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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林
知识分子独立发出政治声音
一九八九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又是《人权宣言》二百周年。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界普遍怀着兴奋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年。
这一年一开始就连续发生知识分子上书事件。最早是方励之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释放魏京生。然后是老作家冰心和哲学家王若水等三十三人发表公开信，支持方励之的信件，要求释放魏京生和其他政治犯。接着是老科学家王淦昌和许良英等四十二人发表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和国务院的公开信，提出实行政治改革和取消以言治罪等要求。
从自中共执掌政权以来，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它的意义不比寻常：
首先，它表明知识分子已经不甘心充当共产党这张「皮」上的「毛」了。一向乖乖听党的话的知识分子，如今要求党来听听他们的声音，而且表达意见的方式既非「交心」，也不是「汇报」，而是「公开信」，这就意味着他们要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了。
第二，被清洗出党的方励之，不但没有被「批倒批臭」，反而越批越香，居然有这样多的名人支持他的公开信，这不光使中共难堪，而且蕴含着更严重的政治意义。
第三，中共一向对文学家、艺术家、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存有戒心，在改造方面也抓的特别紧。但是对自然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中共一向优礼有加，比较放心，因为他们的专业是自然界和工程技术，离政治比较远。然而这一波签名运动却有许多著名的老科学家都参加进来，这说明中共的政治举措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连受到眷顾的科学家都忍受不住，觉得必须出来讲话了。
在这些活动的前后，首都大学校园里的民主空气也一天天高涨起来。北京大学学生王丹组织了一个民主沙龙，许多名流被请去演讲或与学生交谈，影响很大。
胡耀邦逝世引发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民主运动
正在这个时候，胡耀邦突然在四月十五日逝世了。
中共有史以来最得人心的一位总书记，在平反了千千万万冤案，使政治重压下数以亿计的无辜者站起身来之后，自己却被打倒在地，并且含冤离开了人间。这个消息像晴空霹雳一样，震碎了每一颗善良的中国人的心。
四月十六日上午十时，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率领他的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了第一个花圈。献花圈的人为了对此事负责，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彭克宏。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当然，这个行动理所当然地给他带来可怕的后果：「六四」后被投入监狱。
第一个花圈引来了无数的花圈和数不清的人群。和一九七六年一样，天安门广场成了群众的海洋。花圈和挽联簇拥着人民英雄纪念碑，使它变成了海洋中耸立的高山，山上那巨幅胡耀邦画像，忧伤地凝视着他生前为之献出全部心血的悲痛的人民。
中共当局一开始就准备镇压
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也是最悲壮的民主运动开始了。
运动的主力是大学生。他们开始时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公正评价胡耀邦和反对腐败。真正促使运动扩大的是中共当局的某些人。他们通过三次无的放矢，或者说谎报军情，一方面激怒学生，一方面激怒最高当局，既促使运动升级，又促成军事镇压。
据陈希同事后向全国人大的报告，四月二十四日，李鹏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已经把学生运动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并且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这就是说，在那些天真的学生刚刚开始运用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时，最高当局已经组织好指挥部，把他们的合法行动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来对付了。接着，四月二十六日，发表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肯定「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语言，人们都很熟悉。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以来，凡是祭起「反党反社会主义」法宝的时候，就是要对你实行政治打击的时候。不料这一次这个法宝没有把学生吓回去，反而激怒了他们。社论发表第二天，即四月二十七日，首都高校学生不约而同地走出校门，一次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发生了。他们冲破了警察的防线，从郊外游行到天安门。和《人民日报》社论无中生有的指控相反，游行队伍没有去「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的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消除腐败」，「打倒『官倒』」。
