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教授新著《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在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作者归纳中国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调查统计，得出重要数据：1、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多在30%—40%间（简单平均是36%），而且这其中还包括了族田、学田等公田，因而60%以上的土地是掌握在自耕农的手中。在某些地区（主要是在北方），地主占有土地的比重还不到30 %。2、鉴于地主实际取得的地租只占与佃农约定租额的七八成左右；同时，由于地租额并不像通常所说占有产量的50％，而大约只有40％左右(所谓50％是指“正产物”而言)；这样算来(70—80％乘以40％)，实际地租率则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30％左右。3、由上可得，地主所得仅为农业总产出的12％或更低些，那么农业无疑就是一个“低效”或“低质行业”；购买土地也不一定是为了赚取“高额地租”，在一些地方，甚至不过是一种“保值”的手段。高王凌教授的这些考据之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是因为我们的“历史”一直说，人口10%的地主占有了 70-80%的土地，佃农的50%以上的产出被地主作为地租拿走。因此必须消灭地主阶级。

我们再看，上世纪50年代初，官方对陕西关中新区41县(市)约700万人口的土地改革统计数据。该地区共有耕地：27587923亩；人口：6959796;人均土地：3.96亩。请看：





（二表综合陕西农民协会办公室：《关中土改区41县（市）2516乡土改前后各阶层构成情况表》、《关中土改区41县（市）2516乡土改前后 各阶层土地占有统计表》和《关中土改区41县（市）2516乡土地改革土地分配统计表》，三表资料引自何军“20世纪50年代初关中农村的土地改革”）

以上数据说明：一、当地90以上的人占有土地，即是雇农也有少量土地(人均占地1.32亩 ,是总人口人均占地3.96亩的30%) ；中农占有土地是总耕地的54%(人均占地4.7亩 ,是总人口人均占地3.96亩的118%)；贫农占有土地是总耕地的24.8%(人均占地2.6亩 ,是总人口人均占地3.96亩的65.7%)。中贫农共占总耕地的78.8%。这证明，该地区是中间大两头小的自耕农社会，土地地占有已经很均衡了。二、地主人数很小，占人口比例2.66%。他们所占土地也很少，只总耕地的7.1%。地主人均占地11.6亩，是总人口人均占地的2.93倍，是中农人均占地的2.46倍，是贫农的4.46倍，是雇农的8.79倍。这不是很大的差距。再，当时西北粮食亩产平均170斤左右，11.6亩的年产粮食1973斤。这还要扣除税收、雇工工钱等，如此看地主的生活也相当难。因而学界说，关中无地主。（人们也说“华北无地主”：南京国民政府在1934～1935年进行全国土地调查，在河北、河南和山东三省，自耕农的 百分比分别为71.35%、64.75%和74.73%。《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 1937年，第34页）三、总体上，重新分配土地的意义不大。重新分配的土地只占总耕地的11%。7.1%的中农人均分到0.1亩，49%的贫农人均分到0.59亩（合全年多得100斤粮食）；而92.9%中农和51%的贫农，他们的土地没变化，这两部分人共占总人口62.8%。真正得到实惠的是主要是82%的雇农，人均分到1.62亩，他们占总人口的1.72%。许多学者都认为关中土改意义不大。何军说：“从整体来看，土改前后关中都是自耕农占主体，土改对于关中农村地权的影响并不是很显著。郑磊对关中高陵县通远乡土地问题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由于能够划分出来以供分配的土地较少，从实际效果来看，土改对高陵农民的土地拥有状况并没有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反倒因为这种较为勉强的征收和分割使田块变得更为破碎。”四、经济越落后越贫困的地区，人们的贫富差距就越少；而经济越发达，人们的贫富差异才越大。关中极度贫困，当时的土改人员惊呼，“简直不相信这是二十世纪的文明”。是因为地区贫困，而关中无地主；如果贫困原因是因为地主剥削，那么地主应该更富有才是。

