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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
作者题记：十九世纪，马克思把宗教称为“人民的精神鸦片”，煽动起东西方的无神论狂热；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及其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指导东方革命的“马克思教”。它作为人类思想史的最大乌托邦，不但变成了人民的“精神鸦片”，且变成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它掀起了世界历史上最疯狂的群体革命，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缔造的东方极权主义，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最近，英国华裔女作家张戎女士与她的丈夫合著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一出版，便在西方引起轰动，第一版八万册早已销售一空，欧美各大媒体的热评不断。在众多评论中，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书评令人深思：“二十世纪我们犯的最大的错误中，西方的左派、政客等对毛泽东的热情是最愚蠢的。毛泽东害死了七千多万人，是因为这些人在西方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外界对这么多人的死亡竟然没有感受。但张戎是个中国人，她在写她的人民所忍受的灾难。为了替那些毛的牺牲者发出些声音，她的感情和愤怒在这本书里的每一页都闪烁着。”所以，该评论又说：“没有几本书是注定可以改变历史的，但是这一本书将改变历史。”
其实，在二十世纪，西方左派名流和某些政客犯的大错误，何止于对“害死了七千多万人”的“毛泽东的热情”！翻检西方左倾思潮与共产极权体制的关系，令人不齿的错误比比皆是，他们犯的第一个大错误是对害死几千万人的斯大林的热情，而斯大林正是毛泽东的导师。
毛泽东的残暴还有远远超过斯大林的独创之处，斯大林主要采取“肉体暴政”的方式来消灭“敌人”，而毛泽东在“肉体暴政”之外又发明了大搞群众运动和思想改造的“精神暴政”，他所发动的每一次大规模“阶级灭绝”，都伴以“全党共讨之，全民共株之”的全国性群众运动，为的是在人格上羞辱人，在尊严上摧毁人，使之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变成遗臭万年的行尸走肉，可谓“黑出于黑而胜于黑”。著名剧作家曹禺在述忆文革的遭遇时说：“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两大暴君最为一致的地方在于：相对于他们无限膨胀的权力欲和无限滥用权力的满足感而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的生命并不构成道德问题，而两暴君为了塑造各自的国际领袖形象，又擅于伪装自己，可以在西方名流面前表现出平易、直率、幽默、甚至谦恭的一面。看看西方名流们记述中的斯大林和毛泽东，很少能找到负面的描述。
比如，英国著名剧作家萧伯纳，不但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甚至被英国评论界称为“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戏剧家。”在政治上，他是非常激进的“费边主义者”，具有强烈的革命倾向，他的剧作以嘲讽和抨击资本主义的剥削而著名。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受到被当作贵宾请到莫斯科，并面见了斯大林。据萧伯纳的回忆，他与斯大林进行了畅所欲言的直率交谈，他的评价是：“斯大林把我们当老朋友接待，先让我们尽情地发表意见，然后才谦虚地说了几句。”“斯大林心地纯正，刚正不阿，赤诚坦率”。“斯大林之所以青云直上，全是靠了这些品质，决不是搞阴谋诡计。”
萧伯纳显然自作多情，一个西方作家与一个东方暴君的第一次见面，怎么就会有老朋友的感觉？如果萧伯纳也像纪德一样，诚实地写出斯大林制度的某些真相，斯大林还会把大剧作家当老朋友吗？（参见：《斯大林秘闻》，【苏】爱德华.拉津斯基著，李惠生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萧伯纳传》，【英】弗兰克.赫理斯，黄嘉德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再比如，30年代访问过苏联的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是典型的故意说谎者。根据他访苏时的苏方陪同人员卡拉夫金娜提交给上司的“不得公开”的报告的记载：他一路上不停地对陪同人员卡拉夫金娜抱怨，指责苏联的种种不方便之处，还特意宣告似地说：苏联并不美好，他还是喜欢欧洲的生活。在内部交谈中，福伊希特万格对莫斯科大审判极为不满甚至愤怒，要求苏联政府提供真相和纠正错误；他还为《真理报》写了一篇介绍安德烈.纪德的文章，编辑部要求他作出几处修改，特别是关于批评个人崇拜的部分。他当即大发脾气，指责苏联没有言论自由。他还发誓：决不屈从压力，一个字都不改。
