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17日是紫阳离开我们三周年的日子，北京白雪皑皑，下午三时，九十高龄的新华社前副总编李普，与谢恒、彭迪等三位元老，冒着漫天大雪，联袂到富强胡同六号祭奠紫阳。
0－1－1月17日下午的紫阳书房，左下是紫阳的书桌和落地台灯。
0－2－“驾鹤三载－德余万年”——李普、李锐、宗凤鸣，均为90岁的部长级老同志。
1－李普在紫阳书房签名（14时50分）
2－李普（左下握笔者）还签上了谢恒、彭迪的名字。
3－紫阳次子赵二军扶着李普在紫阳书房瞻仰。
4－李普与赵二军笑谈往事
5－赵二军送上印着紫阳图片和家人挽联的《三周年祭》卡片，是由紫阳夫人梁伯琪携全体子女及孙辈敬送每一位来者的。
6－1－赵二军诵读每年挂在紫阳图像两旁的挽联，李普很赞赏。
2005年1月17日，倡民主坚守良知家人为你骄傲
今西去终获自由风范永存人间
2006年1月17日，坦荡荡眠旧居谁能盖棺论定
笑呵呵看天下公道自在人心
2007年1月17日，际会风云终无悔
不卧青山亦安然
6－2－李普等向紫阳像鞠躬。
6－3－李普、谢恒、彭迪三老人在紫阳书房。
7－1－李普在会客室座谈后，由紫阳的小儿子赵五军扶着出来，左侧是紫阳书房，院子里漫天瑞雪。
7－2－李普等三老在院中，门里是起居内院，紫阳的骨灰在内院。右起，赵二军、赵五军、李普、谢恒、彭迪。
8－李普等三位老同志在赵五军（前右）和赵二军（后左）搀扶下离开院子。
9－李普等三位老同志走出大门，赵五军（右前）。
10－李普等三位老同志走出大门，赵五军（右前）、赵二军左后）。
11－李普等三位老同志准备上车。
12－李普（左）上车。
13－李普等三位老同志上车。
14－赵家的人们目送李普一行的红旗牌轿车，在风雪路上驶出富强胡同而离去。（15时37分）
【李普简历】 1918生于湖南省涟源，1937年从长沙广雅中学高中毕业，参加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从事救亡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初，调湖南省委半公开机关报《观察日报》任特派记者。1940年初，入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初，前往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和华东解放区采访，同年冬，随刘邓大军采访，述评战局，1947年夏，任新华社刘邓大军前线分社社长，1948年秋，调任新华社中原总分社采访部主任。建国初，任新华社特派记者，主要采访经济。1953年起，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副处长、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1972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73年后，历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新华社副社长。已出版的书有《记者甘苦谈》，新闻作品集《光荣归于民主》、《开国前后的信息》、《风雨鸡鸣集》
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载新华社记者李普报道开国大典的文章。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纪念册记载着上世纪50年代，北大政治系（该院的前身）创建时，系主任李普的座右铭是：“人格独立，思想自由。”
李普为人正直，敢于讲真话，近年来，积极参加悼念紫阳的活动。
附： 李普今年八十八
● 杨继绳 （北京）
几年以前，我用"两头真" 来概述一些老人的生命历程：年青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现在，"两头真"这个说法被很多人所接受。连张劲夫这样的高级干部也着文宣称"我也是一个两头真"。河北省着名企业家孙大午，为彰示"两头真"的老人，还建设了数百亩树林，命名为"两真林"。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我提出"两头真"这个概念最早的原型就是李普。
作为记者的李普
李普作为名记者，我在上学时就知道了。真正知道他这个人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1973年，他从中南局调回新华社，在北京分社任社长。我在天津分社当工业记者。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天津工业形势述评，拿着稿子送到总社。工业组的老编辑华敏把我的稿子粗看了一遍，就从他的办公桌上抽出一篇稿子给我。这是一篇北京市的工业形势述评，北京分社刚发来来的。华敏说："这是李普写的，向名记者学一学吧！"我迫不及待地细读了一遍，果然名不虚传。那如虹的气势，那深刻的立意，那精密的结构，那洗炼文字，使我钦佩不已。我赶紧从华敏那里要回了自己的稿子，躲在招待所里一遍又一遍地改了起来。两天以后，《人民日报》用"两虎把门"的版式，让北京和天津的两篇工业形势述评共享一版头条的位置。
