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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990年11月21日，邵燕祥先生在家中。（纪红摄）
【新世纪特稿2009年4月18日】不久前清理故纸堆，发现了当年党员重新登记时的一些材料，其中有中国作协“清查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的名义，原先没有注意，只叫“清查办公室”，这回却触动了几乎尘封的记忆：那时我们就曾是“清查”和“清理”的对象啊。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并震动世界的历史事件，早已逐渐被歌舞升平所淡化，随后曾经“考验”千百万党员的重新登记运动，不但年轻人没听说过，连过来人也近于淡忘了。
而我记得，当我在1989年末或1990年初听说党员要进行重新登记的时候，头一个反应，是想起苏联的“清党”。中国共产党虽不止一次地“审干”、“肃反”，而以重新登记的方式把党员过一遍筛子，应该说还是创举。
我所以记不清重新登记这一决策的来龙去脉，是因为我从一九八二年起就把 阅读党内文件的习惯给“戒”掉了。那年参加作协主办的诗集评奖具体工作，据说评委会内决定“安排名次不按得票多少”的讨论过程，不知怎么被香港传媒披露， 中宣部视为“泄密”，指示作协追查。经这一堑，我长一智，知道要避免麻烦，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一切秘密。我能够接触什么“秘密”呢，无非是一些党内文件， 有的标有“密件，注意保存”，那末，从此不看就是了。这不妨碍我了解大政方针，看看报纸电视就足够了。
一九八九年，我所在的诗刊社党支部，硬是通过门缝给我送来一份“秘密”的党内文件，意思是非看不可，我赶紧看了赶紧还掉。这是中共北京市委清查六月前后“犯错误”党员干部的范围、界限和处分办法等等，推广全国做样板的。
接着就布置每个党员做一个思想总结，重点放在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的表态上。每个人先写出稿子交给支部，支部提出意见退回补充。
我在写个人总结之前，重温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八二年 九月六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第四条党员权利第七款：“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 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我想，这回我要行使这一权利了。
诗刊社支部大会是在一九九O年六月廿八日召开的。下面就是我在会上宣读的《个人总结》的定稿（其中看得出本人的“局限性”，请读者明察）：
个 人 总 结
（1990年6月）
第一部分 去年春夏之交的思想认识和实际表现
（一）“六四”以前
我在今年四月初为干部考察所写材料中，曾经概述这一阶段的情况：“（1989年） 风波初起时未多留意，后从报道得知，广大学生要求反对腐败，推进改革，加强民主和法制，他们的爱国热情并曾经党中央和国务院肯定；但我也担心旷日持久，各种复杂因素会导致矛盾激化，尤其担心一旦不幸发生流血事件，各方面的后果将难于设想。这就是‘六四’以前我的观点。”
我在去年四月十八日去无锡开会，二十五日由沪赴美参加中国文化研讨会。五月十八夜返抵北京。
原曾听说不少大学生忙于考“托福”、经商或打麻将，对国家大事似已漠不关心。私心以为，一个民族的希望在青年，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胡耀邦逝世，看来青年学 生以悼念为契机，化旁观为参与，化悲痛为力量，证明民心不死，民气可用；我们党也正好以此为契机，站在他们的前头，把自发的爱国热情引导到同心同德、群策 群力的轨道上来。
但从传播媒介得到的片断信息，使我感到事态的严重出我意外。我十分担心学生在游行中与军警冲突以至流血，那将是玉石俱焚，令亲者痛而仇者快，不止是一个政治 影响而已。直到看见电视，学生张出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横幅，警察也持克制态度，才稍解心中的不安。我想，只要依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办事，矛盾当 获疏导和缓解，不致发展到对抗；而且只要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大多数，那末纵有个别人拨乱其间，阴谋把事态推向极端，也就无所施其技了。
在美期间，我也不讳言对我们国家、我们党和青年学生的这种隐忧。话题涉及国内时，我即兴的发言都未超出自己以往文章中表述过的内容。在同国外境外人士的接触中，我努力维护了国格、党格，从而也维护了自己的人格。
然而，回到北京以后，听说绝食仍在继续，对话迄未进行，接着宣布戒严，使我深感震惊。
在 中国国情下，我从来主张认真执行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制度，使人民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和其他民主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即所谓小民主。如果没有小民主，则 难免发生所谓大民主，即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或“闹事”。然而，如邓小平所说的，严重的官僚主义者总是会有的，有时“闹事”也不可避免。遇到这种情况要沉住 气，要善于面对群众，依靠群众，耐心地去做工作，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
