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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群众运动的历史意义是以公共记忆的形式来构建和保存的。全球范围内现有的公共记忆将美国１９６０年代的民权运动和１９８０年代波兰的团结工会与１９２０和１９３０年代的意大利法西斯运动和德国纳粹运动区分为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群众运动”，前一种可以称作“公民运动”（或“人民运动”），而后一种则不可以。群众运动和公共记忆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讨论文革研究中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那就是“人民文革”。
讨论“人民文革”首先要问的就是， 所谓的“人民文革”中的“人民”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群众”？“人民文革”是相对于另外哪一种文革而言的？现在一般的看法是，另外那一种文革是“毛的文革”或“官方发动的文革”。“人民”是相对于“官方统治者”而言的，所用的基本上是传统的“官／民”区分模式。从这种官／民区分出发，人民文革指的是除了毛发动、利用群众打倒刘的文革（正统文革），还有一个群众趁乱争取自己利益，甚至企图改变现行制度的文革。按照这一思路，“人民文革”指的是群众利用官方发动的文革，主动参与，力图突破官方界限，形成自主的群众运动。一些地区的造反派甚至有利用“人民文革”实现“人民革命”的企图。
坚持和赞成“人民文革 ”论的基本上有两种论者，他们分别是一些文革直接参与者和文革“歌德派”（其中有的是理论上的“新左派”）。前一种人是文革的直接见证者，而后一种人则不一定是，或者根本就不是。这两种人心目中的“人民文革”所指不同，一个是指文革中的一部分，另一个是指文革本身，这在后面还要谈到。“人民文革”主要是文革中的一些直接参与者提出来的。他们很多是当年的造反派，提出“人民文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洗刷“造反派”的污名，拒绝让造反派背负文革罪恶的历史恶名。他们一方面将“造反派”与早期的“红卫兵”加以区分，另一方面则将文革十年的前三年和后七年加以区隔。这也就是所谓的“三年文革”论。按照这种说法，文革只有从１９６６到１９６９的三年，即所谓的三年造反等于三年文革。按照这一看法，中国从此进入“毛林权争”的“后文革”时代。
徐友渔在他的文革研究中指出，“两个文革”说脱胎于“社会冲突论”，这是文革研究者认识和评价文革的一种很有影响的方法和理论。李鸿永、陈佩华、安德佳、骆思典、白霖（Lynn White）等人主张，研究文革不应集中于或局限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路线斗争、政策分歧和权力斗争，还应该研究群众的行为，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杨小凯（又名杨曦光）、郑义、刘国凯、王绍光等人也持“社会冲突论”。最早正式提出“两个文革”这个概念的是王希哲，他在发表于１９８１年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他说，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伴随着毛泽东的每一步胜利，都是人民对他的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和抵抗的进一步加强。经过了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１年感性认识的积累，经过了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５年比较理性认识的积累，终于在１９７６年４月３日爆发了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的 “人民文革”指的又或许是１９７６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２００６·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记》，郝建整理、编辑）
