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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咨（左）、严家祺（右）与救命恩人六哥相逢于纽约。（多维社记者万毅忠摄）
多维专访黄雀行动总指挥陈达钲：凡有条件的中国人都会做
多维社记者万毅忠／5月29日中午，严家祺在纽约布鲁克林家门口迎接和拥抱了六哥，夫人高皋在楼上准备了一桌佳肴，拿出了珍藏的XO，为人称六哥的黄雀行动总指挥陈达钲举办家庭团圆午餐会，席上，不抽烟的严家祺还陪烟瘾很重的六哥抽了他这一辈子的第二十支香烟。
近来因病很少露面的陈一咨陪同六哥到严家祺家，住在外州的的苏晓康则透过电话向六哥问候致意。18年前，陈一咨严家祺和苏晓康都是中国名人，陈一咨和严家祺是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陈一咨是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严家祺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苏晓康是80年代末风靡中国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的总撰稿人。
此刻在六哥面前，他们昔日的这一光环被另一个身份替代：六四事件后被中国政府通缉，因香港黄雀行动获救而流亡海外。在饭桌上，他们频频向六哥举杯，在纽约如梦的相聚中感谢六哥在危难时的救命之恩。严家祺在把自己的新着《霸权论》送给六哥时感慨，如果没有黄雀行动，自己恐怕会在中国坐牢，至今还在受难，何谈在海外继续写作。严家祺说：“在那种情况下，救一个人都不易，何况救出133人。有朝一日，如果可以出陈达钲传，其传奇故事必将风靡中国。”陈一咨认为：“六哥救出了一批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功不可没。”身处为众人窥视的黄雀行动真相的核心，六哥平静地告诉多维：“现在说出真相，为时过早。”
本周五出版的《多维时报》和7月号《多维月刊》将用大篇幅刊出多维对陈达钲的专访。多维社现摘录其中片断。
六哥其人
27日午夜，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陈一咨、严家祺、项小吉等被六哥营救出来的人打出了欢迎“香港英雄、着名黄雀行动总指挥陈达钲先生”的横幅，告知在美华人一位传奇人物的到来。
江湖上人称六哥的陈达钲是香港唯胜企业有限公司、义德洋行有限公司和华美门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在家中，陈达钲在十三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故称六哥，与他共同参与了黄雀行动的弟弟陈达钳则被称为老七。这个大家庭的众多成员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德国、香港和中国大陆。尽管是大名鼎鼎的黄雀行动总指挥，因为行事低调，即使在香港，六哥走在街上也并不为人熟悉。
为在香港谋生，他干过多种职业，如小学教师、电器厂的工人，后来在一家大的电器公司做电器高级技工，再后来又被聘请到非洲做电器工程师。在六哥的日子越来越红火的时候，大陆也开始改革开放了。他说：“祖国开放了，我也可以回去了，真心感觉中国有希望。”
不久后发生的89年学生运动在香港引起很大的反响，人们甚至从政府在运动初期表现出来的对学生的容忍中继续看到希望，六哥也抱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政府比过去开明，绝没想到后来会开枪镇压。六四之后我激动得昏了过去，进了医院。为了表现心中的愤怒，我把七岁的儿子剔了个光头。”
六四事件发生时，六哥拥有很多生意，有自己的酒店和娱乐公司，事业蒸蒸日上。十八年后的今天，六哥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意：“差的一塌糊涂，在生意上，我不知道怎样发财，也不知道怎麽倒霉。借给朋友几千万，都要不回来，造成了我目前经济上的困难。这种困难使我在生活之外，无法有更大的作为。”
