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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刀秋风中的送别——怀念尊敬的包遵信老师
马少方
十一月三日，北京东郊殡仪馆，秋风如刀，寒意刺骨。包遵信先生的家人和他的许多生前好友、学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送别尊敬的包遵信先生。包遵信先生的灵车在四位殡葬工的护送下，缓缓地向遗体告别厅门口走来，走得那么慢，那么轻，慢得像他2004年被病魔击倒后的脚步，而轻得一点也不像他的性格。
包老师，您真的就这样走了吗？2004年以前，您的脚步稳健中有着急躁，好像总是嫌自己走得慢，总想走得再快些。 2004年后，每次和您走步，我总是伸手搀扶您，您总是用力地推开我的手，还总要说一句：还没老成那样，我自己还能走。每次和您坐出租车，我总想和您一起坐在车的后座上，而您总是会抢先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每一次又都阻止我为您拉开车门，您说：我自己行。并且，好像要证明自己的脑子从没受过伤，您总是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时不时地告诉司机，左转右拐。您还对我说：怎么样？我指挥路又准又快。您还对司机说：听我的，往右拐，不塞车。有几次，您在用餐后觉得疲惫，虽有心要继续和我们谈天说地，可被病魔击中过的身体，总是让您不能尽兴，而尽兴则是您的性格之一。
那时候，我总想打车把您送回家，可您总是说：我自己能行，不用担心，不会有任何问题。然后，还得意地一笑说：我知道，到家后给你打个电话。的确，您每次到家后，总是及时给我电话，您就一句：放心吧，到家了。有一次，甚至是要走到路的对面去打车，您的脚步根本快不起来了，只能慢慢地一步一挪地走过车流不息的马路，您坚决地不让我搀您过马路，说这会儿没车，安全得很。您慢慢地走那只有几米宽的马路，走得很吃劲，也很耐心，我悄悄地跟在您的身后，心里的酸楚和您一样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里。您不愿让别人看出被病魔击中后行动的迟缓、无力，因为您不相信自己会是生活的累赘、别人的累赘。我也不愿让您看出我的心思：2004年的那次病倒，一个生龙活虎、意气风发的包遵信先生只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了。2004年后，我来北京的机会多了，和您见面的次数也多了，除了见到您脸上的疲倦外，从没见过您流露出消沉和灰心。那慢慢挪动的脚步，那双您总是穿着的黑布鞋，我对您说：在北京穿这样的鞋，是部长级人士的待遇。您的回答是：更愿意穿皮鞋，没办法才穿布鞋。
是布鞋让您的脚步更轻了吗？九三年那次三味书屋的相聚，被称为“持不同政见的人”和专政机关的人都去了不少，您怕给店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拉着我和王丹去雷祯孝老师家。那时候，您的脚步快而有力，矮小的身子，虽然是刚刚出狱不久，但步伐里丝豪没有监狱的痕迹。2004 年后，您的身体开始病态地发胖，我曾经让您减肥，您笑笑说：八九年之前，想胖都胖不起来，瘦巴巴的，现在终于胖了，但胖得不是滋味，想减，但如何减呢？那次正好聊到伪劣商品、假冒商品横行的问题，您又说：减肥，用什么方法，说得到做不到的事情，闭嘴吧，甚至想都不要想。您说减肥对您已是办不到的事情，但您却认为中国的宪政自由还是应该努力去争取。
