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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被誉为“网络版的《人民日报》”的新浪网，在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以头条的显赫位置刊登了注明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黄放撰写的一篇题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反华全纪录》的文章。该研究院以中国外交政策的智库自居，但在中国当下一党独裁的体制之下，它只能是一群被当局“倡优蓄之”的帮闲文人的“吃喝玩乐中心”而已。这位名叫黄放的作者，与昔日的“梁效”、“罗思鼎”等御用写作班子一样，根本没有基本的学术研究能力，只是忠心执行专制政权的训令写“命题作文”而已，所谓“党叫咬谁就咬谁”。于是，佩洛西便成了其“蜀犬吠日”的对象之一。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夺回了对两院的控制权，作为众议院民主党党鞭的佩洛西，遂理所当然地成为众议院议长。在当今美国政坛的三位杰出女性——希拉里、赖斯和佩洛西——当中，佩洛西无疑是名望最高的一位。希拉里是自由派的代表人物，赖斯则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各自有为数众多的拥护者，也各自有其为数同样众多的反对者。而佩洛西虽然是民主党人，却有一种跨党派的魅力，深得两党人士的敬重和普通百姓的好评。然而，在黄放眼中，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佩洛西则是“反华势力”的代表。这篇文章一开头便这样写道：“南希•佩洛西，现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从一九八六年首次当选美国联邦众议员以来，她一直在中国问题上持强硬立场。‘强力反华’作为佩洛西政治生涯中的重要外交议题。北京奥运会召开之际，佩洛西的‘反华斗志’再一次强劲地表现出来，将自己置于抵制北京奥运会、支持达赖和藏独的风口浪尖，让人们见识了美国首位女议长在反华立场上的疯狂。”其语言杀气腾腾，颇得姚文元的神髓。
日前，一直在中国民众中或明或暗地灌输反美情绪的新浪网，作了一次所谓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佩洛西已经取代了布什总统，成为中国人“最反感”的美国人。因为连布什总统也答应来参加北京奥运会，佩洛西居然还在国会呼吁利用奥运会来对中国施压，促使中国改善其恶劣的人权状况，这不是“反华”又是什么呢？既然有此“民意基础”的支持，再加上党国领导的授意，黄放便放开胆子，拿出他的“文革遗风”来，展开了对佩洛西的口诛笔伐，甚至不惜在开篇之处便使用“疯狂”一词，火药味十足。
不过当我读到这篇文章的第二段，便又怀疑起黄放同志是否“别有用心”来。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之后，共产党的文宣部门为了将“黑手”刘晓波批倒批臭，组织力量编纂了一本“揪出黑手”的书。编纂人员故意在书中用很大篇幅摘抄和附录了刘晓波的若干文章及观点。没有想到，这本书成了对刘晓波的思想的一次很好的普及机会，人们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如饥似渴地阅读刘晓波的原文，而对那些批判文章不屑一顾——除非其中大段大段地引用了刘晓波的文字。当时还在念中学的我，便是通过读了这本书而对被批判者佩服得五体投地。该书在“六•四”惨案之后的肃杀气氛中，一时洛阳纸贵，人人先睹为快。当有关方面发现情势不对的时候，却为时已晚。黄先生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功效，当我读到以下这些文字时，不禁怀疑黄放先生是否也有同样的用意——“佩洛西长期反华的最强音是人权问题。在其官方网站上有文字称：‘佩洛西长期提倡世界各地的人权。她为改善中国的人权进行斗争，希望将贸易同改进人权标准挂钩。’佩洛西以‘人权’向中国发难始自一九八九年，刚成为联邦众议员的她就提案，要求美国政府给予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后留美权利，以免他们遭受‘政治迫害’。两年后，佩洛西组织美国人权组织访华，并背着接待人员，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拉开黑布条，上面写着‘献给为中国民主事业牺牲之烈士’，并亲自念声明、献白花。”