六四事件十八年后，六哥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六四时我确实不解，现在想起来，政府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使出这一下策。万幸的是，六四以后，国家没有退步反而进步。我觉得六四首先挽救了共产党，共产党比过去更聪明了，它从一个革命党到一个执政党，一步步在进步。通过六四，共产党知道了人民需要什麽，於是后来有三个代表，现在又有和谐社会一说。这些进步，都说明了六四的意义。”
自以为深受共产党正统教育的六哥，很高兴看到18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坚信自己黄雀行动的意义，每年六四他都会去香港的纪念活动现场，静静地在一旁坐下，丝毫不引人瞩目。“我对中国政府的希望就是他们早日理解六四运动的意义，早日为六四平反。”
六哥一再强调自己为人的低调：“事情是大家做的，我不愿意一个人发言，让人觉得是我一个人在出风头。我的行为没有什麽了不起，凡是具备条件的中国人都会这麽做。我的条件比别人好一点，我就做了，所谓好就是，第一我对六四有不同的看法，第二我认识很多走私的朋友，了解海上通道，否则无法成事。”
香港影人曾以六哥为原型拍摄电影《秘密通道》，其中俩兄弟一个被杀，一个被抓。六哥笑着对多维说：“实际情况没那麽惨，我和我弟弟都挺好的，老七还在香港做生意。”
尽管人们一再提及行动的重大意义，六哥认为黄雀行动也是为自己而做的，是为自己的良知、为正义、为民族和国家而做。至於目前写作这个题目，六哥说：“我觉得没有什麽好写的，因为讲假话没有意义，讲真话还不到时候，因为在行动中，有很多人帮助我们，他们身处党政军各部门，真实地写他们，会给他们带来灾难。”
六哥是个重情之人，他一直保存着黄雀行动的十八张计划纸，甚至还把苏晓康等四人逃离中国时使用的拖拉机厂的假证明保留在香港。感情与原则孰轻孰重，他对多维说了一个故事：“91年在与北京高层会晤时，我问了一个问题，是原则重要还是感情重要，他们回答说原则。我说错了，感情在最高层次上一定高於原则。我举了两个例子，关云长与诸葛亮立下军令状，却义释了曹操，关云长没有受到惩罚，就是感情重於原则；另一个是林彪外逃，毛泽东?是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并没有把他打下来。这一切都证明，感情在最高层面上，战胜了原则。”
由於重义气，六哥十分看重自己在香港的江湖地位，他告诉多维：“就是在现在的香港，我也是人强马壮。但我很低调，我明白六哥的时代正在过去，我?是想把往后的日子一步步平平安安过下去，不想有大的作为。”
这种平安无为的心态，也让六哥首次在美国的曝光之旅平淡无奇，5月27日午夜抵达之后，他?有一些私下聚会，和在哈佛的一场公开活动。在纽约他和朋友们一起去参观自由女神，严家祺甚至建议他徒步在百老汇和时代广场行走，一如一名最普通的观光客。6月6日凌晨，六哥将离开美国。
黄雀行动的开始和终结
严家祺对多维记者形容自己过了两世，一世是在中国受限制的人生，一世是在美国心灵自由的人生。而这两世的分隔点，就是六四之后的逃亡。他在06年出版的《生命树的分叉》第一章中，这样描述了这场当时并不知名的救援行动：“我无法从开车的司机、快艇驾驶员那里解到什麽情况，一路上，他们完全不理睬我们，并不关心运送的人是谁。在我逃出中国后，我仍想弄清楚逃亡过程。”
当时的救援行动并没有名称，后来传遍世界的“黄雀行动”一词来自91年香港电影演员岑建勋接受英国国家广播公司为时半个小时的一次访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被六哥形容为“营救行动第一功臣”的岑建勋“灵机一动”，引用了中国的成语“螳螂捕禅，黄雀在后”来形容两年前的那次紧急行动。六哥认为有名字?是好听而已，关键是做事情。说到岑建勋和自己工作的区别，六哥告诉多维：“他是背后的策划者，我是前面的行动者，直接面对危急中的逃亡者。”
严家祺当时也身处危急之中，他对多维回忆说：“从89年6月4日早上开始，5日和6日那几天，中国情况混乱，政府抓到和民主运动有关的人就要杀掉。政府狂捕滥杀，有人当时被就地处决。我们都怕被抓，不逃不行。二十天之后，胡来的情况稍微好转，但是还继续抓人，这种胡来，就像在伊拉克的情形一样。”
说起如何发起这次行动，六哥说有朋友找他商量：“大陆政府正在大肆搜捕，我们应该怎麽办？”这位朋友问六哥是否愿意站出来帮帮忙，六哥回答“无所谓”，在这一声无所谓之后，六哥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站出来，接受了朋友的邀请。
六哥说：“我们从支联会得到了需要救援人员的名单，联络的地址和电话，我们的手法就是用快艇把他们带到香港。”六哥得到了一些拥有快艇的朋友支持，这些人原来就拥有俗称“大飞”的大功率快艇，用於走私一些大陆紧缺的商品，除此之外，他们还熟悉在南中国海中如何避开警方的搜索。