这几天在京和晓波老师、祖桦老师及您的家人一起忙为您送行的事，和师母、包瑗妹妹接触多了，我对师母和妹妹说：包老师生活中的一个特点是，给家里、家人的太少了。是的，2004年后，我大概是与您接触较多的后生，但几乎没有和您的家人一起用过餐，不是涉及到家里人的事，您也从不让家人和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几次我邀请师母和我们一起，师母总是说不用，您也说不用。记得那次为包晟的事，您找我，那天，您非要留我在家里吃饭，吃饺子。您说是您和师母中午在家包的，就在家吃吧。那是我第一次和师母一起吃饭，而且也仅仅这么一次。和包晟一起吃饭，还是为他工作的事情才一起吃过一次。这几天和包媛妹妹聊天较多，才知道您特别关心包晟，在他读大学的时候，就常常把包媛妹妹塞给您的钱偷偷地寄给包晟。
您曾经告诉我：大概不能给家里留下什么了，一屋子的书算什么呢？这个经济的社会，大家都讲实惠，但我能给家里什么实惠呢？说这话的时候，您还是那样平静地笑着，我这听者心里特别不是滋味，鼻子有点发酸，您注意到了，就笑着摇摇头，转移话题。您告诉我，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应该勇于承担这选择带来的一切后果。没有人拿枪逼着我们选择，而当强力逼着我们只能如此的时候，您可以选择妥协，也可以选择抗争。虽然选择抗争风险很大，但既然选择，就不该后悔，也不能后悔。重要的是面对选择的后果，既要承担，还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这话听起来很重吗？很轻吗？与九三年那天北京刮的大风相比，我的感受是比那风更有气势，更震撼我的心灵。那天的大风，逆风走不动，顺风则很难停住脚步。您却稳稳地和我们年轻人一样，迎风而立。您身材不高，多次听您的朋友称呼您：小老包。但那天的风中，您走得那样稳。我当时心想，这么大的风，为什么不在三味书屋多呆一会儿，等风小些再走。可您打开门后迎向风，脚步沉稳而坚定，绝无一点退宿的意思。
可您现在却走得这样轻，轻轻地，怕是伤了谁吗？2004年之后，我每次去您塔院的家里，您养的那条叫“泡泡”的小狗，总是在听到我的脚步声的时候，就狂叫，声音很脆，脚步声也很响，等我按下门铃，常常是您来给我开门。因为家里也就常常是您一个人在家，我问师母还没退休吗？您说：退了，又反聘回去。我知道您六四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收入，特别是2004年之后，您的大脑受伤，读书写文章，速度方面肯定受到影响。微薄的稿费怎能跟上现代生活的开销？2004年住院四月有余，抢救费、治疗费，决不是个小数字，那次还是晓波老师给我打电话，并说师母不想让我知道。那次天佑善人，您与病魔较量，您赢了，赢得很累，但终究赢了。您出院后我去看您，您握着我的手，一定让我转达您对关心您的人的致意。您说：受人恩惠，理当诚谢。
今年四月，我亲戚想买一套完整的《文史知识》合订本，他托我找人在北京办理此事，我自然想到您。虽然那时我还不知道您曾经是中华书局的老编辑，但我知道买书的事托您，准没问题。果然，当天给您电话，第三天您就给我回电话说：书订好了。几天后，我来京去您位于左安门附近的新家，您一定要陪我一起去中华书局。那么远的路，您还是那样，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让司机七转八转，居然没走错路。
一进中华书局，那位在读者服务部工作的女士，盯着您的脸半天，迟疑地问：是老包吗？您笑笑点点头。我知道您其实已记不起那位女士的名字了。进电梯，又碰到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老师，也是那句：是老包吧。您还是笑笑点点头。就是这样，“是老包吗”的问话，在楼里听了好几遍。还有那位卖书给我的女士，在终于记起来您是谁后，马上表示多给点折扣，您还是那样，笑笑，点点头。我当时还没明白，为什么总是问“是老包吗？”后来一想， 2004年后，您身体发胖，手术的伤痕又那么明显，特别是头发少了许多，与八九年相比，模样变化太大了。您一定也知道这个问话背后的缘由的，但您只是笑笑，点点头。