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痴


“十年超英，二十年赶美！”这是1958年中共在大陆搞所谓大跃进运动时高呼的口号之一。到今天，眼见为实的五个十年都过去了，超过英国了吗？两个半二十年也过去了，美国还是那样遥不可及。当人们再回顾这句自欺欺人的口号时，用现代词汇来评价它应该称之为“搞笑”，但这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政治搞笑”。

当年在这类空话大话的鼓吹下，报纸上几乎天天都用特大字号的套红版面，宣布某地亩产水稻数万斤甚至十多万斤，或者小麦亩产数万斤的特大喜讯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喜，并且为这类“特大喜讯”创造了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新词汇叫“放高产卫星”。人们还能听到传闻说，日新月异的粮食高产，一度使“英明领袖毛主席”为粮食吃不完怎么处理而发愁……

其实常识早已告诉了人们，除了把纤柔的稻秆、麦秆变成灌木树杆，就绝对不能承受亩产万斤稻麦的重量。面对这一目了然的虚报浮夸，一贯以实事求是自诩的中国共产党，竟无人敢于提出质疑，这显然是此前一年封杀所谓右派直言者以后取得的效果。相反，一位名扬海内外的科学家钱学森用“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手法，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撰文，“科学地论证”了这类高产的可能性，就此他顺便把“科学”嫁给了极权暴君，让他添了一房时髦的姨太太。

就在这个将科学沦为姨太太的年代，大跃进运动在全国知名的高等学府四川大学开展起来。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校党委自觉地乘反右斗争胜利的东风，紧跟党中央大跃进的战略部署，发动广大师生开始共同创造人间奇迹，他们也要种出一块高产田，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喜。

为实现这个崇高愿望，校党委专门成立了高产田领导小组，由一把手亲自挂帅，并分设土壤、肥料、种子、植物保护等四个小组各司其职，决定将校内包括兰球场在内的体育广场总面积共十亩，培植成亩产万斤小麦的高产田。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在这亩产万斤的高产田附近,另外划出一分地为卫星田，被誉为校党委的责任田,给它定下的产量足以体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跃进精神,虽然其面积只是一亩的十分之一，但产量却和一亩高产田相等，也是一万斤，不然它凭什么被誉为卫星田？

正如校领导在动员报告时强调的那样，光有计划指标没有措施等于空话，高产田领导小组作了安排部署并付之于以下行动：

幸好上世纪五十年代很少有运动场铺有水泥，用拖拉机加上锄头平均深耕一米，总之将深层底下的死泥巴都翻出地面，报纸上介绍的高产经验都强调了深挖这个环节，反正全校师生员工数千人轮班在此挥汗奋战即可。

其次，校党委组织高产田领导小组成员花两天时间，在会议室反复学习报纸上登载的各兄弟省市放卫星创高产的经验，一致认为密植是高产的关键。经过高等数学的反复运算，生产十一万斤小麦需用种子三千斤，这个用种量，估计是非“大跃进”年代相同面积用种量的二十多倍。此外种子的颗粒质量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麦种运来学校后，各院系选派家庭出身好、责任心强的优秀学生在图书馆的桌子上将麦种铺开，一粒一粒的精选其中壮实饱满的优质麦粒备用；

再次便是肥料，这是高产的必要条件，好在饥荒暂时还没有来到，全校师生吃得饱饱的，粪便的质量和数量都相当可观，不象一年后饥荒到来，除了炊事员一般人都是三天才屙一块掷地有声的硬头屎，施在地里半年内都不能化解。学生们运来一挑挑大粪将土壤灌得肥上加膘，更有新近从日本国进口的稀缺化肥氮、磷、钾等一应俱全。

最令人激动的莫过于播种的那一天，体育场（不，现在已更名为高产田）四周的树上，高音喇叭高唱着“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之类的革命歌曲鼓舞着士气，有的同学牵绳子以保证行距厢距符合计划要求，有的老师洒石灰线免得麦苗长大后弯弯曲曲有碍观瞻，有的用铲锄开厢，有的端脸盆丢种，有的泼粪，有的掩土，人来人往呼张唤李，一番空前绝后的繁忙景象……

几天以后，嫩绒绒的麦苗把高产田染成一张翡翠色的地毯，高产田领导小组的成员们带着一脸灿烂的笑容在田边踌躇满志，女学生们三五成群对着麦苗欢呼雀跃，三两个文学青年似乎在麦田里找到了灵感，正暗自构思着赞颂的诗句，总之那时的高产田变成了四川大学里最美丽的一道风景线。

不到二十天，人们吃惊地发现一些麦苗变得纤柔甚至枯黄，很快地出现倒伏死亡。领导小组成员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找原因商量对策，烟缸里烟头堆满。立场坚定的一把手率先为高产田出现的问题定下调子说：“估计人为破坏的可能性不大。”成员们几乎心知肚明倒伏死亡的原因是过度密植，但密植是党委根据《人民日报》介绍的经验所作的决定，领导小组成员无一不是经过斗争考验的老油条似的部门领导人，他们比谁都知道怎样绕开“反党”二字的警戒线，在一些无关痛痒的方面为高产田提供些于事无补的药方。

青年学生到底比较单纯，他们在下面议论纷纷，有人指出，这是过分密植、通风不畅带来的结果，也有人提到光照不足的问题，有人建议在田里安装鼓风机或者电扇向地里吹风，其中最精妙的是一位同学建议，组织同学下到地里用扇子去扇麦苗……这类人微言轻的出谋划策等于纸上谈兵，而这种瞎折腾的高产田的命运，就象整个大跃进运动一样，不外乎劳民伤财，最后以付出四千万无辜同胞的生命而告终。

五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用严肃的目光来回顾那段“搞笑”似的荒诞时，应当看到这类“搞笑”背后的深层原因。极权统治者要将他治下的子民变成“党的驯服工具”，就得让追随者去经历各式各样的违背常情常理的所谓考验，看你究竟能否做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看来钱学森和四川大学的领导层在“大跃进”运动中得了个及格分数，至于接踵而来的种种运动能否顺利过关不在本文追述之列。

不过事情已经很明显，这种“愚民”似的搞笑考验也是一把双刃剑，中共在检验子民们的忠诚度的同时，子民们也检验了中共那只要自己的江山，不管百姓的死活的反动本质。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