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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三本书都经过同一人或同一机构审查。
第二，根据公安局笔录的“口供”。笔录者听不清浏阳话，误将“13时”听为“是3时”。
第三，北京市有关方面，有意造成“游行高峰”中爆发的事件印象，事后谎报时间。
第四，天安门管理处工作人员或有意展览污染的毛像，或因工作疏怠处理迟钝，为掩盖过失，谎报了时间。
而正因为有这个错误的时间概念存在，才有了外界后来传言的“毛泽东显灵”说：毛像被塗污后，“转眼之间”风雨大作……云云。
关于参加人数的记载，为什么会出现“三人”说和“四人”说的分歧？由于未知的因素尚多，笔者至今不能做出合理的推测。唯一可以想象的是，张良在跑到海外后，发现官方所说的“三人”之外，又多出一个陌生的名字，未对余志坚和裕鸣飞两人身份和角色详加审查，就以“拟权威”的口吻宣布了“四人”说。
关于事发现场的情景，由于本人不是全过程目击者，所以不敢断定陈文和国防版两种完全不同的“现场互动”不存在。是否在事件的前半段，在天安门门洞和他们三人的周围，的确聚集了许多支持、叫好的群众，或是反对、谴责的群众？而这些群众后来散去，到笔者出现时他们“恰好”不在场？也是未可知的事情。但依据中国人聚众围观的情理，人只会越聚越多，直到公安前来驱散。但违反常情的是，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天安门管理处、遍布广场的着装警察、便衣警察，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而且陈希同的报告根本不提此事。其中是否有未被外人破解的企图？也未可知。但如果存在这种企图的话，广场学生的最后决定，无疑是粉碎了某种未被发现的阴谋的。
但正因为在此次事件中，公安的身影自始至终隐居幕后，所以，根本不存在人为造成人员疏散的情景，因而也不存在人员骤减的外在原因。如果发生骤减状况，只能是主观原因。而如果是主观原因，则又与陈文所描绘的热烈局面相矛盾了。
此外，事发现场围观人数的多少，与官方得报的迅迟，也是一个相关联的因素：如果人多，消息扩散则快，官方得报快，肇事者逃逸的机会则少；如果人少，消息扩散则慢，官方得报慢，肇事者逃逸的机会则多。但相反，如果周围都是支持者，肇事者被掩护逃逸的机会则大。而受激情群众感染，学生纠察即使一意坚持学运自身安全利益，也不可能违遏民意和舆论，则三个成年人被学生“扭送”的机会则等于零。
但更出人意表的，恐怕不是公安始终不露面，而是三名肇事者似乎始终都没有逃逸的打算。不仅不逃，而且似乎在等待，而且能坦然前赴“鸿门宴”。如果不是一种坚定的“英雄主义”和“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责任感”在支撑，也是无从解释的事情。而如果事情果然如此，广场学生那个“民主的错误决定”，则是“歪打正着”地成就了这几位英雄了！
笔者认为，八九民运是发生在十六年前中国的一场大型的、内涵复杂、诉求多元、表达各异的群众运动，无论其成败得失，都是与当时中国人的情感需要、觉悟水平、处事能力和成熟程度相关的。蛋击毛像事件之所以值得“较真”，原因在于，它牵涉到八九民运的主流、当时公众的浅层意识，到底是“亲毛”还是“仇毛”，是“反毛”还是“模仿毛”？或者在不同的层面，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含意？而做出这种判断的唯一依据，就是提供事件的真情实况。刻意“丑化”和刻意“理想化”都是于科学无益的。
2005年5月1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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