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娴
（此文写于1989年，原文很长，曾于1992年发表于《远见》杂志，后被CND转载过。现编选出有关的段落，整理成文，以怀念在那离乱岁月中的哲儿。2007/11/16）
我没有料到，我们那样匆匆地离开了家——保福寺916楼1101（=13）号，就很难再回去了。这是我们婚后长达十八年两地分离之后第一次有的一个像样的家。
1987年，励之被“罢官”彻底回家。但励之的国内外好几家学术杂志编辑的职务尚未被“罢”。大批书籍杂志源源而来。我的原已拥挤的北大蔚秀园住房就更凌乱不堪。孩子也长大了。为庆祝我们终于团圆，我不惜倾全部积蓄而装修好了保福寺的家。励之母亲年老也来同住。
命名
19岁的哲儿从来没有在这种团圆的家中生活过。
他出生在 “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年代。那时，我们住在北大十六楼。它是最靠近三角地的宿舍楼。武斗首当其冲。住户纷纷逃离。1968年5月下旬一个下午，我们也逃了。我牵着长子，怀着次子，励之用自行车驮着必要的衣物，逃到北京东城的婆母家。不几日，励之就被科大文革当局宣布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来婆母家抄家，当晚励之被带走，关在科大专政队。为了保护励之，当晚，我怀着已八个多月的次子，赶回北大十六楼，找到励之的所有日记，深夜背回婆母家。太累。第二天，6月12日，我就早产了。
孩子出世第三天，励之被专政队允许出来为次子办理户口。励之的父亲看着必须立即回科大的儿子，再看着刚出生的孙子，向我说：“就取名为｀吉＇吧，讨个吉利。”我说：“一个吉不够，要双吉。” 双吉为｀哲＇。这就是方哲。
在励之的大家庭中，方哲是奶奶照顾下的第五个孩子，也就不那么“精贵”了。我因产褥感染，他没有母奶吃；又正值大暑季节，没有人有心思去抱他。等他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他不爱哭，总是自己躺在小车上玩，有时半天看不见人，他会努力欠起头和脚，弯成一个元宝样，一见到人，就笑了。天太热，有时因为着急，他头上的痱子痒起来，他还没学会抓痒，就把胖胖的小手放在头上，五指一起伸开，再一同收拢。他这种抓痒的方式，一直维持到他懂得大人笑他的时候。出生在困难中，哲儿他从小就很独立。
等了十八年，19岁的哲儿才第一次同父母，奶奶（爷爷已去世）共同生活在一起。十八年分離后的时间分外可贵。励之和我几乎每天工作到夜深。我们有自己的人生价值，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遵循的普适原則，物理的，社會的。励之经常提到，并在他的物理著作中也引用的爱因斯坦的一句话是：“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到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这促使1989年初，在大雪纷纷的年假日，励之起草了给中国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公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期望以此使中国迎来一个和谐、繁荣的四十周年。
然而，这个呼吁，给我们的家带来了新灾难，团圆实际上总是短暂的。
“黑手”
1989年2月26日，布什晚宴受阻一事，是一个讯号。之后，出现了更多的异样：不止一次有陌生人打电话到我家，说找派出所或公安分局；也有我们的朋友从飞机场向我家打电话，却由派出所或陌生人接了去。有时，突然电话铃响，只要我们两人之一去接，报了名字，马上对方就挂断。显然，我们在中国政府的 “另册”中，已经“升级”了。
1989年4月中旬学生运动开始后，监听、跟踪更多。毋庸讳言，我们是支持学生的民主、自由要求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学生是有影响的。但天文台的朋友，从所长到年轻人，為保護励之，每天都有人陪励之在天文台工作，以证明他没有介入运动。每当科学院有游行，所长李启斌就按排方主持外賓的学术报告会。
尽管如此，5月3日，袁木、何东昌等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上，還是点了方励之的名。暗示方是“黑手”。袁、何二人唱起双簧。对方励之或早、或近的有关报导，任意编排、歪曲、造谣，愚民。掩盖方励之一再提到的普适的人权原则；用狭隘、煽动的语言，断章取义、颠倒是非的方式，指责方励之“没有爱国心”等等。这段相当长的双簧，已使人感到恐怖。有的记者在会议进行中就接通了我家的电话，担心我们已被逮捕。
