更多时候不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手段的。

徐复观先生曾面对一个他称之为“政制二重主体性的矛盾”困惑——在儒家文化的政治理念与历史事实（专制政体）之间存在着一个二元对峙的格局：

中国的政治思想，除法家以外，都可说是民本主义；即认定民是政治的主体。但中国几千年的实际政治，却是专制政治。政治权力的根源，系来自君而非人民；于是在事实上，均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政治的理念，民才是主体；而正直的现实，则君又是主体。这种二重的主体性，便是无可调和对立。对立成都表现的大小，即形成历史上的动乱兴衰。……因为人君是政治最高权力之所在，于是他的好恶与才智，常挟其整治的最高权力表达出来，已构成其政治的主体性，这便会抑压了天下的好恶与才智，即抑压了天下的政治主体性。（转引自《传统中国与自由理念》肖滨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137）

其实这个矛盾在笔者看来是一种本体的逻辑使然。“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重民轻君宣传只是儒学的外衣，儒家文化中的“民”必须是“有君有父”的子民、顺民，违者就是“贱民”、“禽兽”。正是为了让“贱民”、“小人”归于“子民”、“顺民”，儒士们费尽心机建立起一整套“教化”伦理。为使这套称为“思想之圣”的“教化”伦理得以实施，儒士们又必然要求“圣君”作为这套伦理的载体，作为“天理”的化身，让他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力。这就是专制主义铁的逻辑。

从远古的“圣人出，世道消”到现代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在这种专制极权统治下未曾有过长期稳定安居乐业的“人道”。相反，中国人在马蹄和拳头下苟延残喘，留下了声声沉重的叹息和堆堆白骨。

西方的文艺复兴，让教堂焚烧正义的火焰逐渐黯淡。汉代以来的“独尊儒术”却彻底窒息了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轰响。自那以降，中国开始了从思想到社会形态的“大一统”，直至走到了“党国时期”的“一元化领导”。只是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全球民主化、自由化、一体化的浪潮的撞击，前苏联和东欧玻璃裂碎的声响，才唤醒了中国人的公民权利意识。可惜的是，国人未曾有过“全心全意”的拥抱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理念，倒是强烈的自尊心，民族主义情绪让人们对人类政治文明“半推半就”，硬是要将文化作个东西、高底之分，硬是要从“本土文化”挖出一种高于西方的“政治资源”来。

在康晓光先生的努力下，“仁政”被挖出来了。他捧着这一古旧的“瑰宝”，对着社科院研究生们，对着他才能联络到的副部级以上官员们说：这是最好救治大病未愈中国的最佳良药，用则中国有救，不用则中国大乱。别迷信西方骗人的民主，“人家选举投票时，街头小混混的一票、比尔·盖茨的一票、布什的一票可都是一票。不错，这是事实，但是要记住，自由民主制度给予人的平等也就这么多了，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平等。”

如果说给康晓光先生“真传”的蒋庆先生还只是出于对博大儒学的信仰和敬畏要代圣人言而重“教”的话，要“为王者师”的康晓光先生却是从实用角度生吞活剥儒学的某些内涵，迫不及待的将“政”与“教”揉杂合一，要将儒学政治社会化从而为抵御西方政治文明寻找新的借口，为中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建立新的合法性。

请听康晓光先生掷地有声的肺腑之言：

“历史上儒家是一个最成功的宗教。皇帝就是它的教皇，整个政府就是它的教会，所有的官员都是它的信徒。官府之外，统治社会的士绅也是儒家的信徒。老百姓也要接受儒家教化。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教合一、教教（宗教和教化）合一的体制。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旦传统政治形态崩溃了，儒家也就失去了载体，处于魂不附体的状态。今天儒家要重建自己的载体，这种载体的最佳形态就是国教。”

“儒家可以承认“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但坚持“治权”只能属于儒士共同体。这是因为，天道高于民意，而只有儒士共同体才能体认天道。”

“儒家承认平等原则，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即在“人皆可以为圣贤”的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在现实中，儒家认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人和人之间有贤与不贤之分。儒家认为，大德应该统治小德，大贤应该统治小贤。也就是说，只有贤人才配拥有统治权。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儒士就是有贤德的仁者，所以统治者只能由儒士共同体推举，而无需全体国民选举。”

面对康晓光先生这些“高论”（不说“惑众妖言”），笔者想转述两位李性思想家的话来作答：“李约瑟热爱中国，以半生精力发掘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出了一部大书，这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把中国人搞得神魂颠倒，则实在不是什么好事。现在的爱国主义者，都大谈中国如何领先世界二千年，东方文明如何伟大等等，我实在不敢苟同。”“哈维尔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的，但是居然在考虑如何取代它的时候提出也可能转向东方思想，虽然只有一句，但东方思想（实际上指儒家伦理与老庄思想）流毒（请恕我用这两个字）之广，可以想见。在国内则更是与统治者交相煽惑，对人们起了很大的麻醉作用。”（李慎之1998年10月10日和11月11日致许良英信）“如果‘五四'那批人是‘启蒙'，那么一些人现在就是‘蒙启'：把启开过的蒙再‘蒙'起来。”（李泽厚答《外滩画报》记者，2005年01月18日外滩画报）

最后，我认为有必要声明：我不反对任何个人信奉儒教，但坚决反对任何人借助权力强制他人信奉儒教。我不反对康晓光先生本人心甘情愿地当精神奴隶，但我坚决反对他充当奴隶总管。我确信，当代中国人的目标已是自由的公民，而不再是诚恐诚惶、渴望“教化”的奴隶。

2005、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