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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慧燕
16年前发生在北京、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有人担心已成过眼云烟。北京政府视六四为洪水猛兽，试图对年轻一代推行「遗忘政策」，抹去历史痕迹。当年学运参与者，大多忙于赚钱谋生。当今大学生对六四知之甚少，一般民众冷漠淡然。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难道就此湮灭在经济发展的车轮和历史的尘埃中？历史的伤口何时才能愈合？
在大陆高压政策下，仍有一些知识分子和民间维权人士不断发声抨击北京政府血腥镇压八九民运，刻意淡化隐瞒六四真相。以「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为首的125名六四难属，在六四16周年前夕发表致胡锦涛的公开信，表示欢迎中国共产党跟56年前的宿敌国民党握手言欢，化干戈为玉帛，同时质疑为什么现领导人对六四难属冰炭不容，不愿沟通对话？
在海外，世界各地每年都有纪念六四的活动。今年香港支联会提出的口号是「人心不死，烛光不灭」。远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一群香港移民，也与香港「遥相呼应」，强调「薪火相传」的重要性。
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那场波澜壮阔的运动，曾牵动全世界目光，当年北京的学生在流血，海外华人在流泪。16年过后，大多数华人对六四事件的看法是否改变？过去媒体的焦点大多投射在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及当事人身上，大多数民众的心声较少公诸于众。藉此六四16周年之际，世界周刊访问多名民运圈外人，探讨各界人士对六四的看法和感想。
●人民心中有把尺
现居纽约的资深社会工作者毕润全说，「六四」事件16年，他一直无法接受中共军队向人民开枪的事实，也从来没有改变对六四的看法，坚持反对中共血腥镇压的立场。目前的现实是，六四何时平反，暂时还是未知数，需耐心等待。
毕润全说，虽然大家都清楚认识到六四迟早会平反，但他认为平反与否并不重要。因为人民心中有把尺，早就在良知上作出裁判。他坚信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将会还受害者公道，悲壮的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将永载史册。
目前有一种论调认为，没有当年北京政府的镇压，就没有16年来大陆的繁荣稳定。毕润全认为「这是强盗逻辑」，谁又敢说如果没有六四镇压，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远远超过现在的水平。
他指出，究竟中国16年来的进步，是因为成功镇压八九民运才取得，还是因为八九民运反映的人心所向震撼了中共，使他们不得顺应时代潮流，作出一定让步，从而适当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至于有人辩称镇压是北京政府迫不得已采取的手段，六四只是死几百人，比起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整死的人，如文化大革命，算不了什么。毕润泉强调，说这种话的人，是「冷血」。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应该值得尊重，死一个人跟死几百个人，只是一个数字，问题是政府的屠杀手段值得谴责，他至今无法认同中共公然出动机枪坦克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而且学生的出发点是为了政府好，提出的口号是反贪污腐败。六四与文革性质不同，不能相提并论。
有人认为六四已经成为历史，不应再纠缠过去，而应向前看。毕润全反驳说，按照这种思维，中国政府也不应谴责日本当年侵华罪行，如果刻意遗忘历史，一如「南京大屠杀」，后人就无从得知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如此惨绝人寰的悲剧。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毕润全在香港出生和长大，中学时代向往「伟大祖国」，一度天天看「左报」，寻求身分认同。七○年代末大陆出现「伤痕文学」，他看了许多相关作品，对大陆社会与中共本质有进一步认识。
真正对他思想造成冲击的是「六四」事件，使他重新思考国家前途和自己未来的人生路向。他的性格一向乐观开朗，但六四事件使他一度患了忧郁症。六四期间，他曾积极参加香港市民支援北京爱国学生民主运动联合会的活动，包括冒着八号风球上街游行，每年全家出动参加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烛光纪念晚会及爱国民主大游行等，直到1997年移民美国。
有一种论调认为一些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尤其是个别「学运明星」，流亡海外后某些所作所为令人失望，从而怀疑一旦他们成为执政者，可能比共产党还要糟糕。毕润全直言这种想法「十分糊涂」，因为即使民运人士推翻共产党，大陆人民也不可能让他们执政，新的领导班子必须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必须赢得选票。打天下的人不一定可以坐天下，有史为监。