早先提出“人民文革”者大多数是直接或积极参与者。刘国凯论“人民文革”最成系统，共四卷。（刘国凯的《人民文革丛书》四卷由博大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出版，分别为：《文化革命简析》，《广州红旗派的兴亡》、《基层文革泥泞路》、《人民文革论》）“人民文革”论有助于他们证明自己早在文革期间就已经具有的“独立思想”、“暗中反抗”、或者“策略性挪用”。“人民文革”也有助于克服文革铁板一块论的简单看法，并在文革普遍的消极破坏中发现一些早发觉悟的积极因素。“人民文革”论揭示了文革运动的复杂因素和参与者的复杂动机。文革参与者能够真实地说出他们的想法，对于后人了解文革有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价值。
持人民文革论的前造反派人士中，不少人曾成为文革内斗的牺牲品。他们对文革有所反思，但在反思倾向上往往是“青春无悔”（无须忏悔）和“我没有错”（无须负责）。他们往往基于自己的个人经验，或类似他人的个人经验。局部经验既是“人民文革”的特色所在，也是它的局限所在。个人经验具有相当的“真实性”，但对“真实”经验的意义阐述却并不一定就可靠。因为人对经验的主观观照和理解本身受到现实经验环境的制约。许多研究都证明，在极权的生活和生存环境中，人对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选择都失去了把持，主体判断也受到极大制约。“人民文革”夸大了极权统治下个人反抗意识的自觉性，并在这个基础上不恰当地提出，在极权统治之外居然还能形成一种具有相当范围的公共自觉反抗意识和社会运动，即所谓的“人民文革”。就在破坏那个一元官方文革的神话的同时，“人民文革”不知不觉地又制造出另一个一元的另类文革的神话。这个神话的虚妄不实，可以从 “群众”和“记忆”这两个方面来分别加以讨论。
一．“人民文革”论中的“群众”问题
“人民文革”与其说是证明有一个与“正统文革”（毛的文革）平行存在的另类文革，还不如说是揭示了“文革”（一个文革）中“群众”的多元杂异。文革中出现的不是一种“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式的、整齐划一的“革命群众”，而是各种各样带着个人动机、背景、目的和意向的“杂异群众”。他们的相互作用、交叉渗透的参与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革的进程。
但是，毛对杂异群众一直牢牢地维持着全面控制。毛对群众的杂异性可以说是了然于胸。毛始终非常成功地在利用和控制这种杂异性，将它转化成同一股供他随意调遣，派做不同用途的基层力量。在这一点上，毛展现了他巨大的蛊惑天才和权威资本。控制局面的始终是毛，而不是任何别的企图这样或那样利用文革的个人。毛发动文革，利用的不仅是群众“热情”（亢奋），还有群众的积怨和报复欲（称北京市委为“独立王国”，称中宣部为“阎王殿 ”），和群众的无理性暴力（文革中的斗老师，斗弱势阶级敌人）。从一开始，毛的文革就同时利用各种复杂的群众心理（各人有各人的心理或心理组合），将之统统纳入由毛的暴力强权规范导向的发泄渠道。
毛对群众的彻底控制和群众个体的杂异动机，这两者间的关系可以用现有的两种群众理论加以解释。这两种群众理论中，一种强调群众盲目愚忠和暴力破坏，另一种强调群众有自我保护意识和在革命中寻找“羊咬狼”的机会。文革中，毛正是通过群众的狂热盲从和给群众一些“羊咬狼”的机会来挑动并驾驭群众的。
第一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勒庞（Gustave Le Bon）和弗洛依德（S．Freud）。许多论者都用他们的理论来解释极权制度下领袖对群众的彻底控制和群众运动的凶暴残忍。“红卫兵”和“造反派”便是典型的勒庞式群众。勒庞群众心理学中的“人群”是一群乌合之众。人群不需要真的聚集在一起，也能成为“心理”的众人。成千上万孤独的个人，甚至整个国家，都可以聚集为一个心理的人群。勒庞认为，人群智力低下，极易冲动闹事，法国大革命就是因为这些人才弄得血流成河。人群就像微生物，其作用就是分解已经死亡、腐烂的政治机体。人群的特征是极端冲动、非理性、感情用事、变化无常、经不起挑衅煽动。