六哥说：“整个救援过程是得道多助，其中涉及他人的方方面面，因时机未到，不便讲出来。我当时负责从支联会获取资料，每天在办公室指挥调动，分派任务给我下面的小兄弟，我的亲弟弟陈达钳也在最前线。我当时有一个本子，上面记载着逃亡者的名单，每写下一个“正”字，就表明有五个人成功出逃。那时我们的努力延伸到了全国，从华南到华中华北，一直到西北，最远派人去到了兰州。”
陈一咨也是被六哥救出，他在严家祺家＿?^忆说：“我7月5日离开海口，9日到香港。六哥把我救走之后，从7月10日开始，仅海口就在三天内抓了4千外地人，政府想从中抓到我。因为李鹏在全国派了四百名特工人员抓我，李鹏亲自下命令是活的死的都要，务必将陈一咨缉拿归案。尽管我当时不想出来，但不出来，根本没有别的出路。”
对於六哥投身於其中的黄雀行动，六嫂毫不知情，还以为他每天忙碌於生意之中，直到91年BBC电话采访岑建勋使行动首次曝光之后，她才知道六哥也是其中成员。“这种事情怎麽可以让女人知道，一来让她操心，二来如果她们嘴巴不严，我们还能做什麽。干这种事情嘴一定要密，一保护自己，二保护朋友。”
救援行动具体参与者不但要驾驶飞艇在海上飞驰，有时还要帮逃亡者化妆。尽管他们海上经验丰富，但在行动中，六哥还是有四名兄弟死於撞船事故之中，而每一次六哥都自掏腰包为死者抚恤。
据六哥回忆，这项救援行动开始於89年6月中旬之后，中止於当年年底救援王军涛和陈子明的行动。在那次行动中，六哥的两位小兄弟黎沛成和李龙庆在湛江中了中国警方设下的圈套，使黄雀行动嘎然停止。
六哥告诉多维：“在行动前后，港英当局没有联系过我，有外国的敏感部门向我招手，问我是否有必要离开香港，我说没有必要。”
外界盛传为了营救黎李二人，六哥曾单刀赴会，?身前往北京与高层谈判，最终导致二人获释。对此，六哥告诉多维：“单刀附会之说太传奇了，没有这麽回事。实际情况是，黎李二人为了我坐牢，不救他们出来，我如何在江湖上做老大。於是我通过各种关系，打通了北京高层，实际上我做了一个妥协，我答应中国政府以后再也不做这样的事情了，我的妥协没有伤害任何人，只是给事件做了一个了断。可能有人说，六哥向共产党投降了，我不在乎别人怎麽说。支联会想法营救黎李二人，半年没有结果，我妥协后，他们获救了。”
但六哥告诉多维，自己的妥协得到了支联会和岑建勋的理解和同意。随后的北京会晤，六哥说大概发生在91年左右，至於他见到了哪位官员，是否当时的公安部长陶驷驹，六哥只对多维表示“见到了公安部的高层，具体是谁我不想说”。但六哥透露这次北京之行有过不止一次会晤，有的在酒店，有的是公安部安排的聚会。
六哥告诉多维：“我不了解中方答应与我会晤的背景，但我当时提了三点，一是让我回来可以，必须保证既往不咎来去自由；二是不附带任何条件；三是请释放我的两位小兄弟。中方对我很开明，他们说?要是爱国的，有共同语言，就可以坐下来好好谈。”
会晤之后不久，六哥被通知进京，得知事情正在办理之中。半年后，六哥赴广东的监狱迎接获得无条件释放的黎李二人。两位小兄弟的获释让六哥感到安慰，他告诉多维：“此事在世间少有，一位主犯去监狱迎接两位从犯，并且受到礼遇。”黎李二人获释后，六哥给每人十万元压惊，他们目前一个在香港打工，另一人做了小老板。
在会晤之后，无论是回大陆做买卖还是探亲访友，六哥都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最初回大陆时我还有点害怕，但我想，共产党不会搞阴谋，我相信他们让我回去，就不会把我抓起来。因为他们要搞阴谋，在香港就可以把我干掉。”
至於有媒体报导说在2000年，六哥曾受到中国军方人员的恐吓，六哥向多维澄清并非如此：“事情是一位朋友有事，我去帮朋友处理商业纠纷，对方说自己是军方的，我说军方我也不怕。应该说是一个误会，这事与黄雀行动没有任何关系。”
在六四事件18周年之际，六哥在回顾历史时告诉多维：“尽管89学生运动以政府武力镇压告终，但六四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株连最少的一次运动，以前历次运动受株连的情况都比六四严重。”
尽管六哥认为六四事件株连甚少，但为了一些人的安全起见，他至今不愿意透露行动的真相和细节。在与多维记者访谈20分钟后，六哥突然打住了话题：“你是我十八年来交谈最多的记者，我不想再讲下去了，再讲下去就是整个的计划，我说过我不愿意写历史，你不要把我推上断头台。”
本周五出版的《多维时报》和7月号《多维月刊》将用大篇幅刊出多维对陈达钲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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