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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价值上有优劣之分，不等于客观进程中存在着由劣到优的"客观规律"，当然也不存在反向的"客观规律"。换言之，作为"客观规律"的历史进化论与历史倒退论或历史循环论一样都是不成立的。事情可能由好变坏，也有可能由坏变好，这取决于作为进程参与者的人们的选择——是他们，而不是别人对此负有最大的责任。当然，他们的选择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完全自主，但也决不能说他们似乎只是"普遍的客观规律"或"特殊的文化基因"下的程序机器。他们的选择概率地而非必然地受制于已有的"前因"，因此直接造成这些前因的人、即过去的选择者也有间接的责任。对于"前因的前因"依此类推，前人的责任也相应地越来越间接以至于近乎无意义。以这种"近乎无意义"的终极前因来开脱自己的责任是不对的——这个历史观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直面历史、就是"自己为自己负责的历史观"。
经济观察报：在寻求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喜欢把处在所谓"儒家文化圈"中的新加坡、韩国这样的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说成是儒家式的现代化，其实它们有多少真正的儒家色彩？正如您曾经提到的，人们惯常使用一些"文化"符号，而它的真实含义事实上已经大相径庭。
韩国我不敢妄言。至于新加坡，到过新加坡的人都知道：这个国家虽然统治者是华人，但文化上绝对是"去中国化"的。它虽未明说，但实际上实行的文化政策是:"承认英马华印四元文化，以英为首，马华印平等居次"，绝不承认华文化有任何特殊地位。新加坡承认四种合法语言，但实际上只有英语是"官方语言"，占人口80％的华人与占人口不到10％的印度人的母语一样只有民间语言的地位。新加坡的正规教育几乎是英语教育一统天下，政府与公共服务系统基本都使用英文。新加坡的公共传媒也高度英语化，中文媒体几乎只有《联合早报》硕果仅存。殖民时代一直存在的中文大学（南洋大学等）在李光耀时代反被取缔。如今在新加坡只有"牛车水"这样老华人聚居的社区华文华语还像"小印度"这样的社区中的泰米尔语文那样流行，而在主流社区，例如国立大学一带，即便人口构成上华人仍绝对居优，也几乎看不到中文、听不到汉语。其"中国文化"的色彩绝不比韩国的首尔或越南的胡志明市更浓，而绝对比台港乃至欧美各地的华埠淡得多。即便在保留传统中国道德伦理方面，新加坡也远远不比台港，只是与大陆文革式的"传统毁灭"相比，新加坡华人的传统道德还算有所保留，但也未必比该国马、印人对自己的传统保留得更多。
显然，独立后的新加坡掌权者虽然是华人，但文化上的"去中国化"绝对比殖民时代走得更远。也许在制度上李光耀的家长式政体具有中国传统渊源，但是马来、印度乃至欧洲人在中世纪时代不也具有类似的特点吗？说李光耀搞的是专制资本主义还可以，说它是"法家资本主义"（秦始皇式的而不是孔孟式的资本主义）也还有点像。但说这是"儒家资本主义"，除非你认为专制就是儒家、儒家就是专制两者完全是同义词，否则新加坡的资本主义怎么会比"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意矣"（晚清儒臣徐继畬评论美国的话）的民主国家更"儒家"？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在这里批评新加坡而只是在陈述事实。也许新加坡的这一套对其国情而言是有道理的。作为一个经历过长久殖民统治、立国后又一直在周边具有排华历史传统的世界中生存和发展的华人孤岛，新加坡的选择可能是"最不坏"的：那里的华人之所以接受了家长式统治，与其说是基于"儒家传统"不如说是基于在排华的世界包围中为安全牺牲自由的考虑——这种考虑倾向于认可铁腕强人以抗衡外部威胁。而李光耀之所以搞"去中国化"与其说是因为他对汉语汉文有成见，不如说是他在有意淡化这个国家的华人色彩以降低周边世界的敌意与猜忌。而且它这个"专制"的程度也无法与中国本土曾经有的专制比，说是开明专制也可以吧。开明专制的治绩也许是可以肯定的。但它与儒家究竟有何必然联系？开明专制并不等于"儒家"，正如俾斯麦、叶卡捷琳娜等人不是儒家一样。李光耀的确是个杰出的政治家，但说他像孔孟，绝对不如说他像俾斯麦更合适。
2006-05-02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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