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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蒋经国模式与邓小平模式的同异谈起
王思睿
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说：蒋经国先生和邓小平先生在关键的时刻做了关键的决定，扭转了关键的历史的方向，这是惊天动地了不起的事情。形成了一个新的趋势，一个新的方向。蒋经国先生在两次能源危机之后，知道台湾那个地方没有任何天然的物质，所以要靠自力更生，可以说是卷起袖子全心全力来推动，所以他推动了“十大”的建设，推动科学园区的建立，等等的作为为台湾创造了经济奇迹。在经济发展之后，更进一步推动了民主化的工作，包括排除了威权的政治，奠定了政党互动的模式，甚至于再进一步开放了党禁、报禁，取消了戒严，同时也促进了两岸人民的互动。小平先生开放改革，不但转换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而且全面地提升了人民生活的水平，这都是跨时代、了不起的作为。小平先生讲到，改革开放的路线要管一百年，今天大家看一看，大陆的经贸的发展，经济的成长，可以说样样都是名列前茅。
连战的意思是说，蒋经国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业绩，可以成为两岸现在和平共处、将来和平统一的现实基础。在他的演说中，其实已经涉及到了蒋经国和邓小平两位先生以及他们各自开创的治理模式的同与异，但他作为大陆的客人，出于礼貌的缘故，没有把这个话题展开。
一、蒋经国模式与邓小平模式的相同点
我们先来看蒋经国和邓小平的相同点。他们曾经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接受过相同的政治启蒙教育。他们都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仕途——蒋经国在苏联被扣为人质，与父亲蒋介石断绝关系，娶俄罗斯姑娘为妻，回国后又从共产党员被培养为国民党的接班人；邓小平在中共党内几次被打倒，又几次复出——终于达至权力极峰。他们都曾经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信徒，以后又与之告别——蒋经国回归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邓小平“不争论”的实质就是要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把“白猫、黄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贯彻到底。他们分别主持了台湾和大陆在关键时刻的政治转向，并且维持了社会稳定，推动了经济发展。就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而言，邓小平的贡献还要超过蒋经国，蒋经国只是发扬光大了陈诚、严家淦等前辈的业绩，而邓小平则要排除陈云、李先念等同辈的干扰。
再来看蒋经国模式与邓小平模式的相同点。二者都是所谓“东亚模式”的代表，与日本自民党“一党独大”模式、韩国朴正熙模式、新加坡李光耀模式、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模式、菲律宾马科斯模式属于同类。也就是政治上威权、专制，经济上放权、自由化的“一手硬、一手软”的体制。就其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的一面来说，东亚模式不同于苏东模式、南亚模式、拉美模式，已被历史证明是成功的。半个多世纪前，东亚的起跑点远远落后于苏东、拉美，与南亚不相上下，现在则把三者都抛在了后面。而苏东实行极权专制，拉美实行军人独裁，南亚实行民主政体，可见经济增长业绩与政治是否民主关系不大。就其威权政治的一面来说，东亚模式不同于欧美模式（西欧、北美、澳新模式），但是，除了中国大陆以外，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经过1980年代的民主化潮流后，与欧美模式的距离已经大大缩小，东亚模式现在或许应当称为“前东亚模式”，就像“前苏东模式”一样。
二、蒋经国模式与邓小平模式的不同点
但是，蒋经国模式与邓小平模式也有两个显著的不同点，第一点是宋楚瑜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谈到的，第二点为连战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一语带过。
宋楚瑜说：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经验系于同时维持一高两低，一高就是持续的高经济增长，两低就是低通货膨胀和低失业率。同时要维持稳定的物价水准和充分的就业，最后通过税制跟教育，让穷人有翻身的机会，力求维持较均衡的所得分配，整个的社会和经济不但要使一部分人能够富起来，更要让所有的家庭都能够富起来。依照台湾的经验，达成均富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偏向于社会性和教育性的，一方面要让每一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来攀爬社会的阶梯，而另一方面“知识就是权力”，正如培根所说的，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代的穷。举例来说，蒋经国先生执政的16年当中，就是从1972年到1988年，台湾每一位公民所得从482元美金成长到5829元美金，增长了11倍，但是最高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当中的差距一直维持在4到5倍以下的水准。