他们通过直观形象考虑问题，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群众喜欢仪式化的聚合，情绪一激动就如疯如狂。文革中的游行、检阅、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就是这种仪式化的整合。群众凭直觉行事，野蛮粗暴、喜怒无常。人群有色厉内荏、欺软怕硬的本性，它挟裹着每一个人，见到稍有不同的，就一拥而上，群起而攻之，极具强制性。（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４，pp．３４－３８.用勒庞理论解释中国文革群众，可参见吴茂华《群众是怎样被煽动起来的：两本群众心理学著作读后》，《书屋》２００４年第９期）文革中口号震天、声嘶力竭的群众斗争会就是这种场面。
勒庞群众心理学刻画了群众“洗脑”（“思想宣传”）的过程。勒庞概括出领袖煽动信众的三个最为重要的手法，“断言、重复和传染”。根据勒庞的观察，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但却是说服群众的不二法门。因此，大凡能够成就大业的领袖人物，他最重要的品质不是博学多识，而是必须“具备强大而持久的意志力”，这是一种“极为罕见、极为强大的品质，它足以征服一切。……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住它，无论自然、上帝还是人，都不能。”（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pp．９６－１０６）由于有这种强大持久的意志，他所坚持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最初受到群众的赞成也许是因为其正确，但即使在已经铸成大错，思想的荒谬已经暴露无遗时，也还能操纵群众的信念。文革中，即使在林彪事件以后，群众对毛的指示照样是理解的和不理解的都一律执行。
弗洛依德是一个受过系统训练的心理分析学家，他十分赞赏勒庞对“群体心灵的极为出色的心理性格素描。”在《群众心理和本我分析》一书中，弗洛依德始终用“群众 ”（mass）来转述勒庞所说的“人群”（foule）。他赞同勒庞关于个人在群众中就会变得野蛮粗鲁、残忍凶暴、轻信易骗的性格分析。弗洛依德对此解释道，这是因为，个人在变成“群众人”的时候，就会抛除潜意识本能所受到的压抑，“（群众人）那些看上去象是新性格的特征，显现的其实正是压抑释放前的人的下意识，在这一下意识中，人心灵中的所有的恶都因受到遏制，而只是处在一种（隐性的）倾向状态。”（Sigmund Freud,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51, pp.9-10）文革中革命群众的血腥暴力、残害和破坏，前所未有地释放了久经压抑的人性恶。
弗洛依德强调，群众是因为领袖才可能，才需要结合到一起的。群众中的每个个体都与领袖之间有一种“利比多”（性欲）的束缚关系，后者成为前者可望而不可及的爱恋对象。领袖因此对群众有一种催眠力的影响，正是在这种集体受催眠中，群众才得以相互认同。群众代表的是一种向原始游牧人群情感结构的倒退，因为原始游牧人群就是由那种对同一父亲又爱又怕的共同情感所结成的兄弟关系。（Sigmund Freud,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51, pp.13-15）文革中群众对毛癫狂般的父亲崇拜和热爱中同时包含着畏惧和害怕。毛控制群众的不只是他的“慈爱”，而更是出手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铁拳 ”。
第二种群众理论以卡耐提（E. Canetti）的表述最为系统。他的《群众和权力》代表一种现代群众理论脱离勒庞和弗洛依德的重要转折，把对群众的纯负面刻画转化为一种对群众的双重性和暧昧性的描述。卡耐提所分析的“群众”可以给个人以同伴的友情认同和集体抗争的力量，但也可以极端残忍地排斥、摧残，甚至毁灭个人。卡耐提在这二者间更强调群众对个人的保护作用，因为只有在群众中，人与人的隔阂才会被扫除，个人才能免受上司权力的命令和摆布。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尤其是“造反派”组织，给参与者的就是这样一种人际相互依靠、彼此亲近的感觉。这种“生死战友”的无间关系给孤独的个体以一种他所渴望的安全感。