位于天津市睦南道的新华社天津分社，在办公楼后的平房是一个放旧物、旧书的仓库。那里面有一大堆五十年代初期的杂志。其中一套经济理论文章选集对我很有吸引力，上面收录的是孙冶方、薛暮桥、骆耕漠、许涤新等经济名家的文章。在这套书的第八辑，收录了李普1950年写的一篇长文：《调整经济的来龙去脉》。我先是羡慕作为记者的李普能写出份量这么重的经济理论文章。我读了两遍，不仅学到了很多经济知识，更是佩服的是思想的深刻和表述的通俗。我从这里开始学习怎样用通俗的文字来表述深刻的思想。
李普的新闻写作是第一流的，这不用多说。李普坚持"新闻写作绝对不许虚构，必须每一点都是真实的。"他认为"真实是新闻文字的第一生命。"因此，他一再强调"新闻报道不要盲目向文艺靠拢。"李普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但他对用文学手法写新闻始终保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比如某次高层会议和两三个人之间的密谈，有些作家写得如亲临现场，活灵活现。读者会问：你又不在现场，怎么知道每个人谈话时的眼神和动作？你又不是钻肚子里的虫子，怎么知道人家那么细致的心理活动？李普为这种"把真实的写成了可疑的"的作品感到惋惜。李普还创造了一种质朴的文风。他的文章很少用形容词，他认为形容词越多，文章越不美；他在动词上很下大功夫，力求准确、贴切、生动。李普写文章不用华丽的辞藻，直接把日常口语挥洒纸上。李普这样的文章，读者感到美，感到有说服力。这正像金代一位诗人《谈杜诗》中所说的一样："欲知子美高人处，只把寻常话做诗。"
作为记者的李普，用他那质朴可信的笔，记录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上面说的那篇文章记录、分析了开国六个月之内发生的一件安邦定国的大事。在新中国开国前后，李普的新闻记录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记录了开国大典，这些，都已经成为研究中国当代史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
作为记者的李普，不仅见证和记录了胜利和成功喜悦，也见证了并评析了建国以后历史的"拐点"。他认为这个拐点是1953年。他认为"我们从1953年起就误入歧途。整整糟蹋了四分之一世纪，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又逐步走上正轨。"在这一点上，李普不仅是记者，而且是历史学家。不过，他的这个重要的历史学结论，不是研究史料得出来的，而是亲身观察和体验得来的。
他见证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那时他作为报道开国大典的记者，住进了中南海的勤政殿。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读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李普就从他手里接过了讲话稿和一张纸条上，纸条上写的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单。李普从名单上看到了"联合政府"的阵容：六位副主席中有三位是非共产党人，56位委员中有27位非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中有四分之一是非共产党员。作为临时根本大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的灵魂是新民主主义，把搞社会主义当作将来的事。这个共同纲领还"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私有财产。"李普很赞赏这个纲领。
李普万万没有想到，1953年夏季的一个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总结报告稿上作了一个批示，这个仅有88个字的个人批示，不仅推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根本大法"，还作为全国全党必须遵循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于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年之内消灭了私有经济，实现了国有经济一统天下，从而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接着，"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左"倾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国家一步一步地走下坡路。
李普认为，新中国历史上"左"倾的弯路是从1953年放弃"共同纲领"开始的。
李普在他的新闻学着作中写道："独立观察、独立思考、更是一个记者的命根子。"李普能看到了、记录了新中国历史这个大拐弯，正是因为他守住了记者这个命根子。
李普为"共同纲领"被推翻而惋惜不已。至于为什么一个人的权力那么大，他的88个字的批示能够取代"根本大法"？为什么"共同纲领"这么脆弱，一个人的一个批示就轻而易举地被推翻，作为记者的李普没有说。