台湾在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一直保持着较低的基尼系数，这是一个在全世界都非常罕见的成就。也就是说，“均富”在台湾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且是一种现实。用一位长者的话来说：“大陆是语言上的社会主义，台湾是行动中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在1980年代曾一再讲：“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穷，不是那样子。”“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至于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但是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人们看到的却是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现实：一方面是亿万富翁的纸醉金迷，一方面是数千万城市国营、集体企业职工的下岗失业。用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的话说，就是出现了“断裂社会”。为什么邓小平后来不再那么强调“共同富裕”或者讲了话也不起作用了呢？与下面要说的第二点有很大的关系。
连战说：蒋经国在经济发展之后，更进一步推动了民主化的工作，包括排除了威权的政治，奠定了政党互动的模式，甚至于再进一步开放了党禁、报禁，取消了戒严。启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是蒋经国在“一高两低均富发展”之外的第二个大成就。
在美丽岛事件发生后，蒋经国痛感不搞民主化，台湾将无法保持长治久安，也无法赢得国际尊重，因而在短短的七年时间里，就毅然开放报禁、党禁，解除了长达四十年的戒严状态。在蒋经国去世十几年后，台湾民主化就已经基本完成，并获得世界民主阵营的广泛好评。
在八九民运后，邓小平却从与蒋经国完全相反的方面吸取教训。虽然他说中共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但该报告中所规定的党政分开举措，至今还没有兑现。1980年代开始的政治改革进程，不仅是停滞了，而且是倒退了。坦克冲进天安门广场后，统治者对于重新赢得合法性已经丧失信心，因而只能在“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上下功夫。这就要求团结内部，提供激励，一致对外。对权钱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一夜暴富留足空间，这是晚年邓小平模式以及后邓小平模式的一种统治术，并不是几句“反腐肃贪”的漂亮话就能够掩盖的。
全民均富还是“不落空”阶层独占，启动民主还是强化威权，这是蒋经国模式和邓小平模式的两大不同点。
三、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所谓“东亚模式”，其实又可以分为两支，一支是台湾、南韩、香港、新加坡等“四小龙”，一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前者的共同特点是政府的学习能力和行政能力强，官员比较廉洁，政府能够出台和施行均富政策；后者则反之。显然，这与四小龙同属“大中华文化圈”或者“筷子文化圈”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中国大陆现在却出现了“菲律宾化”、“印度尼西亚化”或者有些人所说的“拉美化”的趋向，这自然不能从文化上找原因，只能归咎于过去的制度背景或者领导者的个人因素。
宋楚瑜说：台湾经验，不是规律，是人做出来的，蒋经国个人有重大贡献，亲民、勤政、廉洁、果敢……。蒋经国的勤政和廉洁，连政治对手台湾民进党也不否认，蒋方良的晚年境况，岛内外人士都看得见。笔者也注意到，台湾的大财团，太子党出身者绝无仅有，基本上都是台湾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对于大陆贪污腐败肆无忌惮的现状，邓小平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出现过新闻监督、议会监督、政治反对派监督的萌芽。丰泽园饭庄厨师陈爱武投书《人民日报》，导致白吃白喝的商业部长王磊下台；人民代表于光远等人质询“渤海二号”沉船事件，导致了石油部长宋振明下台；笔者担任编委的民刊《北京之春》出专刊并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配合人民代表追究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中南海大兴土木，导致了领导人豪华住宅工程的停工。而邓小平“反自由化”，首先反掉的就是这些监督制约统治阶层腐败的最有力措施。
邓小平的念旧、护犊、不作为，使贪污腐败之风在1980年代愈演愈烈。邓小平复出后，把他的老哥们薄一波、王震、杨尚昆、宋任穷、彭真等人重新扶上台，置于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的监军位置。他的老朋友中有人很不检点，本来“整党”应当整这些人的不正之风，但他们却说动了邓小平，把整党变成了整“三种人”，也就是把文革中反腐败的“造反派”作为整党的主要对象，使党内腐败分子更加肆无忌惮。
