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个人档案：克留奇科夫狱中回忆录》

作者：余杰


为苏联帝国打上句号的是未遂的“八•一九”政变，俄罗斯著名政治评论家索科洛夫在政变刚刚失败之后便这样评论其后果：“莫斯科的最后两天成了下葬的日子：愚不可及的制度以愚不可及的方式寿终正寝。政变显得愚蠢可笑，因为人民已不再是傻瓜……这创造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先例——七十三年之间公民首次得以迫使武装到牙齿的国家屈服投降。社会生活开始不再以恐惧的惯性而是以无畏的惯性定位。”那一天，愤怒与忧虑、抗争与顺从、失望与希望、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全都纠结在一起。那一天，一个超级大国的命运走到了尽头；那一天，一套巨无霸般的政治架构化为齑粉；那一天，自由的阳光照耀到古拉格群岛的每个角落。

然而，人民是健忘的。在苏联解体十多年之后，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作了一次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只有百分之十六的人记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的某一位成员，百分之六十一的人叫不出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有人甚至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其中的成员。只有不到一成的人记得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国防部长亚佐夫的名字，而委员会中真正的灵魂人物、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则几乎没有人知道。克留奇科夫是一个个性并不鲜明的人，这跟他的工作性质有关，他习惯躲藏在幕后施展权力，在历届克格勃主席中又是最乏味的一个人。历史学家姆列钦在《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中充满讽刺意味地描述道：“克留奇科夫在过去同事们的帮助下出版了名为《个人档案》的两卷回忆录。这是非常枯燥的回忆录，显然，就像他本人一样的枯燥乏味。”尽管如此，从这本枯燥的书中仍然能够寻觅到不少有价值的信息：他为什么要策动“八•一九”政变？这场政变为何如此迅速地失败了？他在苏联解体之后对政变的表述为何再三反覆？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为什么对普京赞不绝口？

在苏联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最高统治者权力的获得与丧失，都是“成也克格勃，败也克格勃”。戈尔巴乔夫也不例外，如果不是克留奇科夫的背叛，如果不是“八•一九”政变的爆发，苏联不会如此迅速地解体，戈尔巴乔夫还将掌权相当一段时期。那么，戈尔巴乔夫为何要任命克留奇科夫为克格勃头子呢？也许他看中的是克留奇科夫对安德罗波夫的忠诚，在安德罗波夫担任克格勃主席和苏共总书记的时候，克留奇科夫始终像影子一样亦步亦趋、忠心耿耿。戈尔巴乔夫认为，既然他提拔了克留奇科夫，那么对方自然会回报他以同样的忠诚。然而，克留奇科夫对安德罗波夫的忠诚是因为两者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而当他发现他的价值观与戈尔巴乔夫的价值观存在根本分歧的时候，他便萌发了背叛的念头。接替克留奇科夫担任情报局长的舍巴尔申认为：“戈尔巴乔夫认为克留奇科夫是一个更灵活、朝气蓬勃和俯首贴耳的人——可以说，总书记严重地看错了人。”

当戈尔巴乔夫取消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的政治局之后，克留奇科夫的权力反而上升了。他不再畏惧政治局中的元老，他可以与戈尔巴乔夫保持更加密切的关系，他们每天都通话，他亲自将重要情报资料送到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这在高级官员中是绝无仅有的。然而，面对戈尔巴乔夫的“法治”和“公开化”政策，克留奇科夫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会动摇他的权力基础，他在克格勃的内部讲话中多次与总书记的调子不一致，这在苏联的历史上是从所未有的。如果发生在斯大林时代，几个小时之后，这个不顺服的奴仆立即就会被送进监牢。而宽厚的戈尔巴乔夫总是善意地看待克留奇科夫的“出轨”，也许这就是他所倡导的“多元化”的一部分。可是，他没有意识到：一个反对改革的克格勃主席，将给改革带来致命的伤害。克留奇科夫逐渐成为反对改革的力量中心，姆列钦形象地描述说：“他那张总是不悦的办公厅主人的脸逐渐成为当时所说的反对改革势力的象征。改革的进程和事件发生的逻辑不仅与他个人的政治观点不同，而且直接导致破坏克格勃帝国。”所以，尽管戈尔巴乔夫是克留奇科夫的恩人，但他还是选择了背叛。他的背叛是有道理的：谁让你强迫不能见光的蝙蝠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呢？