作为官员的李普
李普是大官，官至新华社副社长，至今还住在部长级的房子里。可是，除了房子大以外，他不像个大官儿。
李普当大官的时候我和他没有见过面。这并不是他高高在上，而归于我的一种特殊的过敏症，对官员的面孔和眼神过敏，对官员鼻孔里发出的那种声音更是过敏。所以我对高官总是敬而远之。其实，李普并没有使我"过敏"的那种面孔和眼神。他的鼻孔里从来没有发出过那种令人混身不自在的声音。黎澍曾说李普"在下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上级，在上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下级"。他没有把自己当大官。我们第一次认识是1985年夏天在养马岛休假，我们两人多次在海边散步。望着远处蒙胧的小岛和近处的渔船上的炊烟，他说：你会写诗吗？咱们来两句！我说：上中学时我写过诗，在清华学了6年工科，诗情画意都被数理化熬干了。他说：那就不写诗了。我们到海滩去捡石头吧。他和我提着拖鞋，光着脚，一会儿弯腰，一会儿用脚踢沙子。捡到一块好石头那种欣喜的样子，就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那时我向他谈了一些当时主流舆论视为叛逆的言论，没想到竟引起了他的共鸣。他说出的一些话竟比我还大胆！我们年龄相差20多岁，但我总是对他李普李普地呼喊，因为我们谈话时，总是忘了年龄的差别。他呼我小杨，但写信时却称"继绳兄"，使我惶恐不已。后来我想，信上这样地称呼可能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规矩。
李普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讲资历有资历，讲能力有能力，讲人品有人品。可他在官场上混得不太好。在新闻界名气那么大，写了那么多名篇，可到头来还是副部级待遇，实际级别是正局级。当然，这与体制的改变有关。他离休时新华社是副部级单位，作为副社长，只能是正局级。他离休后不到三个月，新华社升格为正部级单位，水涨船高，连中层干部都是正局级。我记得汉代王充在他的《论衡》说过这样的话：有才有德的人不一定能走上高位，而地位高尊的人，不一定才德高尚，关键在"遇"。什么是"遇"呢？我理解是机遇。或者是遇到了赏识他的权势人物，或者赶上了好时机。李普离休的时机这么不好，晚两三个月就会上一个很高的台阶。这也反映了官场的荒唐。
李普在官场不顺，有复杂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一直保持知识分子那种气质、那种独立、那种率真。官场是分等级的。在官场混的人必须有等级观念。即使你脑子里没有，你的行为上必须有，至少你的脸上必须有，特别是在高你一级的人面前非有不可。否则，你只能在你现有的级别上熬一辈子。而李普，除了埋头干活以外，却"在上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下级"！作为官员，说话得讲"艺术"，要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讲一些自己不信、却要别人信的话，有时甚至讲一些假话。李普不行。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总是讲真话，讲直话。他说话大胆，文字泼辣，简直不知道官场的种种禁忌。像他这种不懂官场的人，如果不是能力过人、成绩突出，恐怕连个局级也混不上。李普大概也有自知之明，官没有升上去，却也悠然自得。我没有听到他有什么怨气。我多次听李普说过这样的意思，他其所以能保持知识分子的"原汁原味"，因为他没有去过延安，他是重庆的干部。只有经过延安整风的"洗礼"和抢救运动的"磨练"，才会"夹着尾巴做人。"
这是不幸还是有幸？我认为是有幸。"文章草草传千古，仕宦匆匆仅十年。"建国至今五六十年，部长数以千计，谁能记得几个名字？而很多人知道李普这个名字。因为李普不断地向社会奉献华章，到八十八岁还文章不断。
作为学者的李普
有的新闻单位提出"记者要当专家"的目标，对这种提法我是不敢苟同的。专家的研究范围是相对固定的，他一辈子在他的专业领域里皓首穷经。在这个专业里，他有绝对的发言权；离开这个专业，他的认识深度和普通人没有两样。作为记者，不能一辈子只关注某一个专业。真要这样，他就改行从事那个专业了。要说记者是专家，只能是新闻这个行道的专家。所以，说某某是"专家型记者"是不妥当的。那些有成就的研究型记者，说他是学者比较恰当。
李普就是我说的这种类型的学者。除了有新闻功力以外，他还有理论功力。他博览群书，勤于思考。他采访什么问题，就把有关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研究得很深、很透，从中挖出很多道理。只要他肯在某一方面花时间，他也可以写出某个专业的专着。他关于刘伯承的军事着作，受到军事家的称赞；他关于经济的论文，和着名经济学家同列竹帛。李普不是专门研究某一学科的学者，他的视野更广阔。他关注的是国家、民族，是天下大事。他是一位思想者，是一位真理追求者。
作为思想者的李普，他的思想走过了一条"之"字路。他自己写道：