邓小平的子女在文革期间受到残酷迫害，使他有一种内心的愧疚，想要对子女有所补偿。他开了一个口子，结果是太子党办公司之风吹遍了神州大地。陈一谘最近在《三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赵紫阳风骨》一文中透露了两个不同的“五一七家庭会议”。1989年5月17日晚饭时，赵紫阳向家人说：“我执行邓小平戒严的决定，可能还担任总书记。如果我不执行，还坚持反对意见，可能命运会很严酷，也会影响你们的前途。但我不能执行这样的决定”。赵家人一致支持了他的“决定”。自此以后，紫阳被软禁了十五年零八个月，而他的家人则无一例外地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对待。与此同时，5月17日晚饭时，邓小平一家人也坐在一起，召开了一个“太上政治局常委会”。看着严家祺、包遵信等人的《五一七宣言》，全家一致认为：“看来他们要甩出我们家，把我们剁成肉馅了！”视抗议学生与民众如寇仇的邓小平终于下定了最后的杀机。显然，邓家子女对于邓下决心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
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正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邓小平可以说是一位政治博弈大师——善于韬光养晦（曾先后向毛泽东、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和左右平衡（牺牲手下保全自身），但与“总设计师”毫不相干。“总设计师”是要动脑、动脚、动嘴的：要勤于学习，系统思考；要勤于调查，反复比较；要积极鼓吹，善于动员。而邓小平是个懒人，有时间就找人打桥牌，改革开放时期年龄又大了，想跑也跑不动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真正的设计师是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田纪云等人，任仲夷、项南、袁庚等人也有很大的功劳。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胡平、王军涛、张炜也是改革的设计者，但胡王没有机会担任落实改革蓝图的工程师，张炜也只是在天津开发区进行了小试牛刀的实验。邓小平能够起到的最好作用就是给这些改革设计师和闯将当后台老板。然而，就像当年的毛泽东一样，每当邓小平从后台走到前台时，往往就要坏事。1986年，他出于与戈尔巴乔夫竞争的心理，亲自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结果，民间的政治热情刚刚有所表现，他就紧急刹车，还搭上了一个总书记胡耀邦。1988年，他想要凭借中共的“政治优势”强行启动“价格闯关”，结果引发群众抢购，改革的民意支撑动摇，随后又搭上另一位总书记赵紫阳。除了1983年的所谓“严打”（炮制了大量新的冤假错案），我们想不出邓小平为制止政治腐败之风采取过什么有效的措施；反之，我们却可以指出他在推波助澜方面的大量举措，这其中就包括镇压八九民运，从而为权钱勾结、黑白通吃的所谓“精英联盟”铺平了道路。
四、统治集团在政治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或者说社会强势群体的工具。这种国家理论只说出了片面的道理。其实，从国家诞生以来，就既有统治的一面，又有治理的一面。作为治理者，国家机器就必须超脱于特定阶级的利益与欲望。近代以来，随着行政官僚化和议员有薪制，所谓“统治精英”更与“资本精英”和“土地所有者”划清了界限，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政权被所谓“精英联盟”挟持，是一种特殊的现象，而不是一般的现象；是末世的征兆，而不是“盛世”的象征。
从中国历史上看，只有东晋和一些朝代的末世（唐末、明末等），皇权才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傀儡和工具。秦皇汉武，对于富人是毫不留情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说明他不甘于被功臣集团挟持；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手段之凶狠，世上罕有其匹。毛泽东从来不愿意成为“党官僚阶级”的傀儡元首，这也是举世公认的。强人邓小平何尝愿意像一个末世之君那样被人牵着鼻子走，晚年邓政权及其后续政权沦为“精英联盟”的傀儡，乃是“六四”后遗症，所谓“形势比人强”。
如果我们承认蒋经国在均富方面的业绩，就不好再说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或者“精英联盟”从来不会心甘情愿地让出自己的利益和权力，他们是均富政策和民主化愿景的最大绊脚石。执政党摆脱特殊利益集团的包围和束缚，把国家的前途（和平崛起、和平统一）和全民的共同利益放在第一位，使政府能够表现出一种超然性和前瞻性，这是均富政策和民主化能够在大陆实行的一个必要条件。
五、错失的胡耀邦模式
邓小平比蒋经国大6岁，胡耀邦比蒋经国小5岁，如果不是因为某些历史的偶然性，我们今天要比较的或许就是蒋经国模式与胡耀邦模式的同异。
胡耀邦与蒋经国的共同点要更多一些。胡耀邦亲民、勤政，毫不逊色于蒋经国，蒋经国跑遍了台湾的20多个县，胡耀邦则跑了大陆的1000多个县。胡耀邦的廉洁有口皆碑，他的子女也很争气，没给他添什么麻烦。胡耀邦最突出的一个优点是好读书，他对于西方的人权观、民主观没有抵触情绪。