对于一些人对部分民运人士产生负面印象，从而否定他们在八九民运的功绩。毕润全说，人的质素有高低，任何团体都有良莠不齐的情况，只不过有些人对民运人士近乎苛求，将个别人的缺点放大来看。加上一些民运人士划地为牢，将自己与侨界人士孤立，缺乏群众基础，跟现实脱节。他建议民运人士应学习健全组织及发展组织，把握时代脉搏，走进侨社。
●六四镇压永远的痛
现在加州矽谷从事房地产的钢琴家顾国权，1983年来美深造，毕业于旧金山音乐学院。他自言自己不能做英雄，但心中有良知。六四镇压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对于有人认为没有六四镇压，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经济起飞，顾国权认为这种逻辑荒谬透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不应该把一种没有成立的理论强加于六四死难者身上。而且六四死多少人并不只是个数字游戏，问题是中共不应用坦克机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认同中共镇压理论的人，是因自己置身事外，没有把自己算在这些受害人的范围内。这种冷酷，令人不寒而栗。
他不讳言喜欢美国，就是因为美国珍视人的价值和生命。中国历代统治者视人命为草芥，毛泽东196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大会上高叫：「『核战争不可怕，无非地球打个洞，中国死了三亿人，还有三亿人，照样干社会主义。』（当时中国只有六亿人）」。这种谬论连苏共头子赫鲁雪夫也不敢领教，直斥为「野兽哲学」。邓小平六四后也说过不惜杀廿万人，保廿年安定团结。六四使他对共产党最后一丝幻想破灭，促使他申请加入美国籍，「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花」。
八九民运期间，顾国权经常通宵达旦守在电视机前，关注时势发展。六四镇压翌日，他正在旧金山湾区新购的住宅油漆房子，接到史丹福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电话，说为了纪念六四死难者，第二天在校园内举行追悼音乐会，希望他参加义演。他二话不说，丢下油漆了一半的房子就开始练琴。当晚他投入全副感情，演奏三首情景交融的乐曲，分别为王建中改编的聂耳的《大路歌》、拉赫曼尼诺夫及萧邦的《A大调波兰舞曲》，藉以哀悼六四死难者及鼓舞人心。他强调，在这之前，他都是在正式音乐厅演奏，因他非常注重自己的专业形象，那次临时参加义演，首开先例。他觉得自己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流血，但为六四死难者流汗流泪，义不容辞。
转眼16年过去了，顾国权想起六四屠杀的镜头，仍觉悲愤莫名和热血沸腾。六四屠杀后的第三天，一名在浙江省公安厅任职的老朋友，打电话叫他抓紧时机回大陆投资，他当时立下豪言，说六四元凶李鹏不倒台，即使大陆有金山银山等着他，也绝不为所动。
1998年，当时朱镕基头顶「朱青天」的称号出任中国总理，发出豪言壮语：「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最后一口留给自己！」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让顾国权血脉贲张，深为中国出现这样的「好官」感动。
就在那一年，顾国权到江苏宜兴投资设厂，半年后和朋友合夥投资的三百万人民币全部亏掉。他说自己「活该如此收场」，因为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自欺欺人认为李鹏已换了朱镕基做总理，而「上当受骗」回大陆投资，交了昂贵的学费，但也令他幡然猛醒，觉得愧对六四死难者。
他说，共产党的高压政策非常管用，许多大陆人在大陆不敢讲真话，移民美国后仍心有余悸，不敢公开发表真实想法。「如果生活在美国，还不敢讲真话，真是太懦弱，也太自私了」！
●认同开枪迫不得已
现在康州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李安琪，曾在深圳任职律师多年。1989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法学院，适逢「六四」事件，入学后要接受军训一个月进行「洗脑」，而同期入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同学，则军训了一年。
李安琪认为六四开枪镇压虽然不对，但当局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因北京政府颁布戒严令后，学生及民众仍漠视当局不得上街的法令，继续在天安门广场示威，事件愈演愈烈，场面近乎失控。如果不用断然措施平息风波，经济发展就不能获得保障。
李安琪说，以中国人的整体素质和民族劣根性来说，距离民主国家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中国实现民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付出很多代价。她估计50年内六四不可能平反，因执政官员都是既得利益者，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党内虽然不乏有良知和同情心的官员，但一旦危及自身利益，就会噤声。
她强调，文革任何人都知道是个错误，但六四对错在中国看法并不一致，很多大陆民众现在都追求经济利益，较少政治民主参与意识。加上现在年轻一代的大学生，个人主义色彩浓厚，只顾「拍拖」，沉迷时尚、电玩。六四很容易在岁月流逝中逐渐被人淡忘。