克留奇科夫希望戈尔巴乔夫能够像安德罗波夫那样严厉打压异议人士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继续以斯大林主义的模式来治理国家，继续与西方针尖对麦芒地对峙。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思路却是对内宽容、对外缓和，这就等于是束缚住了克格勃的两只锋利的爪子。因此，戈尔巴乔夫和克留奇科夫之间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正如后来担任过俄罗斯总理的经济学家盖达尔所指出的那样：“在缺乏民主传统、处于独裁者强权之下的国家，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对自由的要求也日益增长。遏止这种要求可以使用此类制度的主要资源——暴力。政府当局的问题在于，在日益现代化的社会中使用暴力的可能性正在减小。”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了时代和人民都在变化，暴力不能解决问题；而克留奇科夫仍然活在旧时代的规则之中，仍然迷信暴力是最佳的方式。

当戈尔巴乔夫坐视东欧共产党政权纷纷瓦解的时候，克留奇科夫感到“痛心疾首”；当苏联内部也出现瓦解的趋势，而戈尔巴乔夫打算以签署松散的“联盟条约”来缓解这一趋势的时候，克留奇科夫认为这样做简直无异于自杀。因此，与其眼看着戈尔巴乔夫带领苏联一同自杀，还不如奋起一搏，将帝国重新拖回到斯大林时代。姆列钦对克留奇科夫策划政变的举动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一个白天给主人送皮鞋，而夜间却悄悄地试穿皮鞋的仆人一样，克留奇科夫每天向戈尔巴乔夫汇报自己专案卷宗里的秘密，对主人的蔑视逐渐增加：戈尔巴乔夫什么都看，但是任何措施也没有采取。就是说，戈尔巴乔夫太软弱。因此为什么不能取而代之？克留奇科夫认为自己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并决定在具体事情上检验一下自己的能力，结果在一九九一年八月出丑了。“灰色的耗子不可能变成狮子，办公天才在战场上毫无用武之地。”

然而，姆列钦单纯从篡权者的角度来定位克留奇科夫，未免将这个复杂的人简单化了。克留奇克夫在其回忆录中，对发动政变的动机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不顾个人利益、不顾亲友的安危，我们作为国家政权的维护者，了解自己的职责，是为理想而斗争的。”他坚持认为：“没有人想为自己追求什么，也没有人想谋求私利。大家都以国家最高利益为重，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最高利益。”克留奇科夫的这些说法，固然有为自己涂脂抹粉的成分，但也不完全是说谎。他所要捍卫的不仅是权力与利益，而且是价值与理想。因为就权力来说，他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几乎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尽管知道他不支持改革，戈尔巴乔夫也并没有将其撤换的意图；而政变之后，他并不会“更上一层楼”，像安德罗波夫那样由克格勃头子蹿升为苏共总书记，他只是继续保持同样的职位。所以，他参与和策划政变，是为了恢复旧有的秩序，是为了保住克格勃作为一个特殊机构的超然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克留奇科夫所作的冒险，确实是以“国家最高利益为重”，只是这种所谓的“最高利益”被他所扭曲了。

克留奇克夫本人对政变的看法，在政变失败之后的几个不同的阶段发生了相当有趣的变化。政变刚刚失败的时候，他被捕入狱并受到审讯，这位昔日让虽有人都心惊胆战的克格勃头子，居然如此不适应他所经历的审讯，他埋怨说：“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受审给我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更确切地说，是影响我整个一生的伤痕。事情不在于侦查员，他是在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第一次受审完全是一种反常事件，它刺伤我的心灵，侮辱我的人格和尊严，简直不把我当人看，破坏了习以为常的生活节奏，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压力逼迫你弯腰屈服，使你陷入虚弱无力的状态。”然而，他完全不去反思这套审讯机制正是克格勃多年以来形成和贯彻的，它的目的就是将人“非人化”。当这套机制实施在他人身上的时候，克留奇科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是为了“最高利益”嘛；而当这套机制实施在他本人身上的时候，他立即叫苦连天。他还抱怨狱卒的态度、监狱的条件等等，却对克格勃监狱戕害数百万条人命的罪行只字不提。

在政变失败之后的震惊和沮丧中，克留奇科夫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求饶的信，请求其宽恕，他写道：“现在我属于因涉嫌阴谋篡夺政权和背叛祖国而被捕的人的行列，明天可能遭逮捕和坐监狱，然后发生符合逻辑的事情。……有必要把我们关在监狱里吗？一些人已经快七十岁了，有些人身体不好。需要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审讯吗？顺便说说，本来可以采取另一种措施，列入严格的软禁。总的来说，现在我感到非常羞愧！”为求自保，他承认自己的“可耻”和“羞愧”，并提出年事已高、健康不佳等因素以求得对方的怜悯。此时的克留奇科夫与那些希望苟且偷生的普通囚犯没有什么差别。不过，戈尔巴乔夫正忙于与攫取权力的叶利钦赛跑，已经没有时间考虑如何处置这群阶下囚的问题了。