当局强硬立场促使事态恶化
以后学生运动始终坚持两点最基本的要求，这两点要求很简单，只有八个字：「要求对话，不是动乱」。
如果从四月二十七日以后，不论哪一天，当局只要遵循三中全会的实事求是原则，否定《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论，承认学生举行是爱国民主运动，学生的示威立刻就能平息下来。然后双方坐下来理性地对话，这事情早就解决了，以后的种种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然而当局却不这样做，始终坚持《人民日报》社论的强硬立场，寸步不让。这就是学生抗议示威旷日持久的真正原因。
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已经是无的放矢了，然而当局忽然在五月二十日宣布戒严，这是第二次无的放矢。学生游行示威绝食静座虽然给北京市内交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这仅仅是公民在宪法范围内和平地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绝对没有发生任何「动乱」。相反，那些日子北京的治安恰恰非常良好。交通堵塞是任何都市都难以避免的，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因此就实行戒严？显然，如果不是蓄意使局势恶化，也是神经过于衰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
更严重的是第三次无的放矢。六月四日凌晨，忽然宣布北京市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事实上直到六月三日深夜，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都没有任何异常的表现。至于一些路口群众阻拦军队进入市区，那是为了保护学生免遭屠杀，同时也是爱护人民解放军的荣誉。人民群众所有这些举动，哪里有一丝一毫「反革命暴乱」的成份？相反，制造暴乱的正是奉命向和平居民开火的武装部队。
「六四」屠杀──中共在政治上毁掉了自己
在国际上，一切侵略者攻入别国的理由永远都是「对方先开了枪」。不幸的是这种倒打一耙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国内。当局宣称手无寸铁的和平群众举行了「反革命暴乱」，因此不得不动用坦克为前导的野战部队予以平定。
这一次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当局收到了眼前的「功效」。他们也许明白，也许不明白，这种「功效」的代价究竟是什么。向敌国的和平居民开枪都是战争罪犯，如今向自己的和平居民开枪又是什么呢？暂且把法律问题放下不说，从政治上看，这场屠杀已经摧毁了统治者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这是永远不能挽回的最严重的政治错误。如果身为十二亿人口大国的领导人而不明白这种暴行的后果，那就说明他们的水平之低，根本不配当政。如果他们明白这种暴行的后果而一意孤行，那就是已经丧失理智：不论属于哪种情况，当局的合法性都被他们自己亲手断送了。
当然，当局的失败并不等于学生运动的胜利。应当说，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学生运动最惨重的失败。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一二九运动，一二一运动，分别遭到过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但是都没有这一次损失如此惨重。
痛定思痛，学生运动的当事人已经有过一些反思，但是存在分歧。从局外来看，也确有冷静检讨之必要。
首先，总的说来，这次民运之失败是双方力量对比极度悬殊的结果。中共掌权四十年，在中国大陆已经建立起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机器。「党的领导」使中央（实际上是一个人，最多是几个人组成的领导核心）的意志能立即无条件地贯彻到所有的角落，指挥一切，调度一切。面对这样一个超级对手，示威的学生简直就像一个婴儿和拳王泰森在台上对垒一样。「六四」坦克碾平了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正是这种力量对比的实际演示。从这一点上说，民主运动遭到失败，是必然的。
当然，事情发展到「六四」，也有一个过程。当局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要动武的。当他们受到全世界谴责时，曾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表示。这也是事实，不过却是在「决不退让一步」（坚持《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论的错误立场）的前提之下的「不得已」。前提就错了，「不得已」当然站不住脚。不过政治斗争最后都是以力量对比来决胜负，而不是以非曲直来分高下的。
学生运动败于无计划和无组织
反过来再看学生这边，就不能不为他们扼腕叹息了。当局一口咬定学生运动「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极少数人」掀起的「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其实学生的失败恰恰在于他们没有计划，没有组织，没有预谋，特别是没有领导。这场学生运动完全是自发的。只是胡耀邦逝世这个偶然因素，触发了中国社会积累了多年的矛盾，才演变成五四以来最大的一次民主运动。一九七九年以来跛足改革（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所积累的矛盾，一九四九年以来毛泽东路线统治所遗留的矛盾，以及一九一九年以来从未实现的民主与科学的诉求，都汇集到一起爆发出来了。
