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


我是在恐惧中长大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患有“恐懼症”。即便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出现没来由的焦虑和紧张。但医生没有用“恐懼症”这个词，说是“情緒低落”，或者“憂郁症”。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恐懼症”。我坚信，只有这个词，才更精确。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父亲被人野蛮地捆走，捆他的绳子，不是一般的绳子，而是石匠抬石头用的那种，碗口般粗。父亲被人疯狂毒打，打在他身上的，不是一般的棍子，而是石匠用的那种钢钎。父亲被人强按在地上批斗，他膝下跪著的，不是一般的地面，而是一堆玻璃渣。父亲膝下，血流如水。

这一切，就构成我最早的记忆。三岁，开始模糊记事的年龄。之后，恐惧伴随我成长。总是在夜半时分，我被一阵低低的啜泣声惊醒。不用说，又是母亲竭尽控制的哭泣。透过纱布蚊帐，迷迷糊糊的我，依稀看见，地上卷曲著一个血迹斑斑的人形那是父亲。母亲正为他敷药疗伤。作为从正规院校学成的西医，在那个小镇成为罕见，母亲的医术远近闻名。或因如此，命中注定嫁给父亲，为父亲屡创的伤口，不断覆纱裹药。

许多时候，我并没有吓哭，而是吓得再一次沉睡过去。梦里，反复上演一幅图象，即便我醒后，仍然心有余悸：一条木船底朝天，倒悬于同样是底朝天的河川，我头朝下脚朝上，倒立于那木船上，木船首尾两端起伏不定，将我剧烈颠簸，随时似要掉落下去，我惊恐得喊起来......这个离奇的梦境，在我童年里反复出现。我并不知道，那幅恐怖的、颠倒的图像，究竟是什么意义？

小镇上靶子不多，每次开批斗大会，身为中学教师的父亲，都是重点对象。原因很简单，家庭成分劣等。中共建政后，祖父家因有十一亩薄田，而被划为“地主”。从此灾厄不断。我的二伯，即父亲的二哥，毕业于黄埔军校，国民党中级军官，曾赴山西抗日，抗战胜利回乡时，曾受到众乡亲英雄般的盛大欢迎。

中共军队入川时，二伯放下武器，“和平起義”。初时，中共假意待他如上宾。然而，因朝鲜爆发战事，中共为了“穩住後方”，不惜食言失信，突然集中枪决先前投诚、起义、和被俘的原国民党官兵，共计一百多万人惨遭屠杀。二伯竟在其中。中共以“土改複查”为名，拼凑够镇压名额，二伯被中共“鎮壓”了。枪声响处，在他身后，留下孤儿寡母。他那最小的女儿，还在襁褓之中。

二伯死了，祖父祖母也先后亡故。“地主家庭”的黑锅，落到了我父亲头上，在其后的年代里，他必须代之受过。每逢“運動”，便被“揪”出来，遭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文革”搞了几年后，我得知，父亲居然也入了派系，而且属于“造反派”。小镇上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与大城市的概念迥然不同。简单说来，小镇上的“造反派”，就是反对当地“領導”的，与红卫兵无关。而当地“領導”，在“文革”中，如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既整人，也被人整。不管是学校党委书记还是公社“革委會主任”，一上来，都宣称他是“真正代表毛主席無産階級革命路線的。
”一被打倒，又“老實交代”，被迫承认自己是“反對毛主席無産階級革命路線的。”
父亲虽然头顶“造反派”的帽子，但我却从未见过、也未听说他动手打过任何人。倒是他动不动就写大字报，与同事中的“保皇派”论战，言必称“毛主席說”。一句“毛主席說”，就仿佛他掌握了什么真理。父亲仍然被别人批斗，被别人毒打。谁叫他是“地主出身”呢！

1972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才刚刚过去，对父亲的频繁批斗才稍稍止息。我那年仅三十四岁的母亲，却因长期置身恐怖、惊吓、悲伤、哀愁、以及生活的重压，积忧成疾，积劳成疾。身为名医，却救治不了自己。母亲身患绝症，骤然离世。家中仿佛塌了天。