然而，他的牢骚、不满、指责、发脾气和誓言，丝毫没有影响他屈从于苏联人的压力，他在“冷静下来之后”，乖乖地按照《真理报》的要求来修改自己的文章，直到主人完全满意；之后，他又以惊人的速度写出了全面为斯大林主义辩护的《莫斯科－1937年》一书。
在私下里，他很讨厌个人崇拜，但他在书中却说：苏联人对斯大林的过度崇拜是真诚的崇拜，“人们感到需要表达自己的谢意和自己无限的赞美。人民感谢斯大林带来面包、肉、秩序和教育，感谢他创建了保卫这幸福生活的军队……不仅如此，斯大林确实与人民血肉相连.”他还特意提到当面向斯大林提意见说：“对斯大林个人的过度崇拜搞得没什么味道。”斯大林的回应却是轻蔑的原谅：“对此斯大林耸了耸肩，他原谅本国的农民和工人，说他们太忙了，各种事情太多了，所以没能发展自身的良好品味。”
在私下里，福伊希特万格也强烈置疑莫斯科大审判，他也曾要求苏联官员予以澄清，但他在书中则说：斯大林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具有高度的合理性”；他严词驳斥那些把大审判称为“骇人听闻的”和“野蛮的”的西方人，并为大审判辩护说：我自己也曾怀疑过这些审判，但“当我在莫斯科旁听审判时，当我看到和听到……我感到，我的怀疑如同盐在水里一样被融化了。……如果说这一切是有意编造出来的，是经过精心安排的，那么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真实了。”他的结论是：“如果把审判季诺维也夫和拉杰克说成是斯大林渴望谋求统治地位和进行报复，那就太荒谬了。”
最后，他笔下的斯大林是“朴实而十分善良”、“有幽默感，听到对他的批评时并不生气”的人。
斯大林马上命令将《莫斯科－1937年》译成俄文，在苏联大量发行。（参见：《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林英合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然而，西方左派并没有从“斯大林热”中汲取教训，而是在斯大林死后把这种热情转移到毛泽东身上，法国左派的“毛派”显得尤为狂热，毛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毛的“造反论”被无条件地接受。这样的左派幼稚病或道德愚昧，甚至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经济因石油危机而陷于萧条，“自由无法战胜极权”的悲观情绪弥漫西方，前苏联极权者们甚至扬言很快就将超越并埋葬美国。然而，美国总统里根则对东西对峙的前景抱有乐观的信心，他克服经济萧条的方法是回归古典自由主义，他抵御政治悲观的方法坚信自由制度必胜，在国际政治中用理想主义外交代替尼克松政府的实用主义外交。捍卫自由理想的坚定意志给了他政治勇气，推动他在美元几乎失去一半价值的萧条中公开向苏联极权帝国挑战。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在英国议会的讲演时，直率地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并预言两大阵营的竞争必将以极权制度的失败而告终：“共产主义必将被埋葬在历史的灰烬中。”
里根的直率及其预言掀起轩然大波，被当时西方的某些政客和知识分子视为“天方夜谭”。1983年，法国人让•弗朗索瓦•雷瓦尔写出了《民主是如何毁灭的？》一书，他的预言与里根的预言恰好相反：民主制度是“一个正在我们眼前消失的短暂的插曲……”那时，不要说西方的左派，即便是西方的某些右派，也被当时的表面现象和悲观氛围所蒙蔽，相信极权国家仍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而对自由民主向全球的普及缺乏信心。他们甚至认为，极权国家的政权与民众之间的虚假契约——统治者装模作样地统治和民众装模作样地服从——正是极权制度的合法性所在，因为这种虚假契约带来稳定、安全和温饱。而对极权制度造成近一亿多人非正常死亡的惨剧却视而不见，正如西方左派名流们，并非不知道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暴行，却仍然放声高歌“红色苏维埃”和“红色中国”一样。
在此意义上，《每日电讯报》的“最大的错误”，的确是对西方左派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属于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大暴君，两大暴君却先后得到自由世界的社会名流的崇拜。一个大暴君死后，失落的西方左派很快又找到另一个大暴君，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第二次错误显然比第一次错误更大更愚蠢。