“指令”和“ 蜇刺”是卡耐提解释现代群众以及群众与权力关系的两个核心概念。卡耐提指出，“每一个指令的背后都有死亡判决的意思。”（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Trans. Carol Stewart, London: Gollancz, 1962, p.303）因为从根本上说，任何一道命令都是以不服从则可能受惩罚至死的肉体威胁为支持。每个人都不得不屈从于指令，每一道指令都在人们身上留下“蜇刺 ”。人间距离的重负有一部分就是由积累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蜇刺所造成的。这些指令的蜇刺应当理解成人所受的一切权威支配的指令，在人身上留下的心理后果。群众的反抗和革命，卡耐提称作为“逆反群众”（reversal crowd）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拔除这些积累的蜇刺。（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pp.323-324）文革中造反派的行为动机中包含了反官僚的因素，这就是一种群众的逆反。但是，这种逆反的作用是有限的，就在它冲击大大小小官僚的同时，它也加强了其他官僚或更大官僚的地位。
卡耐提说，“一个人是无法独自把自己从（蜇刺）的重负下解放出来的，”因此才会形成“逆反群众，为的是一大群人一起从他们无法独自摆脱的蜇刺下集体解放出来。”（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p.328）卡耐提在介绍逆反群众时，引用朱丽安（Jullien）夫人在法国革命时写给她儿子的一句话，“亲爱的朋友，狼总是吃羊；这一次羊要吃狼了吧？”（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p.59）卡耐提把革命称作为羊群咬狼。但是，他指出，羊在咬狼之前，会先咬兔子。法国革命其实不是在７月１４日发生的，而是在６月１０日即已发生，它不是发生在巴黎，而是先发生在 Brittany。５０多个青年人在 Brittany 杀死了四、五千只为贵族打猎而饲养的兔子，以表示平民的愤慨，“在羊群壮胆攻击狼之前，他们先攻击兔子。在逆反（群众）直接攻击在上者之前，他们把怒气发泄在可以最轻易找到的猎物身上。”（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p.59）文革中的造反群众最保险的斗争和迫害对象不是当官的，而是根本没有还手之力的、早已成为人下人的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家属。
卡耐提的“指令”和“蜇刺”直接指向二十世纪最令人痛苦的问题，那就是，平常的人怎么这么容易做出残忍的事情。卡耐提说，只有一种人能够受到指令而不感觉到它的蜇刺，那就是刽子手。刽子手受到的是杀害或迫害别人的指令。这种指令的威胁并不针对刽子手本人，刽子手可以立即将指令的蜇刺转嫁到被杀（或被迫害）者身上。刽子手可以心安理得地杀人，因为他是在很负责地执行命令，或者很光荣地表现革命热情。（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p.330-331）文革和其它各种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打手”一样，都是这样的刽子手。极权统治炮制“响当当的造反派”，要他们扮演和充当的也是刽子手那种暴力行使者的角色。
丁学良在一篇回忆文革的文章中，津津有味地回忆他自己在文革中用暴力“报复”而得到的痛快，便是一种卡耐提所描述过的“释放”。丁学良成为红卫兵造反派，他母亲工作的那个农场的领导“张书记”成了斗争对象。１９６０年左右，飞扬拔扈的张书记曾为一点小事把丁学良打成残废，他妈妈对邻居说，“我孤儿寡母，张书记要你命，你也只好给他。”