当然，西北是贫穷地区，但是江南又如何？中共苏南区委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南土地情况及其问题的初步研究》统计：解放前夕，地富占有土地28.85%；中贫雇农占有土地71.15%。综合各种数据，王高陵教授所说，地主占有30%的土地，大概是差不多的。南京国民政府在1934～1935年进行全国土地调查：其中25．8％没有土地，有土地的占74.2%；全国80%以上的土地，由百亩以下的户主占有；80%的户数占地在20亩以下，他们共占总耕地的34%，其中有地不到5亩的业主，超过业主总数的33%，有地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业主，占业主总数的60%；有地千亩以上的地主总占地不到总耕地的2%；全国平均户占土地是15.2亩；自耕农占总耕地的47.6%（《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 1937年，引自万国鼎：“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黄道炫先生在 “ 1920～1940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中，根据各种调查数据综合二表：



按照以上数据：农民缺地非常严重；中国土地不平均，主要体现于贫农占地基数太小。这二者的原因都不是地主占地太多，而是缺少土地资源。中国土地多为百亩以下的小土地所有者占有，而且实际占地的差额也不大；但是由于没地的农民太多，每户贫农占地的亩数太少，因此在地主和贫雇农占地的比值上就很大。比如浙江地主人均占地不到８亩，但却是贫农人均占地的15倍多。这种比值上的悬殊差距，使人夸大实际上的土地不平均。人均８亩地，对任何国家的农民都是跟很少的土地。中国不是没有大土地主，但所占土地比重较小。1945年美国农民平均每户有土地1170亩（195英亩），是中国农民每户平均占有土地的77倍，是地主每户平均占地的10倍左右（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49－1979》1950年前：地主平均每户占有土地144亩，地主占全国总耕地38.26%），就是这样当时美国的农民也不富裕，当年美国政府给予农户的补贴是7.4亿美元。中国的土地问题主要是地少人多，而不是地主垄断土地。正是由于中国土地奇缺，才少有大土地所有者，而多是小土地所有者。因此，万国鼎先生将中国的土地制称为细碎的农田制，也就是小农经济的小土地所有制，这是地少人多环境下的必然生态。中国的土地不平均是农业经济的自然状况，并非由于政治制度与地主阶级的剥削统治。

1988年，《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第二期增刊发表了1958年第二次无保调查报告，公布了无锡20年代末至50年代共4个调查年点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数字，其中1929年的数据是原始资料，物价按照实物核算。



这让我们看到1949年之前，中国农村阶级间的收入差别并不大：以1936年为例：总平均是人年均85.39元，地主人年均收入是这个平均值的3.6倍，是雇农的4.2倍。今天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工资（不包括住房、医疗、假期等福利）大约也是城市工人的3倍，是农民工的5-6倍，是农民的10倍。另一个意外，雇农的收入是贫农的124%（这有家庭人口的原因），这和人们一向的剥削观念不一样，说明给地主给雇工的报酬也是合理的，合乎当时的经济情况，并非是残酷压榨，雇工和地主相互依存。朱子强先生计算，“20至50年代，无锡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大约只等于现在（1997年）中、低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想见当时大多数地主的生活也是很难。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惊呼：“在中国的这种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所受贫穷的痛苦。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 分出大贫与小贫。”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可以说这基本符合中国的国情。上世纪初，著名乡村自治领袖彭禹廷说：“我们全县六万多家，没有一家不苦，这都是十多年来土匪、匪式军队闹的下场，不过有大苦小苦之分罢了。所以，中国农村社会只有大穷——贫雇农；小穷——大小地主之分，而无所谓阶级，无论是地主、富农，还是贫雇农都是处于土匪、洋匪（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压迫剥削之下的穷苦者而已。在反抗这些压迫者的斗争中，大家都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中国近代农民之贫苦，除了自然灾害和缺少土地资源之外，主要是：列强侵略，战争导致、赔款；内战；官吏腐败横征暴敛；再就是匪盗和革命。将农民之苦归罪于地富实在是冤枉，地富也是各种灾难的受害者，甚至更倒霉，他们比贫雇农多一口饭，但被抢去的则更多。

( 待续 )

转自《民主中国》

此新闻共有2页  第1页  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