中共当局其实最不愿别人提及“六•四”事件，即便是颂扬“六•四”屠杀的声音也会遭到封杀，当年开枪杀人的“共和国卫士”们，而今安在？最早站出来为杀人叫好的文化败类何新，不也迅速便销声匿迹了吗？可见，中共对此等奴才如同卫生纸一样，用完便扔掉。这些年来，中共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提及“六•四”，他们心中知道得很清楚，杀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而黄放先生偏偏在此时此刻旧事重提，居心何在呢？他究竟是要让佩洛西“反华”的历史昭然若揭，还是试图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让中国人重新记忆起大屠杀的那一幕？我想，绝大多数有良知的中国人，在读到这一段记载的时候，都会对佩洛西这位女政治家肃然起敬，而不是对其恨之入骨。连一个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也如此牵挂那场屠杀中被杀害的平民；那么，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又如何能够若无其事地忘却之？
十多年前，我曾经在美国之音的广播中收听到这样一则新闻：美国女议员佩洛西在鲜血未干、戒备森严的天安门广场上，勇敢地拉起了一张支持民运人士的横幅，上面用中英文写著：“献给为中国民主事业牺牲的烈士。”这一举动的结局可以想像：她立即被一群凶恶的军警带走，随后被驱逐出境。十六年来，这张照片一直悬挂在佩洛西办公室中最醒目的地方，她为这段冒险经历感到自豪；而每年中国民主人士在华府中共使馆门前举行纪念“六•四”集会的时候，佩洛西的身影也经常出现，有时还会发表简短的演讲。在此意义上，佩洛西并非中国人民的敌人，而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她反对的是中共的独裁统治而不是中国人民，正是出于对普世人权价值的坚持，她才直言不讳地对经济上日益强大的中共政权作出严厉的批评。
除了“六•四”问题之外，西藏问题也是佩洛西关注的重点。黄放在文章中指出：“佩洛西的反华立场和行为在最近几个月的时间内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而如此颠倒黑白的反华行为出自美国国会最高领袖，着实让人觉得愤慨。在全球支持奥运的人眼里，丧失正义和理智、疯狂的不止是抢夺奥运火炬的藏独分子，还有这位女议长。”所谓“全球支持奥运的人”，也就是国内受民族主义煽动的愤青，以及海外部分无法融入西方主流社会、对西方民主自由价值没有认同的华人群体而已，他们哪里能够垄断对“正义和理智”的阐释权？他们在海内外的义和团行径和红卫兵作派，已经引起了全球的公愤，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可谓搬起石头来砸了自己的脚。越来越多的人将中国的奥运会与当年纳粹德国的奥运会联系起来看待，佩洛西绝非惟一的一个。而中共方面黔驴技穷，动辄将批评者贬为“疯狂”，只能说明被批评者的怯懦与心虚。
佩洛西，这位美国国会中对中国最严厉的批评者，是在二零零八年三月的拉萨镇压之后，第一位亲自到达兰萨拉拜访达赖喇嘛的西方政治家。在数千名藏族僧侣和学生的欢迎集会上，她发表了铿锵有力的演讲：“如果全世界的自由爱好者都不能勇敢地站（说）出来反对中国，那我们也就失去了捍卫人权的道义力量。”在达赖喇嘛居住的简陋的院子里，她动情地指出：“在今天这个哀伤的日子里，我们共同为西藏的灾难而落泪。真相是不能被掩盖的，我们坚信这个世界会知道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对半个世纪以来背井离乡、漂泊天涯的西藏人充满了同情，她说：“这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我们的命运，在这个悲哀的时候，让我们与你们共渡。”
佩洛西对人权的关注，是全方位的，不分内外和彼此的。她首先关注的当然是美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关心弱势群体的权益，并多次对布什政府的有关政策提出批评；其次，她高度关切全球民主价值的确立，因此她不能不注意到作为最后一个专制大国的中国的问题。她多次会见魏京生、王丹、徐文立等流亡美国的民主人士，与被中共当局视为“眼中钉”的吴弘达更是保持着特别密切的关系。一九九五年，吴宏达到中国收集劳改资料，被中国政府拘留了六十六天，就是在佩洛西及另一位议员的营救下得而被释放。吴宏达高度评价佩洛西对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支持：“她对中国知道得非常清楚，她希望中国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而不是维护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这一点我想她的信念不会变。她在一九八九年之后一直支持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从没有改变过。我相信在她的主导下，美国国会在这方面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佩洛西当得起这样的赞美。与某些见风使舵的欧洲政客相比，她对中国及其他专制国家人权状况的关注始终如一。
