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山


我家三代都是穷人，以农为生。父亲是县城出名的缝纫师，母亲和祖母务农，佃庙产耕种，土改时划为贫农，我则定为贫苦知识分子。我在父亲的教诲和熏陶下，自幼酷爱读书，除读家中不多的藏书外，还从邻里亲朋处借书来读，特别爱读文史哲之类的书籍。我好博闻强记，不轻易盲从和迷信名人权威。

1950年，我投身的土改工作结束，我家分得了田地，感觉得翻了身，当了国家的主人，对共产党比对父母还热爱，对毛泽东极其崇拜。共产党提出整风，动员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出于对共产党的爱戴，在1958年春节整风会上，根据我在县上工作期间耳濡目染官场里开始出现的不正之风，我写了张大字报揭露了干部委任制产生的诸多弊端。特别指出由于下级干部由上级提拔委任，致使一些名利熏心，想当官发财而又平庸无能之辈，施展唯唯诺诺，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投领导所好之能事，得到信任提拔，被委以重任。于是一些力不能胜其职的碌碌无为之辈，见风使舵，投机钻营之徒，挤身官场，窃居要津。同时指出，委任制是一种比科举制还落后的选才用人制度。建议以竞争和民主推举的方式取代委任制。不想好心竟被认为恶意。霎时，风云突变，立即招来了灭顶之灾。昨天还是依靠对象，积极分子，转眼就成了“罪人”。往日有说有笑的同事，顷刻间就成为怒目相向的仇人。连平时对我甜言蜜语、百般讨好之徒，竟成了对我斗争的“勇士”。一时间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忠诚耿介之士成“阶下囚”，而才微德劣，活名钓警的奸佞之辈成为座上宾。坚持实事求是，对共产披肝沥胆，赤忱进谏者获罪；投机钻营，见风使舵，落井下石者受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忠奸不分，无限上纲成为斗争中的惯用手法。

我一遍一遍地据理力争，却招至一次又一次更猛烈，更残暴地批斗、围攻。没明没夜的车轮战，使我愤懑、痛苦、徘徊，甚至绝望。如果不是担心只养了我一个的父母受不了这样大的打击。我才不会“认罪”服输的。事后，文教科的领导，找我谈了话，他说“做梦都没想你×××会成为右派分子……。”一时，我恍然大悟：右派本未计划我，全是因一张大字报招来的横祸。

当上了右派，行政上撤职，开除团籍，工资降两级，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干农活，我从小就会，我又勤苦，干活不偷奸耍猾。所以，农民很喜欢我，背地里说我是好人。但是我的亲人，却因我当了右派，于是不再是依靠对象，而成了右派家属，政治上受歧视，经济上遭克扣。他们只得忍气吞声，以泪洗面。由于我思想上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不免在言行上时有流露，我被认为“不认罪”。为此挨了不少的批斗，以至摘了帽子都没有及时向我宣布。

文革中，我一个人成立了个“孺子牛战斗队”，参加文化大革命。我的大字报和批判专栏，篇幅短小精焊，语言犀利泼辣，受到不少群众的喜好。为此却遭到另一派群众组织的攻击嫉恨。

1967年，我以“小卒”为笔名发表了对驻阆部队支左声明的长篇评论文章。大字报一贴，轰动城乡，一时间附近的县市都纷纷广为传抄散发，流传川北。为此，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我被定性为“没有改造的右派分子”，再次遣送农村劳动改造，直到1974年才收回学校，让我重新执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