去大同
1989年5月19日北京军管。5月23日，励之要去山西大同开超新星天体物理会，他是会议的主要被邀请人之一。前一天，一位好心的年轻人，满怀忧虑地找到我，悄悄地向我说：“李老师，我从高干亲友处，得到可靠消息，内部文件很厉害地点了你们的名，一再提‘方、李夫妇’，你难道不能劝劝方老师不去开会吗？别人不敢劝他。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危险中。这时候，只有家人在一起才好一点。”
我相信这位年轻朋友，但我知道，很难改变励之对人已作的承诺，何况会议主持人及承办单位已多次来电催促。我把消息转告励之，提醒他是非常时期，一到大同就给我电话，务必保持联系；又希望他注意北京的变化，回家时先看阳台上有没有我作的记号，也许我已被捕；再约定，假如我被迫出走，先到山西太原，去看正在他二妹家的婆母，我们将在那里相会，是福、是祸都在一起。
当天，他在车站等了半天，为了遣散外地学生，已售出票的车停发，却不断发出向南不需验票的车。他又回到家来，继续写他的论文。
5月24日一早，励之又出发去车站等。临行，我一半认真、一半玩笑地向同去开会的年轻同事,天文台刘玉林,说：“我把他交给你了！到时候要原样交还。”
这一天，励之在拥挤的售票厅站了一天，北京火车站简直像战争期间逃难一样。他在下午给我打来电话，还没走掉，可望晚上有车。在车站，他遇见已是多米尼加国国家级高官的原中国人，问励之是否有意去南方，或任何时候到该小国，他表示欢迎。励之婉谢了这一片盛意，说现在首要的是去大同，那里的会在等他。
这一天，家里也不平静。我的亲人，我们众多的各界朋友，都先后来到。大家感到北京的空气里充满了不安与恐怖，但不能预测究竟会发生什么？大家都感到，某种愚昧、顽固、贪婪、恐惧，聚集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充满丑恶报复心理的力量，仍然巨大。我们家处在这种力量的虎视眈眈之下。每来一个人，几句话，都理解了，然后悄悄地，匆匆地走掉。平时爱问个没完的新闻界朋友，也沉默多了，并不坚持要采访。有的人，就是为看我们一眼；有的电话，就是为听见我们的声音；还有人特意送来一件纪念品；……我心力交瘁地守在家里，时时聆听着北京的声息，等着励之的电话。
去太原
5月25日一早，大儿子从美国打来电话，问我近来的身体。整个居民楼忧心忡忡，不知道会发生甚么事；人们在电梯中神情严肃，再无意于轻松闲聊。上午，某一西方记者来访，一定要我预测，中国当局会不会下毒手。我想了一下说：“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封闭时代，在全世界的密切关注下，我想他们不敢，总还不至于蠢到这种地步吧！”这与其说是我的回答，还不如说是一种愿望。
当天中午，大儿子第二次接通家里的电话，孩子急得走了调的声音从美国传来，他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我：中国当局已经把北京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说赵紫阳是叛徒，要清天安门广场，准备抓3—4千人，要抓40名知识份子，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方、李二人。我不能相信这疯狂的决定。孩子苦苦说服我，这是好心朋友可靠的紧急劝告，命令式地求我快离开家，把爸爸找到，带上弟弟方哲。
我收拾几件换洗衣服，带上中国内地旅行必须的粮票、现款，但找不到任何去火车站的交通工具。近来，为了阻止人们去天安门，当局已下令停驶多路公交车，中国人要 叫Taxi 也很难。我只好求助于自Bush 晚宴事件后结成好友的 Perry Link （林培瑞）教授，他迅速要了车到来。正在我将锁门离家的当儿，电话铃响，连接三通电话，一通是大儿子又来催的；一通是励之，他刚到大同宾馆；一通是意大利朋友，罗马大学Remo Ruffini 教授，我告诉他们，我即刻要外出，他们将来可以从我们大儿子处知道消息。
在火车站，我向 Perry Link 致谢道别。我说：“我不知道将要走到哪里，但首先要找到方励之。也许我们会在小地方走一走，把这股疯狂劲避过；也许这是一场虚惊，孩子听了谣言，我们去看看老人也不错。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回来我一定给你电话，把你的孩子带来我家玩。”