信奉极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中国人，并不认为人权是一种普世价值。在他们心目中，没有可以为之付出生命的超越性的价值，他们迷信权力和金钱，“有奶便是娘”是他们的最高人生哲学。他们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因为自己是变色龙，便总是以为那些为人权而奋斗的人士是“别有用心”的，进而认定像佩洛西这样的人不过是将人权当作幌子来压迫中国、羞辱中国罢了。这正是中国和西方之间最大的鸿沟：对于像佩洛西这样的政治家来说，人权从来都不是幌子，人权就是她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就是她可以为之献身的理想。某些中国人无法理解这一点，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只要多给几个订单，多做几次款待，便可以让对方放下人权的“幌子”，而成为同流合污的“朋友”。然而，他们却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像佩洛西这样无法收买的人。于是，软的不行，便只好来硬的了——黄放之流的打手和走狗便上场了。
对佩洛西贴“大字报”，不会有什么效果。如果这样就被吓到，佩洛西就不是那位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横幅来的勇敢的女士了。中共当局及黄放之流的御用文人，企图用“反华”来将佩洛西妖魔化。其实，佩洛西对中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她曾经说过，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些中国学生，就像她的孩子一样。她之所以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共当局，乃是对中国人民怀有最深切的同情和爱。我与佩洛西女士有过一面之缘。二零零六年五月，我在华府出席对华援助协会组织的“宗教自由与法律研讨会”，这期间抽空参加了劳改基金会举办的一次关于劳改问题的研讨会。在此次会议上，我见到了心仪已久的佩洛西女士。她应邀前来发表开幕演说，在华府料峭的春寒中，她一身轻盈的风衣，一袭鲜艳的围巾，仪态大方，风采照人。与差不多同龄的另一位中国“女强人”、中共副总理吴仪那古板、臃肿及衰老的外貌相比，云泥立判。相貌和风度的养成，确实与政治制度及文化氛围密切相关：佩洛西之意气风发令人立刻联想起“自由”一词，而吴仪之性别特征模糊则令人立刻想起“专制”一词。
最让我感动的是佩洛西在此次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讲，她说：“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如今已变成一个老到的玩家，用新技术去监控和捕捉那些批评政府和自由信教的人。网络服务公司必须过滤重要新闻和负面新闻，他们的屈从取代了他们改变这种现状的能力。自由宗教信仰人士仍然是中国政府的打压目标，骚扰、虐待、拘禁宗教人士是主要的控制方式。”她知道纵容中共乃是养虎遗患，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政治的民主化，美国不能对此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中共的对外公关技术日趋精密，诸多西方高官名流均中了其“催眠术”的今天，像佩洛西这样洞察其独裁本质的智者，可谓屈指可数。在中共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与狼共舞”变成难以抵抗的诱惑的今天，像佩洛西这样敢于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勇者，也是寥寥无几。
如果人权问题对于佩洛西来说仅仅是一个“幌子”，她根本不可能坚持这么久，她早就屈从于中国巨大的经济利益了。在某些中国人心目中“不能当饭吃”的人权，于佩洛西而言，确实能够“当饭吃”。佩洛西多次强调：“我期待我们和中国人民在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文化等各方面有个美好的未来，但中国政府必须融入现代社会和尊重自己的人民，以及国际人权的基本原则。”这是良言而非偏见。我还记得，在劳改基金会的那次会议上，佩洛西是这样结束其演讲的：“我们必须督促中国进行改良，我知道我和吴弘达及在美国的民主斗士拥有同样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能够被称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是的，我们有同一个梦想，但这个梦想显然与中共当局的不一样，这个梦想就是：自由不可为暴力所摧抑，光明终将穿透无边的黑暗。到了那一天，中国人理应向老朋友佩洛西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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