李安琪说，目前大陆社会贫富悬殊，下岗工人和拆迁户是一座潜伏的火山，随时可能引爆大规模的群众行动。大陆的腐败情况比1989年有过之无不及。六四前，大陆法官尚能以「人民公仆」自居，现在不少大陆法官不塞「台底钱」不给办事。
她感叹，在中国很难做一个好律师，若想维护当事人的权益障碍重重，真正按照法律办事的官员不多，很多执法者权大于法，希望律师按照他们的意旨办案。她在大陆做律师，在别人眼中很成功，她却如履薄冰，步步为营，个中滋味，有如寒天饮冰水，冷暖自知。
现居新泽西州的林洁辉，1989年激于对中共「六四」镇压的义愤，曾任大纽约「天安门纪念基金会」副会长，组织「民主歌声献中华」等活动。不过，16年后的今天，她说非常后悔当年对一些「学运明星」的支持。「因为后来发现他们不是我想像中的那么一回事」，通过与这些人的接触，她认为「他们应该学习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她坦言对个别民运人士颇感失望，但她「反对政府杀人」的立场一如既往，她希望大家给中国政府改弦易辙的机会，不要「丑化中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1998年入读北京大学的四川姑娘李艾美，2002年毕业，期间对六四事件时有所闻，但真正了解更多情况是2002年到了美国后。作为年轻一代大学生，她不认同六四镇压。她认为，在目前大陆还不能公开纪念六四的情况下，在海外纪念六四就显得特别有意义，可以对中国政府造成一定压力。
来自福建的小刘，六四时只有11岁，在他的记忆中，六四「反革命暴乱」就是一具烧焦的解放军尸体，那时电视经常播放「焦尸镜头」，令他小小年纪，「恨透了那些杀人放火的六四暴徒」。
1999年小刘偷渡来美，适值六四10周年纪念，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一卷有关六四屠杀的录像带，才知六四跟他原来的认知有很大差距。好奇之下，他翻查了大量资料，自认对六四有了一个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他说，八九学运那种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正是他们这一代人缺乏的。
●不敢自居「平暴英雄」
现居纽约的自由撰稿人范英着，六四时在大陆一所教育学院任教。由于他居住的城市离北京不远，经常听到许多有关学运的消息。同时由于长期收听美国之音、英国BBC等外国电台，获得大量学运信息。六四镇压当天，他通宵达旦收听电台，及时得知中共在天安门东西长安街大开杀戒的消息，对中共血腥镇压学运非常气愤。
根据他了解的情况，大多数知道六四真相的大陆老百姓，是打心底里反对政府用残酷手段镇压学运的，只有极少数不明真相的人，才会认同镇压。他认识的一个朋友，就告诉他不敢公开反抗政府，但每天都在上公厕时臭骂政府一顿。
他说，许多参与六四镇压行动的解放军官兵，都不敢以「平暴英雄」自居，甚至还设法为自己的行动开脱。如六四事件后的第三天，他所在的中等城市，是某军的驻扎地，数以千计的民众，自动自发在军营所在地聚集，在大门外形成一个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圈，高喊反对六四屠城的口号。幸而双方都十分克制，没有酿成流血冲突事件。当时军队领导在北京开会，军营急电北京报告当地「民愤」情况。事发三四天后，当地各机关单位均收到军队一份「澄清」声明，内容大意是「我们军队在北京没有打死一个人」。
范英着说，由此可见，参与镇压的军队，「理不直，气不壮」，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光荣正义的任务，才要忙不迭撇清自己的六四责任。即使是北京政府，对这个震惊世界的血案，也从最初声称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到后来改称「风波」或「政治风波」。
他指出，昔日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带给中国人一句「抗战八年打败日寇」的豪言。而面对六四屠杀，两个「八年抗战」过去了，「杀人者依然在台上呐喊伪善的利民口号，明打暗保贪腐之恶虎，将建议六四正名的蒋彦永踩在脚下，在天安门母亲的伤口上持续撒盐。我们无从发出豪言，这是人民的不幸，也是人民的耻辱」。
范英着1995年移民美国后，一直批评北京政府镇压六四，他说一个人要有良知和正义感，「真正的爱国主义，是应该同天安门母亲们站在一起，针对专制者，实行鲁迅所说的韧性战斗，直至东方民主女神重新矗立天安门」。
近年自洛杉矶赴浙江投资设厂的商人陈诺曼，当年曾义愤填膺谴责中共动用坦克机枪屠杀民众，但他现在认为，从16年国际形势的发展来看，「当年的镇压很有必要」。否则局势会一发不可收拾，中国可能如东欧部分国家般土崩瓦解，恰恰正中「美帝国主义」的下怀，所以现在他对六四的看法已比较「客观冷静」。
他相信学生的初衷是好的，是渴望民主和反贪污、反腐败的，但他们「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了」。中国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能意气用事，不应再在六四的问题上纠缠不放。六四事件各方面都有责任，中国的民主需要时间来改善，但生活水平比民主更需要改善，稳定的发展是中国发展的根本。
●忘记过去意味背叛