我早年追求民主自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间陷入了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之中；这一段相当"左"，有时甚至可以说很"左"，"左"得很可恨、可笑。六十岁以来逐渐觉悟，又走入了自由民主的行列。
李普这里说的前两个阶段，走进革命行列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这样。可惜，他们中的有些人没有进入第三阶段：重新走进自由民主的行列。
要进入第三阶段必须有一个思想大解放。所谓思想解放，就是要解除前两个阶段留在大脑里、渗透到血液里的种种定见、种种框框。思想解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一是要有勇气承认自己在第二阶段有哪些不对。第二是要冒政治风险，不怕与主流不一致。第三要有思想家那样广博的知识和科学的思维品格。
李普敢于否定过去不正确的东西。他无情地解剖了他那一段时间"可恨"、"可笑"的"左"。他坦诚地向今天的年轻人说，他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两次批判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他的发言登在《人民日报》上。他说："现在来看我那篇文章，真正是信口胡说，气壮如牛，是一个十足的'无知者无畏'的典型。"李普为追求真理敢冒政治风险。他敢说与主流不一致的话。他不怕因说真话、求真理而被"边缘化"。
李普把重新走进自由民主的行列，称为他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他写道："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思想解放，或者叫两次思想革命。一次是30年代由爱好文艺而爱好普罗文艺，同时加上不愿当亡国奴而参加抗日民主救亡运动，这样就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第二次是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我这第二次思想解放也是一个长过程。我好比进了一次大学，1978年的讨论好比是我的一年级，到今天我也不认为毕业了。我可以说至今天天在享受获得新知的快乐，天天在享受破旧立新的喜悦。"（《黎澍老夫子》）他还写道："二十年前真理标准的讨论使我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已经多年不用脑子，不想问题了。然后又悟到，那时想还是想了的，不过是在既定框框里想，是预先肯定它正确。那时的想，其实只是领会，只是学习，只是"跟"，跳出了这个框框，便豁然开朗，进入了一个新天地。"（《思考的快乐》）他在其它文章中也谈到第二次思想解放使他有"豁然开朗的欣喜，如梦初醒的振奋"。
本文前面说的，为什么一个人88个字的批示能够推翻"根本大法"；为什么"根本大法"如此脆弱，一个人的88个字就可以被推翻，作为记者的李普没有回答。而作为学者的李普，从根本上作了回答。到晚年，他的认识有了彻悟。他的彻悟包括几个方面：第一，对毛泽东的认识：毛泽东是独裁者；第二是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这个党不是民主社会的政党；第三是对现行制度的认识：中国是专制制度，而且是长期封建专制与前苏联专制制度的结合；第四是对马克思的认识。毛泽东很多作法、专制制度的很多方面，其理论根源是马克思主义。李普在这四个方面的彻悟是深刻的，一针见血的，带有颠覆性的。
话题又回到他的"第一次解放"。他"参加抗日民主救国运动"，到今天看还是无可厚非，而"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点需要进行历史的反思。在这方面，李慎之说得比较明白。
李慎之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自秦始皇称帝一统天下的两千二百年以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近三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五四"运动就是这样的启蒙运动。李慎之在谈到他如何按受马克思主义时写道："在三十年代中期我自以为'启蒙'了。大概十年以后，我才知道，我所接受的启蒙，是共产党人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所发起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李慎之到晚年才明白："抗战前后的所谓新启蒙，．．．．实际是对'五四'的民主与科学启蒙的偏离。起初也许只是差以毫厘，逐渐就谬以千里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被这个新启蒙引导着走了大半辈子所谓'超越五四'的道路，实际上则是偏离'五四'的道路，早已走到南墙，碰得头破血流了。"（李慎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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