这次学潮和各界群众的卷入，绝大多数人是由于对我们社会还有腐败现象，以及对党和政府在前一段工作中的失误，有不满，有气；而党的首脑部门多年来对那么严重 的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如果周恩来健在，一定不会回避接触群众，深入群众，面对群众，并会以协商对话的精神，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 一，重视并接受合理意见和要求，对不合理的加以批评说服。他在文革中多次接见红卫兵和各派群众，排难解纷，堪为力挽狂澜的典范。我甚至怀想起周恩来在西安 事变后内战一触即发的险恶形势下，处理危局，化干戈相向为联合抗战的成功；虽然历史条件不同，具体矛盾不同，但其胆识是永远值得学习的。
我相信戒严的决策出于不得已。戒严一举，不管是不是针对学生的，事实上增加了学生和市民的疑虑戒惧之心，且关闭了党内外各方人士建言调解和斡旋的途径。一方 箭在弦上，一方骑虎难下，而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一个共产党人竟完全无能为力，痛心之极！我参加五月二十五日的游行，就是怀着这种负疚又无奈的复杂心情 的。——事后回顾，在党中央到国务院戒严令形式公布以后，参加上述的游行，使个人的不理解和不同意见诉诸行动，无异于同党章要求的“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委和 国家的法律背道而驰。北京市委文件决定对有上述表现的党员干部一律给予党纪处理；我愿为此接受应得的处分。
（二）“六四”以后
“六 四”以后，邓小平说，大家的头脑清醒了。面对过去和未来，需要冷静思考，总结经验教训。决策者当时出于“没有退路”的形势估计，决定武装入城的背景和依 据，在听文件传达后逐渐有所理解；然而我以为，如果在紧急状态下仍能坚持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那末，以现代武器最后解决问题，恐不是最佳选择。
闭门读书一年来，围绕这个使人困扰的问 题，我重温了中外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党多年来教育干部和党员，并用以团结了广大群众的根本原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站在绝大多数人一边；即使对还不觉悟的人们，也要善于等待，努力说服，不可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人民。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是一 时权宜之计，而是党的生命线。千百万先烈为此牺牲了生命。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按照组织原则我服从。不过，每想到北京这场政治风波最后解决的方式，我总记起革命导师一再指出在执政条件下对内不要轻易使用武力，毛泽东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曾告诫我们绝对不许向群众开枪；因此，在这方面，请允许我保留个人的意见。
共产党人应该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党负责也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披陈如上。
还需要补充一点，即这场风波的善后还没有结束，而酿成风波的许多问题更远未解决。如果党中央能以一举“平暴”的决心，果断认真地惩治贪污，消除腐败，那就是 为落实六中全会决议真正办了一件大实事，也为解决好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重建党的信誉办了一件大好事。如果以要求群众取信于党、要求党员取信于领导机关的 同样努力，通过办实事，使党的领导机关取信于普通党员，使党取信于人民群众，那末社会政治的稳定就将置于可靠的基础上了。
第二部分 对照党员标准的自我评价
对照评议党员的五个方面的问题，这里不做流水账式的逐条答问。谨就我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扼要汇报。
我从一九八四年退出第一线后，原想集中精力在文学专业方面读书补课。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矛盾纷至沓来，社会责任感迫使我不得不放弃或改变某些计划，继续执笔多写杂文即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性的文字。
我 一贯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政治生活中无可取代的作用，由于中国的改革这一自我完善过程是在体制内自上而下实现的，中国的事情办好办坏，全看党的作 为；因此，搞好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解决党风问题，不仅关系到执政党自身的生死存亡，而且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是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这个基本认识 和我的忧国忧民以至忧党之情，贯穿在我新时期全部诗文中。