那天买完书后，您带我去看望您的一位老朋友，碰巧在那小区的门口，遇到了那老朋友的夫人，她也是那句：是老包吧。您笑笑点点头，停下脚步，和那夫人聊了一些儿，聊天中您才想起，她就是您要去的那人家的女主人。那次我才知道2004年的那场病，您的记忆力受到严重损伤。那天，我和您较早地赶到和大家约好吃饭的餐厅，坐下来后，您就和我要烟抽，我不给，说这是师母的命令。您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她看不见，也就管不着。我还是不给，您就假装发火地说：少方不够意思，一支烟都不给抽。我只好妥协说：那就抽两口。并告诉您：师母和我说过，您在家也偷偷抽烟的。您笑笑，过了两口烟瘾后，又主动把烟掐灭，还把烟灭缸推到我面前，说：别让晓波知道。我就说：包老师，您越来越像个老小孩了。您就说：是啊，老小孩还有一事相求，今晚我要买单，让我也请他们吃一次饭。果然，晚饭后您抢着算帐，让大家大吃一惊，您想强装着不笑，但终于忍不住，脸笑得像花儿一样。
可是，现在，您躺在棺木里，我和晓波老师扶着您的灵车，把您送进吊唁大厅。虽然只有不到十米的距离，但我双脚发颤，心发颤。为您扶灵前，我在吊唁大厅把大家送您的挽联挂到墙上，别人挂的挽联，刚挂好又掉下来，我只好挂完一边又挂另一边，嘴里不由自主地说：包老师您别生气，我来做，我做您就不生气了。站在并不算太高的梯子上，我的双腿抖得厉害，几次感觉要跌下来，又总感觉有一双手扶着我的双脚。此刻我为您扶灵，仿佛听见您在说：海外的朋友一别已经好多年了，能和他们再见面吗？
今年春节期间，台湾的王震邦老师来京，给我打电话，问如何联系您。震邦老师问我能不能来京，我只能抱歉地说：这次不行。事后，您和我说起这次与震邦老师的见面，您说：震邦也老了，退休后。震邦这次是挤公共汽车来的，退休后收入大概也不行。我听了，心里怪不舒服，就说：下次再聚，我一定赶来，决不让震邦老师挤公共汽车。您说：不怪你，不怪你，还有机会的，下次再聚，你请客就行。是啊，把我正式介绍与您相识的是王震邦老师，那时他是台湾《联合报》的记者，时间应该是八九年五月初，地点是在人民大学的一个礼堂。九三年左右，我还曾经和您与震邦老师见过一面。2004年您的那次病倒，震邦老师专门从台湾给我打来电话，让我无论如何代表他给您一些经济上的援助。您说：震邦是个有心人，好人。可惜，春节我错过了那次聚会，没曾想这个遗憾竟是终生的遗憾。包老师，您怎么就这样走了呢？您不是说好我们三人还要再聚的吗？您还说：三人聚齐，一定要解除酒禁。是的，您是爱酒的，您说过：真男人应该有酒缘。
那回大概是2003年，您和我两个人在塔院附近的一个小餐馆吃饭，就两个人，我说去忠忠的“食盅汤”吧，您说：别去，去了又不收钱，他那是生意。我明白您的意思，就和您去了那家小餐馆。那家小餐馆的服务员和您熟悉，对您非常尊敬，您也对她们非常客气。那天，我们两人要了一斤酒。边喝边聊，真就把一斤酒喝得干干净净。您还比我多喝了一些，却一点醉意也没有，而我八分醉了。那回您告诉我：该结婚了，四十了。那年，您两次为我介绍女朋友，其中一次还专门把我叫到上海，您为我的婚事操心，您说：还不找个老婆？不要生活啦？还真要等到八九年的事情有个说法才结婚成家？结婚是个人生活中的大事，千万别因此耽误了。耽误了，不好。不仅过程不好，结果也肯定不会好。
今年七月七日一位朋友的婚礼上，您再次问我何时结婚。九月二十日，我和女朋友一起去协和医院病房看您，并告诉您晚上请朋友吃饭，您笑着说：今晚不能去喝你们的喜酒了，但这酒你们一定要补请我。然后，您就一个劲地夸我，夸得我脸想红都红不起来。您又说：小余是好姑娘，敢嫁给你，勇气肯定不用怀疑。您还千叮万嘱我，一定要善待家人。第二天，我又和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您，您坐在轮椅上被护工推着正准备在走廊里转转，见我们来了，一脸笑容。我们推着您的轮椅，回到您的病房，您说：条件简陋，只好站着聊天了。是啊，这个住院条件，只一个布帘隔出约三平米的地方，一张床再站两个人，病房就堵得满满的。
