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世祥、康正果获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 北京当代汉语所2006年公告 北京当代汉语所 北京当代汉语所授权《新世纪》公告： 一．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把第六届即2006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孙世祥先生和康正果先生，以表彰他们对中国国家及文明进行控诉的见证性言说。 二． 孙世祥先生，云南巧家人。1969年11月生，昭通师专毕业后，任过中学教师、校长助理，报社编辑，记者，国家公务员。 孙世祥先生在滇东北名山药山下发拉村长大，家境贫寒，酷爱读书，历经坎坷，而不改人生进取之志。人刚为神的求索之路，使他成为当地的某种象征：文化人、读书种子、神经病……他从书中攫取的火种足以照亮自己的内心，但远不足以挑战现实的愚昧、无知、势利、无耻。像一粒有着伟大命业的灵种，不幸被命运撒播到我国社会的底层，在一个远离文明中心、与文明发展失同步性的地带，开始自己的旅程。 孙世祥先生在文明和生存的双重阶梯上攀登、做出选择，生存的艰难让他对我们文明有一种病态的信心，他以此信念返观周围，痛切于人性的沦落、文明的衰败，而有志于改变。这种信念使他做出了一个自汉语诞生以来即少有人做过的工作，忠实地报道自己和自己所知的生活世界。因此，如同不少他者眼里（当然自居为文明的眼）的孙世祥及其作品，成为人类学的极好的标本。 这不是汉语惯常的返身方法。跟其他语种一样，汉语习惯以自身为中心展开一个世界，以自身为终点自成文明，汉语在这里，文明就在这里，汉语返身即可照明一切。但孙世祥先生的汉语不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文明或真理的化身，而是挟带着自己和生活共同体的全部面相来见证，来控诉，来寻求文明的新生。“我们中国人也得在现代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一辈子穿了人种学博物馆的衣服，预备你们来参观。”（赵元任语）。而这首先做的工作，是以汉语来表述我们何以穿着人种学博物馆的衣服。孙世祥的工作，庶几近之。 孙世祥先生的控诉是有力的，也是悲怆的，绝望的。他坚韧地报道了我们中国人不忍正视的内心荒凉，以及更为惨不忍睹的合群而无耻的生活。这些生活缺乏正教的救济化育，缺乏制度的保证，缺乏人心的同情。这些报道文本跟“文明”至今的汉语言说及其接受心理相冲突，跟非人化的病态审美相冲突，跟无能自主的生存陶醉相冲突。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以遗憾而伤感之情注意到孙世祥先生的夭折。这个不幸的汉语人，时时刻刻地经受着衰败文明和生存艰难的双重折磨，富之教之是他的梦想，文明之崛起是他的梦想。这个曾向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发出绝望呼吁“巧家有个发拉村”的“地方青年”，为“一个荒凉村、四千可怜人”及更广大的中国子民的命运而情不能已，因长年煮食方便面等简陋污染食品度日，而不幸于2001年10月病逝于昆明，年仅32岁。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痛惜孙世祥先生短暂的人生，痛惜其未完成并有待完善的汉语文本。愿意借此时刻向这位汉语边陲地带的八九一代人表达由衷的敬意，祝贺他以刚强勇猛的意志重构了汉语的疆界。 孙世祥先生代表作：《神史》，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 三． 康正果先生，出生于中国西安，现在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工作。 康正果先生一生的经验非常独特。他出身于一个共产党同路人的家庭，这在当时意味着“出身不好”。在祖父、父母小心翼翼跟共产党政府合作的生活里，他爱好读书写作的个性给家人带来了不幸，成为父母眼里不争气、不成材的“害祸”。 1964年，康正果在陕西师大中文系念书，校领导号召同学“向党交心”，康成了重点教育对象，被逼着一次又一次地写检查还过不了关，结果被扣上“思想反动”的罪名开除学籍，不得不当了工人。1967年，康正果从报上读到苏联批判“反动小说”《日瓦戈医生》，用俄文给莫斯科大学写信，想要一本《日瓦戈医生》，此信被政府截获，康正果因此“妄图与敌挂钩”的罪名而被劳动教养三年。劳教期满后，康正果被赶到农村，为了离城里近一点儿，他不得不认一个农村的老光棍为养父，改名李春来，在西安郊区落下了户口。 这种苦难、屈辱的人生足以彻底摧毁人的阅读、思考和写作的兴趣与能力。坚毅如康正果者，也很难经得起岁月的消磨腐蚀，他不得不当了一个农民，三十出头了，才娶了个山沟里的老婆，戒除了文字积习，“从此淹没在劳碌的农家生活中”。 1979年是康正果的“春天”，他从农民一跃而成为研究生。但这个春天仍是短暂的，对时代的轻浮，他仍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他拒绝加入“新时期”文学的大合唱。他的生活因此依然麻烦不断，师生反目、同学陌路、不识时务的嘲弄，他都忍受了。直到1989年，在全家人看管的状态下，在他自己警惕的情况下，他仍未按捺住内心的冲动，用舍由时，他呼应了时代的要求，参加了八九期间的游行，随后受到审查，再一次为国家、学校、生活抛弃。 对东土的失望，使康正果先生选择了去国，背井离乡。他要逃离来自生活、来自同胞、来自政权的无形之手的管制。但可笑的政权之手眼仍盯着他，移居美国，在耶鲁执教多年，他鼓足勇气于2000年回大陆开会探亲，甫入国门即在全程掌控之中，他是有关部门多年来的“战果”、衣食父母，他被扣押，罪名是向国内邮寄“反动刊物”。这个中国人经美国大使馆的营救，回到美国，永远地抛弃了中国国籍。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认为，康正果以自己一生的经验对中国国家和国民的控诉是汉语世界里的重大事实。康正果证实了文字救赎的某种虚妄，证明了人性之善在中国生活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文明演进至今，只有血缘才成为善的载体。“只要血缘传下去，善缘就不会断裂。”这种苦涩的经验借助于汉语表达，或者有着汉语文明新生的可能。 康正果的前半生是不合中国时宜的，他在自己的母国被当作问题人物和反动分子，他以自己的人生作传，见证了中国生活的势利和不义。“那个企图凭借偶然性改造世界的政党及其群体才是真正的反动力量。”康正果先生以自己的故事向我们呈现了中国国民参与其中的专制生活，这种生活中的恶欲发生机制和社会控制机制。 在这种不断被推向边缘、底层，不断被侮辱被损害的生存磨难里，康正果先生见证了当代汉语难得的个体精神，那种与传统文明和自由世界沟通的当代汉语，在康正果先生那里，绝非是毛文本、新华文体的变异，亦非性命无所依归而与时依归的奉承修辞。康正果自觉到陕西方言、朴实的汉语口语和简洁的文言语句之间的联系，自觉到建基其上的个体语言对中国生活穷形尽相的可能，并自觉抵制译语、官语、江湖语、精英语的影响。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认为，康正果先生的语言自觉使他摆脱了当代汉语所遭受的污染和侮辱，在某种程度上，他唤回了我们中国人心的感觉。 康正果先生代表作：《我的反动自述》，明报出版社，2004年 2006年6月22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