文革中，张书记被整死了，丁学良记叙道，“他是被农场造反派连连批斗而病死的。造反派们对这位走资派施加了比对其他的走资派酷烈得多的惩罚：给他戴的高帽子特别高，顶着这么高的帽子游街示众，一不小心掉下来，就会挨耳刮子。有时候给他挂的牌子是用特别厚重的木板做的，钻两个孔，细铁丝穿过去，挂在脖子上，批斗会开两、三个钟头下来，颈子的皮肉都磨破了，渗出血滴。天不冷的季节，还会罚他穿一条单裤跪在尖细石子地上，向所有受过他种种欺压——辱骂、捆绑、关押、毒打——过的农场工人和家属们请罪。张书记刚开始的时候还心硬气傲，不主动向他往日视同农奴的下属们下跪请罪，造反派就强按着他的脑壳，一脚横踢他的内膝，便扑通一声倒地。几次下来，他就学乖了，要他怎么跪就怎么跪，要他怎么骂自己就怎么骂。据说他的血压与日俱增，人瘦得像根枯藤，可面容浮肿。那个寒冷的冬天他没能挨过，‘翘辫子’了。”
张书记被整死后，他的妻子求丁学良接见她。丁学良记叙道，“张书记的老婆竟然哀求我接见她！母亲一辈子受人欺负，对所有的落难人都一律同情，要我赶快答应下来。接见是在宣城北门的一间卖豆腐的小店铺里进行的，是在一个阴冷的冬日的上午。人高马大的张书记老婆不但自己来了，还带来了她的大女儿和小儿子，让我看在她孩子们的份上，帮她家说句话。‘你晓得，’她说，‘老张他死了。’她挽起破烂的外衣下摆擦擦眼睛，双眼完全失去了光彩，往日里令农场大人小孩不敢仰视的又冷又辣的光彩。”原来，张书记被整死后，农场造反派不让他的家属安葬他。造反派的“革命决定”是，把张书记家那条咬过许多农场职工和家属的大狼狗给打死，与张书记合埋一个土坑，泼上猪血人粪，这叫做“恶狗伴恶人”。张书记的妻子来求丁学良向造反派说情，为的是好给张书记下葬。（丁学良：《文化大革命就是形形色色的人相互报复的革命》，《思想》第１期， ２００６年，第１６１－１６２页。）丁学良自己承认与杨小凯和刘国凯的观点“很接近”。（第１５６页）其实，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中所记述的各种人物，他们的动机和遭遇并不能只用“报复”就能概括。任何一种简约概括，无论是针对文革人物，还是文革异类人物，都会消除和掩盖他们的高度复杂和差异。“人民文革”的概括难以成立，原因也在于此。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的《自序》中说，这部书稿的英文本开始也因为没有试图提供一个“主题”而受到外来评审的否定，这位评审要在书中寻找的恐怕也是一个可以将不同人物纳入于其中的一般概括。杨小凯说，这正是他不愿意做的。〈第viii页〉。杨小凯把他描述的人物大致区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其实，“造反派”的对立面不仅仅是“保守派”，而且还是各种各样的“阶级敌人”。后面这种区分才是文革中造反派的正当性所在。（杨曦光《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红卫兵和造反派斗争和迫害了张书记，也斗争和迫害过无数仅仅因为“成份不好”而沦为“阶级敌人”的坏人。他们咬狼，也咬兔子，包括那些被看成是狼的兔子（如学生们自己的老师）。参加红卫兵造反和迫害行为的，并不人人都是像丁学良那样来自羊群。他们有的出身干部家庭，本身就来自狼群。不仅如此，他们即使在咬狼时，也不是单纯的逆反行为，因为他们是在帮一群狼咬另一群狼。
“人民文革”论者赞扬所谓的“合理造反”，其实就是卡耐提说的“羊咬狼”。但是，逆反群众暴力在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性又远远超过了卡耐提的比喻。文革中，造反暴力伤及了太多的无辜。造反者越感觉到蜇刺在自己身上积累，越想拔除蜇刺，就越把蜇刺转移到他人身上。文革前许多人遭受到共产党基层干部“指令”所造成的“蜇刺”，一有机会当然要发泄和报复。群众斗干部，甚至学生斗老师都无可讳言地具有某种拔除“蜇刺”的作用。而迫害无辜者（如根本从未对他们造成伤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则是把蜇刺转嫁到别人身上，以求自己的一时轻松。这是典型的“刽子手行为”，将指令的蜇刺转嫁到被害者身上。这种暂时的发泄根本不具有所谓“革命”的意义，因为它只是按照原先暴力威胁和伤害的逻辑，重新挑选其对象而已。它不但不能改变正统文革的暴力和恐怖，反而是在以它自己的方式加强这种暴力和恐怖。痛恨文革的人，也痛恨造反派，往往正是因为文革和造反派都联系着暴力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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