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流传的关于民主的污名可谓洋洋大观。粗略算来，有不合国情论（或曰国人无能论），说的是民主是聪明人才能搞的东西，中国人素质太差，搞不成。有民主致乱论，说的是民主会导致族群分裂、社会动乱、国土沦陷、人为鱼鳖……等等很恐怖的局面，中国人乱怕了，听了就毛骨悚然。有民主烧钱论，说的是民主是有钱人的游戏，中国人一向囊中羞涩，没法玩。此外，还有民主低效论（利益博弈降低了应有的效率）、民主祸国论（大约是民主致乱论的另一个版本吧）、民主虚伪论（大约是民主烧钱论的政治或道德评判）、民主愚民论（房宁教授的新发现，认为民主“会使智慧边缘化”）……

如此种种劈头泼向民主的污泥浊水，确也需要一番认真而耐心的清洗与荡涤。然文长纸短，笔者只能选取其中的“民主烧钱论”稍作阐说。之所以选择这个话题，是因为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房宁教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多党竞争不利社会和谐 中国绝不能搞》一文把这个观点作为一个重要论据，来支持他“中国绝不能”搞多党竞争的妄断。

今年以来，以贾庆林发表在《求是》元月第二期的拒绝西式民主的文章为开端，御用知识人云集响应，嬴粮影从，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方方面面横加笞挞。房宁研究员颇有往昔郭沫若院长的风范，接连在《红旗文稿》和《人民日报》发表“紧跟”文章。一面高呼“民主还是中国的好”，一面作警世之语，告诫“中国绝不能”搞多党竞争。

在《多党竞争不利社会和谐 中国绝不能搞》一文中，房教授不辞繁缛地列出了美国民主选举中的花费，白纸黑字，毫不含糊。房教授说：“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2004年12月14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004年竞选一名参议院议员的平均费用约为251万美元，最高达3148万美元；竞选一名众议院议员的平均费用约为51万美元，最高达904万美元。”数据的出处，笔者不曾核对，但相信房教授不至于像他的那些同事们那样拿作假不当回事儿。

乍一看房教授罗列出的数据，第一感觉是民主（这里要理解为西式或美式民主，因为房教授认为中国也有民主，而且是最好的民主）真的是够“烧钱”的，哪像中国的邓小平一口气指定了两代最高领导人，如果不是为了作样子，连开两会、吃国宴、住宾馆、印选票的钱都可以一股脑儿省去。

然而，民主烧钱这样一个论断却是一个十足的伪论断，经不起逻辑推敲，更经不起事实验证。

在国家层面上的民主选举，目的是为了完成一次政权更迭或权力交接。在民主制度确立之前，这样的政权更迭或权力交接往往伴随着杀戮和战争，即使是血亲间的王位传承，也不乏宫廷喋血，兄弟阋墙。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无辜百姓也随之遭殃。相对于这种血腥的争斗以及由此造成的生灵涂炭、百业凋敝，民主选举所花费的这点钱实在是九牛一毛。不管怎么说，砍人头的成本要远远高于点人头的成本。（当然，中共及其御用学者常常是不拿人当人看的，不过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中共自1921年蚁聚以降，为取代国民政府，恶战二十余年，攻城掠地，杀人如麻，挫民气，伤国力，倘换算成金钱，不可以万亿数计。早期党魁陈独秀也曾想走议会选举道路，假如宏愿得偿，逃过连番劫难的中国肯定不是今天的面目。

1949年中共得鼎之后，由于违民意行独裁，“红色政权永不变色”成了当政者的心腹之患。中共建政一个甲子以来一次次的杀戮、运动、折腾，无不是在以极为高昂的成本试图解决（往往并没有解决）民主制度轻而易举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民主体制下民众用选票来挑选领导人，不仅仅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也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以选举的形式确定官员的任免，影响政策的制订，以保证自己的权利得以最优化，利益得以最大化。与此相反，非民主体制下的权力更迭，要么依裙带关系，要么依政治亲疏，要么依利益轻重，本质上是权力相关者之间的私下分赃。而真正赋予了公权力以合法性的广大民众，则成了无关紧要的看客。这样私分公权的结果必然是执政成本的无度增长。

虽然邓小平之后的中共当局逐渐走入了较为平稳的权力交接，不再像毛泽东那样为了接班人问题不惜发动一场荼毒生命、摧毁文化的“史无前例”，但这种没有民众参与的权力更替与分配，导致了公权力傲慢嚣张，民众权益日渐萎缩，贪腐横行，弊案叠出，执政成本之高昂名冠全球。

民众缺乏选举权导致了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了绝对的腐败，绝对的腐败导致了执政成本的无限飚升，而执政成本的无限飚升最终还要让民众来买单。在这个邪恶的怪圈里，民众始终处在被剥夺、被压榨的绝望地位。他们为这个专制政权及其蝗虫般疯长的官僚群体所付出的代价与民主选举的有限花费相比，孰高孰低，实在是连算都不用算。

一句话，无论是获取政权或是获得政权之后的权力交替、行政运作，专制体制所消耗的国家资源，所褫夺的个人财产乃至生命，绝非民主选举的花费所能比拟万一。“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六十多年前《新华日报》咒骂国民党的话并非针对国民党才有效。这也是房宁先生以及为数不少的“一颗红心永向党”的专家、教授、学者们应该记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