作为一个长期热爱中国，能说流利的中文（他甚至可以说中文相声），有很多中国朋友，又是中美文化使者的 Perry Link教授，已经被一九八九年以来他遇见的种种事所苦恼。面对着莫明其妙被逼得弃家逃亡的我，他显得迷惘，带着几分忧虑地说：“我愿意提供一切我可能的对你们的帮助，祝你一路平安，希望能再见。”
北京火车站
在拥挤的售票口，小儿子方哲想办法给我买到一张硬卧铺票，他自己却突然决定不跟我同行，要留下来。他的依据是，他不是政府要抓的人，他已经会照顾自己，而且，我们不知道会流落到哪里。北京是最了解全面情况的地方，也许，他在北京对我们更有帮助。我一下子发现，孩子长大了，懂事了。任何作母亲的，甘愿把欢乐、幸福和孩子共享，决不愿意让孩子跟着自己不幸。我同意他的选择。
离开车还有两个钟头，我仔细审视我那长得高大、健美的孩子，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长大的。在我心里，他还是个大头大脑、厚敦敦的、不爱说话、很有自主性的男孩。
我永远记得一件事。那还是在他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他带了一串男孩到家里来玩，不知怎么起了纠纷，他们像开了锅一样在那里闹；我一个人在北京带孩子过日子就够心烦的了，又是刚刚“右派改正”、刚刚允许我上台讲课，我恨不能一天当作两天用。当时，我没有问清原因，大声责备了他，可能还打了他屁股，说了他什么我已记不清了。但后来，在我办他的另一件“公案”时，他仰起挂满泪珠的小胖脸，愤愤地说：“你们（指爸、妈）都不喜欢我，连我的小朋友都说没有哥哥的好，你把他们赶走了！小朋友怎么想呢？”
孩子的话像灼热的针，扎在我的心里。比他大五岁半的哥哥，已经懂得父母的难处；而他正是淘气、也更需要爱抚的时候。我把精神的压力、烦恼和苦闷，无意地漏洒在他身上，是不公平的。
他在我不知不觉中长大，渐渐理解我们了，但我们也更忙了。“反自由化”运动之后，我们的家经常处在政治旋涡中。1988年临近暑期考试，有一天，孩子悄悄走到我备课的桌边，看我埋头工作，犹豫了一下，终于说：“妈妈，我给你说句话行吗？”得到我的同意，他接着说：“你这几天忙学生迎考，家也没回。你知道，爸爸在家里只有他的正经事，和我说话也少，简直没有话。有时候我真恨不得有人骂我、打我一顿，像小时候那样。我难受！妈妈你知道吗？”
听了这个安静的孩子难得吐露的话，我像被火烧了一样，站起来，抬起头凝视着孩子的眼睛，那是一双很像我的眼睛，此时它充满爱意和矛盾。没等我开口，他继续说：“我知道你们的处境，我只要你知道我的感觉，我明白你们没办法，还是应当由我自己在心理上来克服，我愿意长得精神方面更强些。但是，我想让你知道，让你懂得你的儿子。”
我深深地内疚，我欠这孩子太多的爱；不是不爱，而总是各种事阻挡我表达爱，而爱是要通过表达才能相互感知，达到交流，得到美的享受，得到心灵的滋润，建立起人间和谐的关系的。
我还没有机会弥补过去的损失，就要和孩子分手了。我贪婪地看着他那一米八七高而匀称的身材，圆圆的、仍然孩子气的脸。这噪杂的北京站，竟成了我们母子话别之地。孩子迅速给我买来饮料和一点简单的饭食，代我找到一个座位，说一路很挤，十多小时可能吃不上也喝不上，要我一定吃下这餐饭。万般牵挂、万般无奈，几多离愁、几多欠疚，化成最简单的几句交待：不管将来活得多么艰难，也要作个正直的人，努力成为有知识、有本领、有独立人格的人。你的父母无罪，对自己的生活无愧，你会理解，将来会更理解，假如说我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欠下对你的爱，和欠下对我的妈妈的恩情。
孩子把我送上车，找到我的卧铺位置，放好我简单的小包。一向不会抽烟的孩子，拿出一包准备好的“洋烟”，一支支分送给我的邻座，含笑和他们搭讪说：“这是我的母亲，她身体不好，第一次去太原，请多照顾！”。火车要开的铃声响了，孩子转身塞给我几包“洋烟”说：“你不知道会走到那里，你们一点不会应酬，这也许有用。”又顺手把我刚才多给他的钱迅速塞在我的手中，喃喃地、有点突兀地说：“你们会比我还难。……其实，真要想抓你们，亲戚家早就监视上了。要说安全，倒是北京反而最安全。这里有那么多你们的朋友，你们在这里被抓的话，全世界都知道。这里有许多国家的使馆……”接着，他匆匆下车，在车窗外，一直看着我的眼睛，直到火车把我带走。
我到太原的第二天中午，资助大同会议的工厂厂长，亲自开车把励之送来，一同陪来的刘玉林笑着说：“李老师！我完璧归赵了，请验收！”我把我知道的紧急消息说了，励之哈哈一笑，不相信当局会如此之蠢，同时也想让老人放心。但那位厂长说起，在整个开会期间，在从大同到太原的行车途中，都有人紧紧相随。此时我发现，在楼外正对房间的几个窗口，都有小汽车。这种小城，在工厂宿舍区，难得小汽车长时间停靠，更何况同时有几辆。正如小儿子所说，当局若想要抓，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对我们都不安全。