撇下四个孩子，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最大的姐姐，十三岁，最小的我，八岁。从此，父亲又当爹又当妈。不仅要劈柴做饭，还要缝衣衲鞋。而对于幼小的我，苦役也才真正开始。养猪，养鸡，养蜜蜂，养兔子，捕鱼，打蛇，砍柴……所有能谋生的手段，都用尽了，都历练了。巴山凄冷，蜀水苍凉。年复一年。沉重的劳役，艰难的生存。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出身”的阴影，也覆盖了我。“地主崽子！”从班主任牙缝间挤出来的这句毒性咒骂，至今轰鸣于我的脑际，也将轰鸣于我的一生。小学班主任，那个脊背弯驼的中年女人，面相凶恶，出言刻薄。彼时，我唯一的长物，是名列全班最优的学习成绩。另外，以我的天性，我总有机会成为“孩子王”，但只要我稍一得志，班主任便发动全班同学“孤立”我。

在我的身后，常常跟著起哄的同龄孩子群。“地主”！“地主崽子！”伴随著这类谩骂的，是无数纸团、树枝、泥巴、石块，雨点般地投向我。我常常只能没命地逃跑。害怕上学，就常以逃学来躲避。我偶有反击，就被告到班主任那里。班主任当著全班的面，泼妇似地怒骂：“你一個地主崽子，竟敢打貧下中農的後代！”

父亲得知，气得嘴唇直抖。儿子受欺负，似乎比他自己受迫害还要难受。激愤之下，他拉上我，找到班主任评理：“您說我那娃兒是地主？八、九歲的娃兒是地主？他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連我都沒有剝削過人，他又剝削了哪個？連毛主席都不得說我娃兒是地主！”班主任用鼻子哼地一声，不理。“文革”，父亲受迫害。与此同时，整个小学阶段，我也跟著受迫害。恐怖的童年！

“文革”末期，我听见父亲教学生唱一首歌：“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标语口号似的歌词，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一日，父亲又在小声哼那首歌，我实在忍不住，大著胆子对父亲说：“好什麽好？看把你打成那個樣子！”父亲朝我投来狠狠的一瞥，那眼神里有真正的责备，认为我的话，简直是大逆不道。但他并没有说什么，足见他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说服我。

父亲迷信“毛主席”，认为什么都是别人的错，而“毛主席是英明的”。“文革”后期，乃至“文革”结束后许多年，父亲都持这种固执。为此，十多岁的我，常跟父亲争得面红耳赤。这些争论，大都发生在长途跋涉中。在那些崎岖起伏的山路上，我和父亲，每隔几周，就需翻山越岭，从一个小镇，徒步行走到另一个小镇。一日跋涉几十华里。或者为了捕鱼谋生，或者为了探望在另一个小镇做工的姐姐或哥哥。

父亲真正觉悟，是到了1989年。他的儿子，我，因呼唤民主而被共产党投入大牢。连亲人探视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好几次，父亲背负沉重的行囊，辗转万里，从四川老家，来到广州，只巴望能看上儿子一眼。却被公安局无情地拒之于门外。父亲曾投宿于我留在中大的单身宿舍里，无望地等著我“出來”。一个来月间，眼看著野蜂在那宿舍的窗下筑了巢，儿子依然杳无音讯。我不能想象，望眼欲穿的父亲，离开广州时，是怎样的老泪纵横，步履踉跄。

我被关押一年后，沉沉黑狱中，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女友的信。信中有关父亲的几句话，猛撞了我的心房。女友信中道：“陳伯伯想到廣州做燈，養活你……被我勸阻了……”（做灯，是父亲的一种手艺。）天啦！父亲把我拉扯成人，历尽多少艰辛好不容易，才熬到我研究生毕业。我工作两年，还没来得及尽一份孝心。难道如今还要六十多岁的老父，再来广州卖苦力，养活我这个百无一用的囚徒？我紧攥著信纸，第一次，在看守所，忍不住大放悲声。

出狱后，发现父亲变了。再也没有了迷信“毛主席”的痕迹。父亲完全看穿了共产党的本质。他理解儿子，理解民主。对我的所思所为，不仅没有半点责备，而且毫无犹疑地，予以赞同和支持。

我熟知“文革”，对那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标语口号倒背如流，常常令长辈和同辈惊异。他们估算我的年龄，“文革”开始时，不足三岁，“文革”结束时，也才十三岁，何以竟能对“文革”了如指掌？殊不知，“三歲定終生”。“文革”于我，不仅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赋予深刻影响。不仅落下“恐懼症”，也催生遥远的梦想。以至于后来识破专制，追求民主，都溯源于“文革”时期的惨痛记忆。

（原载香港《开放》2006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