1998年自大陆来美的罗平，原在大陆从事工程技术工作。他对有人「认同开枪」表示异议。他认为，六四是大是大非的问题，「非开枪不可」的理由说不通，首先是《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将学生的和平诉求定性为动乱，并以强硬态度激化矛盾。在学生几次要撤出天安门广场时，都有一只黑手从中阻挠。以李鹏为代言人的中共保守势力，利用学运作为向赵紫阳发难的机会，变成党内权力斗争，从而有了五一九戒严，进一步激化矛盾，酿成大规模流血悲剧。因此，罗平认为「六四悲剧的罪魁是中共党内保守派」。
罗平说，去年六四15周年，英国BBC电台中文网论坛，曾设计「六四15周年看中国民主」的讨论题目，他进入该论□看了一些言论，非常痛心不少发言者「歌颂镇压和专制」，「这都什么时代了，连虐待战俘都有人出来说公道话、抗议，自己同胞死了那么多人，却幸灾乐祸，我真有点担心王力雄的预言：早晚会发生『黄祸』」。
他反问：「如果一个民族可以接受自己的同胞被无辜杀害而无动于衷，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如果一个人看到自己的同胞被无理杀害而没有任何表示的话，他还是个人吗？如果自己的儿子被枪杀，做母亲的却不敢大声哭泣，这个世界还有天理吗？」
他指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无论中国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都应从六四悲剧中记取血的教训，使中华民族步向富强之路，真正崛起世界之林。
原职东北某外贸单位的王大伟指出，六四事件中，受害者大多数是普通老百姓，无论他们是学生还是工人，中国政府让军队武力镇压民众，这是非常残忍的行为。也许学生表现有不冷静和不够成熟的地方，甚至不排除确实有人想利用学生来达到某些政治目的，但让「人民子弟兵」来向人民开枪，不可原谅。
王大伟原来非常推崇邓小平的丰功伟绩，没想到他一世英名因六四事件毁于一旦，在晚年留下最大的历史污点。他坚信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历史会还死难者以公道。
相对中国当局对六四难属的冷漠无情，以及日本政府尚能就二战中的屠杀罪行向世人忏悔道歉，王大伟质疑中国现领导人，不知何时才能反躬自问，就六四事件向国人谢罪。他强调忏悔道歉的目的，不是纠缠以往的历史，而是从历史教训中学习智慧，换取历史的进步。
王大伟认为，中共固然不济，但目前并无任何力量取而代之。为了中国的前途和国际形象，海内外华人应团结一致，不要让西方国家以六四为名，行反华之实。
在北京的维权人士、自由撰稿人郭飞雄说，六四是个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而不是合法与不合法的问题，历史对大是大非早就作出了判断。六四事件的大是大非十分明显，就是「开枪杀人者犯下了滔天罪行」。后来政府自己把「动乱」改称「风波」，「说明他们自己也知道杀人是件丑事」。
郭飞雄不赞成「平反」之说，因为平反暗含对政府主导的默许和期待。对于生活在大陆的人们来说，根本不存在遗忘的问题。参与八九民运的人多达几千万人，六四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观。
他指出，要通过和解解决六四问题，核心是作出赔偿和允许海外流亡者回国。他认为长期不让流亡人士回国，是不人道的。连国共相互敌对数十年都能和解，为什么六四问题不能和解。不过，他觉得今日大陆启动政治改革进程，应比六四平反更重要。
对许多每年都在纪念六四的人而言，纪念六四，不仅是对专制的抗议，也是对理想的执著。
从事电脑工程的温哥华支联会会长周盛康，1982年从香港移民加拿大。基于血浓于水的关系，1989年六四屠杀，他挺身而出，发起抗议活动。
此后16年，周盛康从不间断举办纪念六四的活动。他长期关注大陆人权，希望为中国民主进程尽一分心力，他说温支联现有会员超过八百人，纪念六四系列活动年年举办。
问他多年如一日纪念六四，是什么动力驱使？他说自我定位是「加拿大华人」，对中国感情深厚。
●民主薪火接棒有人
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已过去了16年，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国第四代领导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当年的六四镇压，但六四是中国领导人驱之不散的幽灵。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有意要把六四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
一如米兰昆德拉所言：「人类对抗权力的艰苦奋斗，就是记忆对抗遗忘的挣扎。」无论在海外还是在中国国内，大多数人并没有忘记1989年学生们忧国忧民的激愤，更没有忘记六四当局血腥镇压的残暴。
为了让下一代能够了解1989年民主运动，国际特赦协会及温哥华支联会去年联合制作《薪火相传：「六四」十五年后》的纪录片，由六名在温哥华出生、从1989年开始跟随父母参加六四纪念活动的年轻华裔现身说法，以英语旁白讲述他们每年参加六四纪念的感受。
1989年，周广曦、周广明等人只有五、六岁，在父母带领下，参加了当地支援中国八九民运的活动。16年过去，22岁的周广曦今年刚大学毕业，他与他的小夥伴们不但没有忘记六四，而且通过每年的纪念活动，对六四和中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自觉地肩负起为民主自由抗争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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