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左派”蠢蠢然妄想突破4号文件，把反自由化扩大成为政治运动的企图，赵紫阳表现了杰出政治家的大智大勇。他既要扑灭这场反自由化的熊熊烈火，又不能触犯那些主张反自由化的、而且掌握着他的政治命运的老人们。怎样做到两全其美，确实需要高度的勇气和智慧。稍有不慎，便有可能遭到灭顶之灾，胡耀邦就是他的前车之鉴。面临这种微妙而复杂的局面，赵紫阳巧妙地利用涿州会议的动向和“第二次拨乱反正”的说法，向邓小平进言，说明有些人极力扩大反自由化斗争，就是要拨改革开放之乱，反毛泽东时代之正，以此打动力主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赵紫阳决定召开一次意识形态部门的干部大会，专门就这个问题讲一次话。

5月13日，赵紫阳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作了一次意义重大的讲话。他首先肯定“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大气候变了，局面已经控制住了。”以此表明没有进一步扩大这个斗争的必要。他在“应当把这场斗争深入健康持久地进行下去”的题目下，说明由于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还会有一定市场。这就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并且强调“必须紧紧抓住正面教育这个环节。”他在这里用斗争的长期性和正面教育的方针，来遏止那些“左派”准备发动一场政治运动的尝试。接着，他批评某些人提出的“要打破4号文件的框框，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的叫嚣，以及“现在反自由化，只反说自由化的，不反干自由化的”，“资产阶级的最深刻的根源来自经济领域”等等言论，严厉地指出：“所谓‘打破4号文件的框框’的论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论，政治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违反纪律的。”

赵紫阳的讲话扭转了群魔乱舞、黑云压城的紧张局面。虽然他也说“应当把这场斗争深入健康持久地进行下去”，但那些反自由化的积极分子却已经没有积极性了。因为大搞政治运动既不可能，小打小闹又非他们所愿，所以一下子就都泄气了。反自由化运动终于烟消云散。我听了这个讲话，更因为可以又一次地免于沦为政治运动的重点对象而有一种得到解放的感觉。中央党校的反自由化运动终于没有发动起来。当然，这同当时党校领导人的明智也是分不开的。

赵紫阳在这次讲话中谈到宣传工作时还说：“不仅要宣传经济体制改革，还应当逐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这话也是有所指的。邓力群等人把1986年下半年的民主运动，即他们所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归因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他们不敢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因为这是邓小平提出来的。然而，他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向是政治体制改革，却是十分明显的。为了破除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赵紫阳在提出“应当逐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之后，又宣布将于7月1日重新发表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的著名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指出这个讲话“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一定要组织好宣传、学习，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这个讲话和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上来。”他还责成《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在发表邓小平讲话的同时发表社论。这一招是十分高明的，他利用邓小平几年前的以反封建为主旨的讲话，以高屋建瓴之势，一举扫除反改革势力的阻挡，为政治体制改革廓清道路。它又一次地表现出赵紫阳的政治智慧。

10月25日，赵紫阳在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在迄今为止的中共历史上，它是唯一为政治体制改革绘制出阶段性蓝图的正式文献。特别是关于党政分开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设想，如果能付之实施，将会有效地克服政治体制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推进政治民主化。可惜，这个宏伟规划的实施，因“价格闯关”而延误于先，继为“八九镇压”否定于后。虽然邓小平有过“十三大的报告，一个字也不许改”的明示，但新的领导人却完全弃之不顾。因为实行党政分开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实际上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继续和深化，它必然会从根本上动摇专制制度的基础。对于那些仰赖专制制度以安身立命的既得利益者来说，贯彻十三大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无疑是自掘坟墓。因此，它后来遭到抛弃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像赵紫阳那样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才具有足够的胆略和智慧，敢于向专制制度的深处开刀。正因为这样，他才不能见容于这个制度。1989年，随着群众运动的惨遭镇压和赵紫阳的被废黜，十三大所绘制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被束之高阁，十余年来无人问津。民主革命的光焰暗淡了，中华民族更深沉地沦陷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泥淖，人们只能期待历史把下一次民主革命的高潮推到社会的面前。

赵紫阳在1987年所操作的两件大事——消弭反自由化运动和绘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是值得在历史上浓墨重彩地大书特书的重大业绩。他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所作的贡献，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他的丰功伟绩必将永垂青史。

2005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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