笔者曾说，中国共产党正在步中国国民党后尘（参见王思睿：《我的“三民主义”：媒体民营，政党民办，政府民选》）。共产党的国民党化，关键是要取消“四项基本原则”。但是，胡耀邦模式和邓小平模式在取消这些基本原则的次序上是不同的，由此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也是不同的。后者导致了社会弱势群体要承受更多的改革成本，更多的眼泪和辛酸。
胡耀邦模式首先要取消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他所信任的笔杆子李洪林、郭罗基等曾在这方面作过许多文章。其次是共产党领导，即使按照比胡耀邦模式稍保守的中共十三大政改方案来办，诸如政法委、各部党组、中宣部直接插手文化行政事宜等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也早就应当废除了。再次是社会主义制度，胡耀邦模式会先在所有制改革上着手，把国有企业的产权分给工人，而不会起劲地“砸三铁”、削弱社会保障制度。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胡耀邦的理论家王若水、苏绍智等人主张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人道主义”等概念来改造斯大林、毛泽东牌号的马克思主义，使它具有更大的理论包容性和时代适应性，信奉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将会社会民主党化，成为未来多党制格局中的左翼政党。
邓小平模式则以“不争论”的名义首先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地位，在当今中国，正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徒与自由主义者同样没有言论自由。其次是社会主义制度，1992年南巡之后，邓小平已经不再在乎社会主义这块牌子了，这一次，他要凭借共产党的组织优势来“砸三铁”、砸工人的饭碗。再次是共产党领导，邓及其指定的“核心”通过改变共产党的性质来取消本来意义上的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三个代表”成为代表三个精英阶层，左翼工人政党蜕变为右翼威权政党。最后一个舍不得抛弃的镇家之宝是“专政”。笔者曾指出：现在，原有组织系统的三条线有两条已经萎缩，党群系统在基层社区和单位已经没有多少实际功能，行政系统已经无法进入到非公有制单位内部发挥作用，惟一得到强化的是公安保卫系统（参见王思睿：《政法系：与公民社会一起成长》）。但是，没有“软权力”配合的“警察专政”、“特务专政”远没有中共当年的“群众专政”厉害，事实证明，只靠专政手段也阻止不了“颜色革命”。
六．历史考验胡锦涛
如果按照邓小平和胡耀邦曾经商定的安排，中共十三大时“邓小平全下，胡耀邦半下”，由胡耀邦接任邓小平的军委主席，由胡启立接任胡耀邦的总书记，那么胡启立担任两届总书记之后，中共十五大选择新领导人时，作为首选的很可能还是胡锦涛。如果胡锦涛的仕途以及大陆的政治发展沿着这样一条路径走过来，中国现在的面貌就会大不相同。
让我们大胆地设想一下。在1980年代后期，是由著名党内民主派、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在主持起草新闻法，在胡启立第一届任期内（1987—1992），制定了新闻法、出版法，取消报禁，《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改组为真正的民营报纸，中央电视台成立类似于BBC那样的理事会。在胡启立第二届任期内（1992—1997），中共实行党内直选各级领导人，党组织与国库彻底脱钩，通过了社会民主党类型的新党纲党章；实行司法独立，法官终身制，法院系统垂直领导。在胡锦涛第一届任期内（1997—2002），制定地方自治法和社区自治法，市长和市议会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制定结社法，允许自由成立工会和农会，成立各种NGO（NPO）组织只须依法注册备案，无须双重主管部门批准成立。在胡锦涛第二届任期内（2002—2007），制定政党法，取消党禁；制定新的选举法，由选民直接选举国家主席和国会议院。如果没有“六四”导致中国大陆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如果三胡依次执政，有秩序地推进民主化进程，就不会出现1990年代的两岸关系倒退，到2005年，无论是连战、宋楚瑜或者陈水扁、谢长廷访问大陆，将会是两岸当局的会谈而不是两党会谈，所获的成果将会是两岸和平协议甚至是和平统一协议而不是区区一纸新闻公报。
如果历史沿着上述的路径走过来，胡锦涛将会轻而易举地赢得基本完成中国民主化与勾画两岸和平统一蓝图的美名。可惜历史上有太多的偶然性，而每一个偶然性都会展现一幅面目全非的图景。当年北京大学竞选的另一位主要参与者房志远曾经说过：历史就像高速公路，错过了一个出口，就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到达下一个出口。现在的胡锦涛，继承的不是他的两位团派前辈，而是一个在政治血脉和精神气质上都相差甚远的“十三年”。他要完成胡耀邦的未竟事业，面临着极大的困难，需要非凡的胆略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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