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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这次是第一次出国，和很多外面的人接触，也走了一些地方，沿途有什么感想，或者有趣的事情，您愿意讲一讲？一路看到美国的风光、城市，接触一些人，什么印象？”
答：“我倒觉着纽约像上海，再一个我觉得华盛顿比较干净。另外我特别感觉人与人比较真诚。再有，你譬如说几点钟干啥，就是几点钟干啥，不像中国拖拖拉拉，说五点，八点还看不到人呢，没有这个现象。”
问：“您近期还又什么打算？”
答：“我现在不是还有两本（想要出的）书吗？我已经托人找出版社能出来。因为我这个年龄，在世之日也就是倒计时的时间了。”
问：“书名是什么？”
答：“《十年防艾路》和《艾滋殇》。”
问：“您回国后还有什么进一步打算？”
答：“进一步的打算就是如果体制允许。。。”
问：“（从声音分辩不出）体质还是体制？”
答：“整个国家体制。我的身体。。。我现在可以雇车下去。”
问：“在这十年里，您身体有没有很吃不消的时候？”
答：“有。”
问：“到什么程度？”
答：“ 有。”
问：“到什么程度？”
答：“从脚肿到肚脐。有一次出去调查为艾滋病人照相，我血压高到二百二。所以现在就是出去，我也得雇车了，我已经不能再挤交通车了。近期可能我回去就要搞这两本书。还要安排这些孩子（爱滋孤儿），要升大学的、升高中的，我都要跟他们说说话。”
问：“您对年轻一代。。。您手下现在有没有更年轻的人和您一起工作？”
答：“有。”
问：“大约有多少人？”
答：“没数字。譬如，一来来五六个学生，帮助我捆（东西）。还有一个人带来七、八个人，回家挨了一顿打。”
问：“您能知道的数目大概是几百还是几千人？”
答：“大概有几百人。”
问：“您对年轻一代‘抗艾’的工作人员、一些志愿者，有什么样的希望？”
答：“他们是害怕。”
问：“后来在决定让您出来以后，您的儿女还有别的压力吗？”
答：“我估计现在还有，因为我拨不通电话。”
问：“家里电话又不通了？”
答：“又不通了。”
问：“多长时间了？”
答：“一直就没拨通，现在还拨不通。现在我急着要出书，我就说‘这几本书，谁要翻外文你们随便翻，只要别跟我要钱，我没钱’。”
问：“假如您回去以后，向外界发出声音要承受压力的话，您还会继续向外界讲吗？”
答：“当然要向外界讲了，我要是不向外界讲的话，我死在哪里谁知道啊。”
记者：“高医生，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暂时说到这里，非常感谢您在烦忙中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您健康、快乐！一切顺利！”
高：“唉呦，我不会快乐（笑），既然走到这种份上。”
记者：“再次谢谢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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