这个运动来得太突然了。不但官方毫无准备，学生也毫无准备。被指控为幕后操纵者的党内外民主派知识分子，所谓「动乱精英」，更是毫无准备。人们都是仓促上阵，使这次运动一开始就处于无政府状态。当然，学生们也有某种组织，比如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就有「指挥部」，也有谈判代表，但是却不具备应有的权威。比如五月十四日，谈判代表答应撤离天安门广场，但是广场上却有人不答应，结果就不撤。这种「有组织」，和无政府状态有多大区别呢？以「乌合以众」（不是在贬义上使用这个词）对抗历史上最集中最强大的国家机器，那胜负的格局早就注定了。
学生错过了两次良机
正因为学生运动是无组织的，所以有几次可以争取较好结局的良机都错过了。
一次是五月十四日，十二位学者作家到广场劝说学生撤离。一次是五月十七日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学生发表书面谈话。（见本文「附录」）
十二学者作家，都是在学生中颇有影响的人，他们以学生的朋友身份出面呼吁，这本是结束绝食的绝好时机：不是在政府的压力下屈服，而是接受了朋友的意见，并且保持了民主运动的势头，为以后开展和平和理性的对话，促进政治改革赢得了很大的空间。可惜的是这个呼吁最后遭到学生拒绝。（注一）
赵紫阳的书面谈话代表官方立场。这个谈话对学生运动有相当高的评价。他劝学生停止绝食，当局决不「秋后算帐」，并答应继续对话。应该说，这是当时学生所能争到的最佳结局了，可惜同样被学生拒绝。显然，学生运动的领袖们不懂得，政治需要妥协。现实的政治，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纯粹，或百分之百地实现某一方的意图。某种妥协，某种程度的适可而止，以便巩固已经取得的阵地，或避免丧失更多的阵地，是一种高级的政治艺术。这种艺术，对于弱势的一方尤其重要。当学生领袖封从德在广场上用扩音器领导学生高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以拒绝撤离的时候，那气氛的确很壮烈。但是当坦克车开进广场的时候，能用这个口号鼓舞学生们用肉身去阻挡钢铁的履带吗？事实是「六四」凌晨学生们不得不在枪口下撤离广场。这仍然是妥协，保全了广场学生的生命。但它的代价却是学运初期争得的东西全部丧失，外加几千人的死伤。
当然，下令开枪的罪责是没有任何开脱余地的。即使当局有权强制执行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也完全可以避免流血：既然有几十万大军，那么，两个大兵抬一个学生，押上汽车送回学校，那不就完事了吗？然而下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这就是蓄意杀人，将来此事是绝对逃不过正义审判的。
不过也应该看看另一方面，因为双方都有回旋余地。当局有枪，「开枪」和「不开枪」之间，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的余地。学生有腿，「走」和「不走」之间，则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的余地。只要双方当中有一方采取理智的态度，惨案就有可能避免。结果呢，当局做了错误的选择，学生也做了错误的选择。双方的错误性质不同（官方有心，学生无意），但学生毕竟为它付出惨重的代价。五月十四日或五月十七日学生领袖们如果从政治上考虑而不是从感情上考虑，就有可能体面地撤离，而不是在枪口下撤离，就有可能保住已经争得的民主成果而不是全部失掉。这样，构成当代中国历史最黑暗一页的「六四」惨案就不会发生。
这次惨案的全部内情当然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真象不可能长久隐瞒下去。不过，如果不去猜测具体的人和他们的东窗密谋，而是从光天化日之下的政治形势来分析，事情是很清楚的。连续三次谎报军情，平空??造所谓「有计划的阴谋」，所谓「发生动乱」和「发生反革命暴乱」，正是一步一步为戒严和军事镇压制造借口。显然，只有把事情弄到用战争解决问题的程度，才能玉石俱焚，才能把政治对手一网打尽。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有计划的阴谋」。《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写这几个字，正是在演「贼喊捉贼」的把戏。如果广场上的绝食早日适可而止，拔腿走人，阴谋家们将极度失望，因为学生们没有落入圈套。而学运领袖的失策，正好使对方的阴谋得以完全实现。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
（注一）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代表李铁映（政治局委员）、阎明复（书记处书记）与学生谈判陷入僵局。他们要求光明日报记者戴晴邀请一些学者作家出面，劝学生撤离广场。其中有于浩成、严家祺、李洪林、刘再复、李泽厚、包遵信、苏晓康、温元凯、苏炜、麦天枢和李陀等共十二人。他们和学生代表对话，代表们接受了他们的「紧急呼吁」，但要求这十二位学者作家利用他们的影响直接到广场去说服学生。
当晚这十二人到广场上宣读「紧急呼吁」，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但正要达成共识的时候，一位学生领袖忽然夺过扩音器，慷慨激昂地拒绝撤离，并且领导学生们宣读「绝食誓词」，最后连呼三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就这样，使撤离广场的谈判完全淹没在震耳欲聋的激烈口号当中而陷于失败。这次绝食的良性结局机会，就这样错过了。据戴晴辨认，中断这次对话的学生领袖，是柴玲和封从德。
五月十七日夜间，李洪林、于浩成和严家祺三人又一次到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绝食指挥部，劝他们「见好就收」，在十七日全市百万人大游行胜利结束之后，于次日结束绝食，撤回学校，转入正常的学习，并和政府继续对话，以促进民主。当时指挥部只有两名成员，不能作出决定，但答应找其他成员一起讨论三人建议。事后证明，这次建议也被拒绝。五月十七日的机会错过之后，当局在五月二十日宣布戒严。学生们连体面地撤离都不愿意，当然更不会在军事压力之下撤离了。
——《争鸣》2005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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