我的担心是，面对当今世界的最大独裁国家中国，现在的西方人正在犯第三次错误。在曾经风靡西方的“斯大林热”和“毛泽东热”中，引领潮流的头面人物都少不了法国名流。在政界，有二战后的戴高乐政府，一边与红色中国眉来眼去并在外交上承认毛泽东政权，一边与美国主导德西方同盟闹别扭，为此，戴高乐同美国较劲，同英国强辩。1966年，戴高乐正式向美国宣战：一面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并将北约总部赶出巴黎，一面提出对共产阵营的“缓和、谅解和合作”三原则，戴高乐正式访问苏联，苏联舆论自然兴奋，西方舆论则视之为西方联盟的“窝里反”。
在知识界，罗曼.罗兰等人曾为苏联的大饥荒和斯大林的大清洗进行辩护；二战后，诸多参加法共的知识名流变成了苏共的应声虫；七十年代，萨特等知识名流对中国的文革和古巴的共产实验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并被毛泽东和卡斯特罗当作贵宾来接待；著名法国哲学家福科先是支持法国毛派，继而又对霍梅尼发动的伊朗原教旨主义革命的充满热情。
在当下的“中国热”中，引领西方各国向独裁中共献媚的领袖人物，又是当今法国的最大名流——总统希拉克。他在冷战后的世界上高举“戴高乐主义”的旗子，热衷于在国际上建立反美联盟，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一面在欧洲与另外两大国德国、俄国联盟，一面在亚洲拉紧独裁中国，形成了法德俄中的反美联盟。同时，为了经贸利益，希拉克用出卖政治支持来换取中共的大额订单，他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几乎无条件地支持中共——从人权问题到对华军售再到台湾问题。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访法时，希拉克在私人城堡设宴款待；中共现党魁胡锦涛访法时，希拉克把欢迎的红地毯从飞机场、总统府、私人城堡一直铺到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和埃菲尔铁塔，再从铁塔的底座一直铺到塔顶，最后以浑身红彤彤的铁塔为背景合影留念。
今日的“中国热”和当年的“斯大林热”、“毛泽东热”的不同只在于：共产乌托邦已成破碎泡沫，西方人向中国独裁者献媚的理由，不再是基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幼稚病，而是基于资本主义现实的实惠。
当年，访问过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出了传记性作品《红星照耀着中国》，让毛泽东的名字从中国的穷山沟走向了西方世界。
今天，美国商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也在赚大钱的闲暇里客串一把传记作家，只不过背景变成了繁华的大上海。库恩为当了十三年党魁的中共第三代独裁者江泽民作传，一出手就不同凡响，立马在中国变成畅销书。
该书遵循着“为权势者讳”的伪饰逻辑，但洋人的署名及其写作技巧使伪饰显得更精妙。比之于中国至今尤盛的“为尊者讳”的传记传统，西方的传记传统自有真实客观的一面，尤其喜欢揭露权势者和名流们的阴暗面。所以，在一脸民族傲气而骨子里依然崇洋媚外的中国，不管是不是出自洋人的手笔，但只要署名是洋人的，似乎就获得了不证自明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想当年，出自国人手笔的《第三只眼看中国》，如若不是署名德国汉学家，就很难变成九十年代中期的畅销书。
正因为如此，曾经参与了大量早期筹备工作的大陆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才被“江传”写作组玩了一把。无论他在国内外多么有名，也无论他曾为“江传”作出多大贡献，但他都无法与洋人争夺署名权。官方从请他参与的那天起，就已经给他派定了角色，只能充当库恩先生的匿名抢手，干出力拿钱却不署名的幕后活计。叶永烈咽不下这口窝囊气，于是，他向海外媒体曝光了“江传”的写作内幕。
洋人为“江传”起了个很煽情的书名：《他改变了中国》，尽显献媚技巧的高超，不能不让我想起当年的法国作家巴比塞写下的斯大林赞歌《一个人和一个时代》。而对于受到残酷迫害的苏联人而言，在斯大林的大清洗时期，“统治这个国家的已经不是党，甚至也不是斯大林，而是恐惧。就像尼禄当政时一位罗马历史学家所写的那样，‘在这个恐惧的城市中，人已绝迹，只剩下了人的肉和骨头。’”（《斯大林秘闻》，【苏】爱德华.拉津斯基著，李惠生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P398）
我希望，《毛：鲜为人知的故事》对历史的改变，会让西方从“中国热”中清醒过来：二十世纪的最深重教训，并非极权主义的兴起，而是自由国家没能阻止极权主义的迅速扩张与长期存在：1，西方民主政府的绥靖主义外交，不但为希特勒发动二战提供了条件，而且战后的“雅尔塔协议”为东方共产极权帝国的建立推波助澜；2，享受着自由生活的西方左派名流们误导世界舆论，把极权东方视为人类的未来，而把自由西方视为邪恶的象征，致使自由同盟对极权同盟的斗争变得步履蹒跚。
时至共产帝国已经崩溃的今日，难道先后迷失在两位暴君怀抱中的的西方名流们，还要再次迷失在“中国热”的泡沫中吗？
2005年7月14日于北京家中
（《争鸣》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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