他们真的杀人了
不连累亲人，我们于5月29日回到北京。第三天，6月1日，清晨刚起身，我们的记者朋友ABC广播公司的柯达德先生，登门告急，不久， VOA的潘海蒂小姐，也打来电话。他们说的都是，昨天在北京几个郊区县，大兴、顺义等地，由政府组织的农民游行中，焚烧了方励之的模拟像。他们担心方已被捕，也想了解方本人的感受。
励之泰然地说：“我们前天晚才到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的事，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在政府的眼目之下，他们是清楚的。烧模拟像，在国际上或中国历史上，我记得，只有国家级或领袖级的人享用过。我今天竟有此殊荣？他们要这样作，我不介意。”励之照样去天文台上班、答研究生问。
6月2日，励之照常去天文台；下午，我如约接通 Perry Link教授家的电话；他和夫人 Jean 带着两个可爱的孩子来我家玩。朋友相聚，也提不起精神，更无玩兴，谈话离不开天安门。只有他那淘气的小儿子 Nathen，看上了大客厅墙壁上挂着的一柄宝剑，那是1988年的最后一天，一位病重的老人，专门托人登门送来的礼物，这是他家祖传的纪念品，愿送励之保存。
6月3日，变了。半夜，电话铃可怕地响起来，一个稚嫩的、似乎存在我记忆里的、南方口音男孩子的声音急促地说：“李老师，不要问我是谁，我是北大的学生，同学们叫我一定要打通这个电话。我好不容易、冒着火光和枪声来打这个电话，就是要告诉你，我们亲眼见到，军队和武警已经杀人了！他们杀人了！这是真的！在我边上一位清华的学生，被打碎肩胛骨；另一同学颈部中弹，被打穿大动脉，血流如注，马上就要不行了。”我被这消息弄懵了，一再问：“是真的吗？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对方的孩子似乎着急起来，更快的说：“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你那里能听见枪声吗？现在仍然在放枪。我们什么事也不要你做。只希望，你和方老师平安。杀人之后，他们不会放过你们的。”
这时，我才听见，在北京深深的夏夜，远远地传来一种沉闷声，伴着断续的、似爆竹的声响。我觉得，要做点什么，一阵揪心的胸痛使我混身冰凉。楼道里，虽然家家都不开灯，但家家都没有睡。
接着，第二通电话又响了，是一个更成熟的声音，简单的通报，在他所在的地方，可靠的统计：约有20人被打死，两百人受伤。第三通，是一个东北的、似曾相识的口音，向我通报：在他附近的统计：50人被打死，几百人受伤。……。快天亮了，又有人报：死一百，伤……。每一通电话的最后，都是忧虑而深情地说：“不要问我是谁，希望你和方老师珍重，平安。”
一夜不眠，听着杀人之后北京的声音。深夜，越洋电话接通。欧洲，北美的朋友都急于知道我们是否还活着。
走吧，跟我们走吧
盼来6月4日的黎明，楼道里出奇地安静。既没有平时孩子们每逢星期日在电梯里的喧闹，也没有大人相约买菜，和为假日烹饪的忙碌。彻夜不眠的人们，在楼道相遇，不打招呼，只睁着干涩的双眼望着前方。中国大陆的人很熟悉这样的表情，那是当大难袭来，人们掌握不了自己命运时，常有的表情。为了包裹起自己的感情，不让它流露到不能自禁；也为了防止有一类人，用任何一句话编造是非。
谁都无心吃饭，上午，励之仍然去天文台上班。中午，励之刚回家，Perry Link 来了，他红着眼圈，戴着黑纱，两天不见，他好像瘦了、也苍老了。大概每人都是这样。他刚在中国人民大学门口，听学生诉说。他欲哭已无泪，伤心地站在那里，也站不住，直倒换着双脚。停了一会儿，他哑着嗓子说：“你们都知道了！真没想到……我见到很多现场实拍的照片，看见了学生们……，太惨了……” 他盯住我看了一下，大约我憔悴得十分难看。我指着他臂上的黑纱，他黯然说：“是学生们给我戴上的，我就是要戴，我要有一点表示。”我小声、愤怒地说：“谁也想不到，想不到他们竟这样凶残，这样愚蠢！是愚蠢！……”这时，励之的学生送文章来了，又来了什么人。
下午，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急急地打来电话，直愣愣地说：“要不要我帮你们离开家？换个地方？”我们谢了他的关心，表示我们哪里也不去。此新闻共有2页 第1页 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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