我发现您的床头放着一本《万象》杂志，还有几张报纸，我就说：包老师，好好休息，别看书了。您说：这地方，再没书看，就和监狱一样了。我只能苦笑。那天，您告诉我：前不久有朋友让您给写几幅字，您说当时想也没想就写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还我自由。这个话题是从于丹的《论语》心得引起的，今年以来，我和您见面，总要涉及到这个时下较为热闹的话题。那回您说：没想到，国学热会热成这样。一本《论语》可以这样讲心得！关键是没有不同的声音。这样下去，误人不浅，害人不浅。您说：《论语》不是不可以这样讲，但一旦这样讲成为一个社会性热点、社会性话题，就应该考虑以相同的方式，向同样的听众讲出别样的看法。否则，于丹的《论语》不就成了定论？！这会害人。我说：是啊，离开具体的个人权利空谈心灵的幸福，正合了时下的实惠主义和犬儒主义。您在听我讲了我对《论语》的看法后，就把书桌上的一本《儒藏论语类》送给了我，还说：少方，读书不要再走杂的路数了，要有一门精专才好，有博有专，才有可能在学问上做出点成绩。我记忆中，这是您第一次和我谈读书，谈学问。我想您是知道我根本不是个做学问的料的，读书不过是生活习惯而已。还有您也很少和我谈八十年代的事。您最想听我说的是当下的事。孙志刚事件、非典事件、假药假奶粉案、彭水诗案等等，您还对社会流传的顺口溜、打油诗等等感兴趣，记得有一次我和您说起那些顺口溜，您还认真地将之记录下来，您说：这些可以编一个新本的《笑林广记》了。我知道，您腿脚不便之后，仅仅只在北京城范围内走动了。您一直和我说：想出去走走，前几年是走不了，现在是走不动。我听了脸上陪着您笑，心里却很难受。
现在我扶着您的灵柩，耳边却响起那天在医院里您说的话：这世道看起来是没什么希望了，但若是真的绝望，就真的没希望了。这几乎成了您给我的遗言，而今重新回响在耳畔，其中的深意，我隐约有些领悟，但真的明白了吗？包老师，您能告诉我您说这句话的真实意思吗？
现在您的灵柩放在吊唁大厅的正中央，我面对的是您的遗容。我从未见您戴过帽子，却在此刻突然面对了一顶蓝色帽子下您的脸，这是您吗？脑颅手术的伤痕化装了都无法掩住，七十年的疲惫更是堆在了没有一丝血色的两颊。那是少年时代的孤苦生活留下的，您一直隐藏着，从未和我讲过，直到包瑗妹妹和我讲起您的过去，我才知道。我仿佛看见您忍饥挨饿为了买一本《红楼梦》而卷缩在小屋墙角的情景，我也直到那天才知道，您为了能继续读书，却是以学生的身份兼任了低年级的教师。我仿佛看到您一人这边教完课又赶去那边上课，晚上，只一个人面对孤灯先备课再预习的情形。您六四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二十七岁，而我一直以为您五十年代就大学毕业了。
您从不和我说您以前的事，就是那次北大百年校庆后的某一天，您和我及陈鼓应老师在北大散步时，您也没有讲述当年就学北大的事情。您从不屑于讲自己的过去，记忆中唯一的一次，就是那次陪您去中华书局买书路上，您说起六十年代工作后，某次拿到工资，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去全聚德烤鸭店点了半只烤鸭，一个人偷偷地享受美味。那次您兴致颇高地讲述这件事，我听了却没什么感觉，可等到我知道您少年时代竟有那样孤苦的生活，才好像明白您为什么对吃有着较浓的兴趣。八十年代的事儿，我除了知道您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第一任主编外，其它也是一无所知。我不知道您是否和别人说起自己的往事，无论是儿时的饥饿记忆，还是中年作为风云人物的不知疲惫。
