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


对良知尚存的中国人来说，面对历史，尤其是面对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而2009年的中国却不得不面对一系列令人格外沉痛的重大历史事件：五四运动9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50周年，六四20周年。

90年后的今天纪念五四运动之所以令中国人痛苦，最大的问题倒不是对当年的是非至今还在争论，比如说，五四的文化激进主义是否成为后来各种激进主义危害中国的祸源？

在我看来，中国人今年纪念五四运动的最大悲哀，莫过于面对这样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那就是90年以后，中国虽然有了几千万在校大学生，且校园高楼林立，设施先进，但当年学生崇尚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今日的校园里却成了一个遥远的梦想。对五四运动最大的讽刺，就是各种纪念活动将由“共青团”来主持，而在今日的中国，“共青团”早已是专制奴才的符号。因此，由“团派”来主持五四90周年的纪念活动，就是让他们来宣扬和证明奴才哲学又一次取得了伟大胜利。

国庆60周年的北京大典正在筹备，有消息说盛大阅兵式已投入紧张训练，其中的民兵方阵雇用了数千乃至上万失业者，成为千万失业农民工们艳羡的对象。这个小小的细节，给中共革命的悲剧留下一个极具讽刺性的注脚。几十年前，本人曾有机会成为民兵方阵中的一员。当时虽然知道自己是在“作秀”，但自以为是代表数百万有真枪实弹的民兵，一旦“帝国主义”胆敢来犯，就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我真不明白，中共为什么要在这次庆典中重现民兵方阵，难道他们不明白，这只能引起中国穷苦百姓的痛苦回忆，让他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个曾经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支持建立起来的中共政权，已经走向反面，以至于中共再也不敢把枪支弹药真的发给穷苦百姓，因为谁都知道，穷苦百姓一旦有枪在手，类似瓮安那样的事件，后果将不堪设想。

毫无疑问，中国官方将不会正式纪念有几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50周年，但我希望，杨继绳《墓碑》一书的出版，意味着民间纪念这一巨大灾难的空间会不断扩大。《墓碑》的出版是一个真正的里程碑，那些拒绝承认这个可怕事件真实性的人，今后将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不知道还需要多少年，中国才会举行对这一事件的官方纪念，除了政治原因以外，如何理解这个事件本身，对中国人也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并没有妨碍中国人继续疯狂地追求毛泽东去进行文化大革命，如何来理解这一段历史？公开地接受大饥荒这个事实仅仅是理解这个灾难的开始。

2009年最令中国当局神经紧张的历史事件，当然是二十年前发生的六四惨案。从这次对待《零八宪章》的态度来看，中共当局绝无可能软化对六四事件的立场，而最让人感到沉痛的其实并不是可预见到当局的顽固态度，而是中国民众对六四事件普遍的淡漠。

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本身就值得中国人深思。关于民众对六四的淡漠，有一种流行解释是中国人对历史集体健忘，因而不能从自己的苦难中汲取教训。果真是这样吗？

在中国的历史上，主张宽容的政治人物很少成功，而往往是自己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赵紫阳。正是这个被历史反复强化的集体记忆，使历史成为中国人的沉重包袱。蒋介石被赶出大陆的时候，他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是杀人太少，而毛泽东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比蒋介石的杀戮规模更大。蒋经国利用自己难以被挑战的权威，在台湾走出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游戏，但今日的中国大陆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在中共的集体领导中，谁主张政治和解，谁就一定先下台。如何走出这个困境？这恐怕不是仅仅研究中国历史就能够找到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