紧接着，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也失去了权力。克留奇克夫最仇恨的“叛徒”叶利钦上台执政——“八•一九”政变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没有将叶利钦控制起来，这是他们致命的错误。整个九十年代，俄罗斯政局持续波动，经济迅速滑坡。与此同时，“八•一九”案件的审理也几经周折，当事人中，自杀的自杀，病亡的病亡，其他人最后都被从轻发落。重获自由之后，唯有克留奇科夫恢复了昔日强悍的面貌，经常责骂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是“败家子”，并为过去的苏联大唱赞歌。在一小群怀旧分子的圈子里，他被当作一名虽败犹荣的英雄。他也思考了政变失败的原因，不过他根本不承认民众对他们的反对，而仅仅从技术层面归纳几个方面的失误，如未能利用媒体、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幻想、不应当轻率地调动军队、没有争取加盟共和国的支持等等。克留奇科夫不仅拒绝忏悔，而且污蔑倡导忏悔的雅科夫列夫是“美国特务”。渐渐地，他对政变的阐释又变得理直气壮了：“我们深信，从一开始起，我们的行动就完全符合苏联宪法，是在苏联现行法律的范围内开展的，而那些企图破坏苏联的人，他们的行动倒是违法的。法理和真理都在我们这一边。”这些言论激怒了戈尔巴乔夫，公开反驳其论调，并将其当初求饶的信件公诸于众。而克留奇科夫不敢否定这些信件的真实性。

二零零零年，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克留奇科夫获得邀请出席就职仪式。这是他一九九四年被大赦之后，他出席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开活动，许多媒体再次将镜头对准这张衰老的、依然没有笑容面孔。普京邀请克留奇科夫这位昔日的上级出席总统就职仪式，以此表明对克格勃内部的“潜规则”的尊重——不管他做过什么事情，这位老上级毕竟是“自己人”。在克留奇科夫担任克格勃的情报局长和主席期间，普京还是一名刚刚崭露头角的低级情报官员。克留奇科夫访问东德的时候，在苏联驻东德使馆克格勃情报站工作的普京大约也是陪同人员之一，不过克留奇科夫不可能对这个年轻人有任何印象。世事难料，仅仅十多年之后，普京就成了俄罗斯总统。此后，克留奇科夫多次赞扬普京的政策，也许他认为普京完成了他未竟的梦想吧——在普京周围，有一个所谓的“西罗维基”（Siloviki）集团，即过去或现在与情报机关、内务部门、军队或其他国家武装实力部门有联系的个人所组成的核心圈子。这些人多半是克留奇科夫原来的部下。所以，克留奇科夫大概认为，这是克格勃帝国以另外一种形式复活了吧。

克留奇科夫在这本回忆录的中文版序言中说：“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不可低估。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理应占据应有的地位。……戈尔巴乔夫把共产党清除出政治舞台以后，一下子就使苏维埃社会失去了支撑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践活动体系的基座。”这是中国的极左派们引以为至宝的“历史教训”，这也是吴邦国在二零零九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国绝不搞西方的“多党制”的原因。然而，在已经蜕变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像克留奇克夫这样“为理想而战”的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连一个都找不到。如果中国的变革发生的时候，不会出现像克留奇科夫这样铤而走险的“捍卫者”，这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实用主义化”的结果。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即便是克留奇科夫非常欣赏的普京，也不敢且不能在俄国恢复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克留奇科夫所坚持的“理想”和“价值”，在这个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地方，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未来的中国，也将不免同样的命运。而克留奇科夫的回忆录，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木乃伊”究竟是什么模样。一九二一年，一批在苏联安全机关工作的共产党员给中央发去一份声明，这是来自内部阵营的“反戈一击”，写信的人们立即被消灭了，但信件中揭示了克留奇科夫及其同僚是怎样炼成的——“长时期在惩罚机构中干着单调的、枯燥的、机械式的工作（这工作仅在于寻找和消灭犯人），他们逐渐不由自主变成了一种过着独特生活的人。他们慢慢养成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如傲慢、爱好虚荣、残忍、冷酷的利己主义等等。他们逐渐地、不自觉地脱离了我们党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帮派，酷似旧时的宪兵……作为党的铁甲拳头，这拳头打击的首先是我党的脑袋……”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