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要齐放，百家要争鸣

严家祺


春节前夕，收到李洪林编的《争鸣之音》一书。李洪林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争鸣之音》一书是香港《争鸣》月刊创办人温煇近三十年来在《争鸣》上写的社论和文章的文选。对中国大陆思想文化界来说，曾经是共产党的「思想理论领域」的一位「主管」为一位一生致力于揭露批判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论家编辑文选，这本身就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争鸣之音》的编辑出版，一定会受到中国大陆思想文化界的广泛欢迎，有助于推动中港台「两岸三地」的思想交流和思想融合，这正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一个大趋势。

李洪林其人

李洪林生于一九二五年，二十一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由于李洪林做地下工作，国民党要抓他，但没有抓到，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后，终于被抓到了。但抓李洪林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李洪林在他的《自传》中说：「国民党抓我，是因为我要推翻它；共产党抓我，却因为我在维护它。」

五十年代，李洪林曾在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周扬领导的机构中工作，一九六二年参加「湖南调查」前，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田家英领导的调查组成员，其中就有李洪林。一九七九年在理论务虚会休会期间，为了帮助邓小平起草讲稿，邓小平约见了胡乔木、吴江、李洪林、滕文生几个人，作了一次长谈。这个滕文生就是在文革初期摘编《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滕文生，九十年代成了江泽民讲稿的主要撰写人。

在胡耀邦担任中宣部部长和总书记期间，李洪林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有着巨大影响。一九七八年，李洪林写的《科学与迷信》，在《人民日报》上刊出，首次提出「破除现代迷信」。一九七九年，他在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上，作了《领袖与人民》的发言。他的名言是「人民可以选择领袖，领袖却不能选择人民」，「领袖应当忠于人民，而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要树立民主的权威，破除专制主义的权威」。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李洪林起草了《纪念五四，深化改革》倡议书，带头签名，后来又参加了「十二名学者」的《紧急呼吁》，仅仅这两件事，李洪林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的四十三年，竟以「反革命罪」遭到了共产党政权的逮捕，关押了将近一年。

编辑《争鸣之音》的初衷

一九九九年李洪林的《中国思想运动史（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年）》在香港出版了，这是一本系统记述毛泽东邓小平时期「思想斗争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思想控制运动」历史的巨著。全书十五章，延安整风运动一章作为全书的「序幕」。这部书从批判《武训传》、批判梁漱溟、胡适、整风反右、文化大革命、批林、批邓到反自由化，一次一次思想控制运动和思想斗争运动的全过程都作了叙述和分析，而且也记叙了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初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然而，《中国思想运动史》一书缺了香港一大块。「思想解放运动」一章有一节是「西单民主墙」，其中谈到了《北京之春》、《探索》、《四五论坛》，谈到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和启蒙社的「必须对毛泽东三七开」在当时的影响，但没有提及在西单墙以前，温□早就以《无民主化即无现代化》为题撰写《争鸣》社论。李洪林在《争鸣之音》的「代序」中说：

「中共的『四个现代化』，只限于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即只搞技术层面的现代化，而不要社会制度的现代化，特别是政治制度，绝对不搞现代化，只能坚持一党专政。这和清末的洋务运动一样。洋务运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是『独裁为体，四化为用』。温□是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人，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他为《争鸣》写的社论题目就是《无民主化即无现代化》。他没有像一九七九年有人把民主和『四化』并列为『第五个现代化』，而是把民主作为四化的前提和统帅，并且响亮地喊出：『必须用一化带动四化！』在人们都为『四化』感到满足的时候，能够清醒地看出问题之所在，并且把民主这一『化』提到这样高度，温□是中国理论界的第一人。」

李洪林又说：「二十多年来，《争鸣》杂志一直和中国的改革开放风雨同舟。特别使人欣慰的是，当中国大陆的思想解放运动遭到摧残之后，《争鸣》在香港举起自由民主的旗帜，继续在思想解放的大道上前进。尽管北方寒风凛冽，这里却是百花盛开。这时我才察觉到，原来写《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的时候，没有顾及香港这块园地，忽略了包括《争鸣》杂志在内的香港思想界的作用，实在是不应有的疏漏。

作为弥补，商得作者同意，请他选出若干文章，由我加上一些按语编成这本《争鸣之音》。其所以叫作『争鸣之音』，一是因为入选文章全部出自《争鸣》杂志，二是这些文章都是和中共当局争鸣的。」

中国政治气候的周期变化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天，我在《争鸣》上写的《新纪元的「时间观」》一文中说：「政治十年一大变」。看一看李洪林的《中国思想运动史》，中国政治「十年一大变」似乎是一个「规律」。五十年前的一九五六年，风和日丽，是中国政治中的一个「自由化年份」。这一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一个「秘密报告」，反对「个人崇拜」，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这一年的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受全球政治气候的影响，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当全球政治气候暖化时，中国的政治气候迅速变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八个字很得人心，然而，「大鸣大放」的结果却使毛泽东十分惧怕。在「鸣放」的高潮中，毛泽东写了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鸣放」变成了「反右」，从此「一花独放、一家独鸣」。

二十年后的一九八六年，又是一个「自由化年份」，紧接着又一次「反右」，一九八七年一月，竟把敢作敢为、深得民心的总书记胡耀邦赶下了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五月是「反自由化」后中国政治气候的短暂回暖，最后竟以「六四大屠杀」告终。

「政治十年一大变」，二○○六年将是不寻常的一年。春节前夕《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停刊事件也许是一个讯号。中国政治气候暖化后经常有一阵阵寒流，而寒流过后又会有温和的时刻。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在《冰点》上刊出后，明明可以通过「百家争鸣」的方式明辩是非，而愚蠢的宣传部门主管不相信真理会愈辩愈明，竟采用下令《冰点》停刊的方式来解决思想理论中的争论。

有争鸣，才会有和谐

二○○六年的中国，已很不同于五十年前一九五六年的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在一步步消灭私有制经济，而五十年后的今天，私有经济已成汪洋大海，毛泽东思想的根基──建立公有经济的乌托邦已连根拔除。经历了这样一场翻天覆地大变革的中国，宣传部门对待《冰点》周刊的做法竟与五十年前大同小异。

新时期要用新的方式解决问题。我觉得中国在「非政治领域」已开始「百花齐放」，然而，在「政治领域」仍是「一家独鸣」。在一个迈向市场经济的中国，没有争鸣，没有思想言论自由，既不会有「法治」，也不会有「和谐」。希望从二○○六年开始，「争鸣」的精神能传回中国，也希望中国大陆的读者能读到李洪林编的《争鸣之音》。

写于二○○六年一月三十日纽约


——《争鸣》2006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