九三年之后，您脸上的倦容常常无法掩饰。二十八日，晓波老师和师母电话告知我，您走了，自由了。我不敢相信，更不愿相信，但不得不相信。我打开电脑查找我的照片册，却发现只有一张九三年您、王丹以及我的合影，照片上您也是一脸疲倦。但我从未听您说过疲倦。2004年之后，您脸上常常是平静、宽厚的笑容，谁知道这笑容的背后竟蕴藏着艰难的遗忘，遗忘一切的苦，遗忘曾经的风云际会，遗忘疲倦。您说过：不应用恨去面对生存，生活可以有恨，但生存不能有。您那年为王丹的《狱中回忆录》写了一篇序“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鼓舞”，您特别和我说起过这篇文章，您说：这文章不知是否可以和晓波的那篇“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吓倒”互读。可惜，晓波老师的那篇文章我没读过。也就没有认真对待您说过的这个话题。
包老师，您为什么双眼闭得那么紧，您不愿再看这个世界一眼吗？不，这绝不是您。那次在您塔院的家里，您的书房的窗户正对了元大都公园的紧西头。那是春天，公园里的花草洋溢着挡不住的春色，我和您在十一层楼的高度，向下俯视。我说：包老师，您可以经常到那公园里散散步，放松心情，放飞思想。您还是笑笑说：没想到你还是个诗人。您又说：你仅仅是看到今天的春天的美，你看到过还没有环保意识的时候，这里的景色吗？你看过秋天这里的鸟不生蛋吗？这种假象远远地隔着玻璃看看就可以了，当不得真的。我以为您这话的背后是对现实的怨恨，却不曾想在随后的聊天中，您说出另外的话，才让我知道您不是为自己去怨恨这秋的萧瑟。
那天，您和我聊到了八九之后的几次思潮。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您说：知识界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也不是说完全不针对现实，但这大讨论的结果和效果如何呢？我向您请教：假如把人文精神大讨论和商业文明结合在一起来谈，又会怎样呢？您沉思了一会儿，说了句：少方还是太理想了。那年头，知识界谈得挺热闹，商界的态度呢？即使有了商业文明的话题，一是知识界那时还谈不出什么东东，一是那时的商界对此恐怕一点兴趣也没有吧，更别奢谈热情，也就根本不会有参与了。在说到自由主义的话题时，就自然谈到了伯林和哈耶克。没想到您对他们的思想不陌生。您告诉我：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以及自生自发秩序，提出这样的概念是了不起的，但这样的概念绝不是凭空产生的。我顺着您的提醒，明白了“在没有自由的环境里，谈自由的消极和积极，除了思想史的价值外，对现实有什么惊醒呢？”您说：还不止于此，在专制制度下争取自由的人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伯林思想的贡献，但是，把这种区分当作专制制度下争取自由的原则，结果恐怕离犬儒主义也不远。您还说：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也可作如是解读，在专制制度下能自生自发出宪政民主吗？可惜那天您和我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用笔将之记录下来。您那时候已经是做过脑颅手术的人，对这些知识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却能联系我们当下的生存环境娓娓道来，虽然您讲些话的时候，口音里有浓浓的安徽芜湖味，我听起来有些费劲，但我努力把您的意思重复出来，您点头了，我才顺着您的思路继续请教。那天聊的时间很长，还谈到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问题，您对这两种思潮没一点好印象，但您告诉我：这两种思潮如果不受到认真严谨的批判，就仍然会给中国的未来造成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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