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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110年的时光，即使放在千年纪的尺度下，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110年了，戊戌年的伤痛并未成为过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眼睛，依然在菜市口的上空看着这块他们为之流尽了热血的土地，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碧荷馆主人在《新纪元》中幻想的那个中国仍隐伏在历史的地平线下面。
对于清王朝来说，发生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一次最有希望的自我拯救，如果没有意外，中国的王朝制度将完成“明治维新”式的自我更新，不流一滴血的和平转型无疑是成本最低、代价最小的，上天赐给中国的良机是当时年轻的君主光绪帝自愿选择了这样的转型模式。如果能很好地抓住这次机会，我们这个饱受苦难和凌辱的民族就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地跨入现代制度的大门，免去数不清的灾难、浩劫、流血漂橹，以及无边无际近乎绝望的等待。然而，众所周知，戊戌年的维新大剧从拉开序幕到黯淡收场，只持续了短短百日，从来不想放弃绝对权力的慈禧太后再次从台后走到台前，垂帘听政直至临终，贵为皇帝的光绪有苦无处诉，甚至有泪都无处流，他在戊戌年的变革梦昙花一现，预示了中国通往现代之路的无比艰难。深宫的怨恨和民族的创痛，穿越百年都难以平复。
1898年的中国，光绪帝手中确实没有足够的权力，至少没有改写历史、扭转文明航向的实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败无疑，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志士大臣运筹好了，能一步步地稳健推动渐进的变革，也未尝不能逐渐化劣势为优势。历史没有命定。有人说，戊戌变法的失败不仅是因为慈禧太后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也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维新派“人谋不臧”，这一观点不无道理。康有为确实有急于求成的一面，因步子迈得太急而导致决策失当，这一点不容忽略。上百年后，当我们回望历史、反思历史时，如果仍停留在对保守势力、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味谴责上面，无疑太简单化了，对于维新阵营设计的方案、背后的思路尤其是心态，我们同样要有足够的审视，甚至严厉的解剖，历史的教训如果不能正视，那么教训将永远是教训。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在当时就曾遭到强烈抵触，他的许多言论也以其激烈的姿态为士大夫所难以容忍，他与汪康年争夺上海《时务报》的控制权而发生的冲突，以及采用的手段，今天看来都有许多可议之处。他以为抓住一个年轻的光绪帝就可以扭转乾坤的幼稚心态，包括他们最后仰仗袁世凯的幻想、兵围颐和园的密谋，都有孤注一掷的心态，这都是对现实缺乏清醒判断的书生意气，缺乏对现实政治的把握和历练，缺乏长期、可持续地改变中国的心理准备，当然不可能设计出一条和平推动社会进步的最佳路径。康有为没能摆脱一心为帝王师的古老情结，戊戌年的中国还不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现代型的领袖。
更何况，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言论，就其在读书识字人群中的影响面而言，还不如张之洞，一部《劝学篇》仅仅在变法期间的印量就高达两百万册。而康有为著作的传播还是受到很大的障碍，鼎立支持维新的地方实力派、湖南巡抚陈宝箴就曾上折子，要求光绪帝降旨销毁《孔子改制考》，他不认同康的这套学说。而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能获得最大多数的认同。所以，陈宝箴主张由张之洞这样有从政阅历的稳健派进入朝廷中枢，主持维新大业。这一步还没来得及实行，形势就已逆转。遭到革职处分的陈氏父子抱恨终天。
反思戊戌年，不能孤立地把百日维新摘出来，往前推，至少要从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的签署入手，甚至更早，往后，要看庚子年的八国联军进京，以及由此引发的晚清新政，乃至清朝的覆灭，历史是一个完整的链条，每一个事件都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拔起萝卜带起泥，观察历史要有一定的纵深感，同时还要看到不同的历史侧面，了解戊戌年的基本史实，不能只听康、梁的一家之言，还要看方方面面的记录，比如外国观察者的记录，故宫的档案，反对变法者的记录，哪怕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也是值得一读的，当然我们要有分辨的眼光。只有来自不同方向的大量史料都呈现出来，我们才有可能把握较为完整的历史真相。只有了解真相，我们才有可能告别历史的伤痛。无论如何，一百多年后，这条告别之路已经在我们的脚下铺开。
[《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著，《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梁启超等著，《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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