从总的倾向来看，我的杂文、政论都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的精神合拍的。从传统的革命功利主义即文艺应有助于实际工作的观点来要求，其中不少也 起了“拾遗补阙”的作用。我在一九八八年下半年提出了“不反贪污，改革没有希望，共产党没有希望”，就是鉴于贪官污吏不仅是经济建设的破坏力量，而且是从 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腐蚀并败坏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必须把认真反贪污提到廉政建设的首位来，这同不久以后国家监察部确定反贪污为一九八 九年全年中心任务的思路完全一致。又如一九八九年初我就前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翻案文章《王力病中答客问》，连写了几篇文章驳斥，后来听说中宣部也行文制止 对王力的宣扬了。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日，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针对日本首相竹下登回避承认日本侵略责任的署名文章，日本共同社当日报道，注意到“这是中 国报纸首次发表的正式反驳的评论”。维护民族尊严、民族利益，我也是未敢后人的。
在检查时限的两年中，我从一九八八年六月至一九八九年六月发表的杂文、政论约十余万字；多属急就，容有某些立论不够严谨，或嫌粗疏幼稚之处，但如同对一切自 己所写的作品一样，我承担全部文责。我参与有限的社会活动，其中曾有两次较为郑重的长篇发言（发言稿已发表），一是一九八八年夏在胡风案件彻底平反后一次 座谈会上的《有感于胡风案件的平反》，一是一九八八年秋在中国作协理事会会议上的《没有充分的民主就没有真正的团结》；除了未涉及反贪污问题以外，几乎囊 括了我近年来对上层建筑领域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的思考的主要结论。我作上述发言时力求实事求是，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综上所述，我是自觉履行了党员各项义务的。不过，我在新时期十年来所做的工作，并不足以填充一九五八至一九七九的二十年间的空白。尤应指出，如列宁所说，“ 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我的作品虽然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并归宿于马克思主义，但理论视野毕竟有欠开 阔，也还远未提出更多生动活泼的创见。我将在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涉猎文史的同时，力求弥补个人知识结构上的缺陷，这将是今后主要的努力方向。
〔附白〕据支部意见，“总结未提反自由化化问题，与作协要求不尽相符。”现就此做些补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以为，要参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关键在于更好地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这些年间，我没有做简单的表态文章，而是就我所接触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在思考所及并略有心得的范围内，力求一边学习，一边试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新情 况，回答新问题”。综观从一九七九年后特别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几百篇杂文，主要锋芒无非针对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其中既有封建思想残余，也有资 产阶级腐朽思想；对于我所识破和认清的反马克思主义，以及假马克思主义的表现，我都是不留情面的，不管它是以“左”的面貌还是右的面貌出现。我以言行一 致、表里如一自律，绝不说一套做一套，今天一套明天一套，见风驶舵，文过饰非。
这 些是一个从事思想文化工作的共产党员份内应做的事情，我自知做得还很不够，尤其是由于水平所限，常感力不从心。例如一九八八年末，从国外引进了一股“新权 威主义”思潮，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危害甚大的；我当时期望有能操马克思主义武器的大家起来做有力的批判，但久无反响，我只得面对这个自己并无多少研究的问 题，仓促上阵，写了两篇文章，批驳新权威主义即开明专制的主张，捍卫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
我 写文章，遵循鲁迅所说的“砭锢弊常取类型”，对事不对人，只从党性立场出发，不问所谓来头、背景，因此无所顾忌，理直气壮。由于没有确指，对号入座的反倒 不止是一人两人，如在反对贬损鲁迅的论争之后就有这种情况，为坚持真理而结怨于人，也是为了原则和集体的利益难免要做的一点个人的牺牲吧，对于共产党人来 说，应该是不足挂齿的。
以上所述是有所为的方面，另一方面我也有所不为。如在一九八九年初，曾有一股“修改宪法风”，我就持保留态度（谢绝邀请未与会）。我认为现行宪法来之不易，文革中宪法成废纸，人民遭荼毒，今天只要争取切实按宪法办事，公民的权利就能得到保障。宪法应有相当的稳定性，
这个总结，我念完后，进行讨论。到会的正式党员十五人，有十三人发了言。会上发言我有简单的记录，这里不再介绍。后来我看到了支部书记归纳起草的支部意见：
中共诗刊社支部大会的意见
该同志的总结态度认真，文字严谨，符合他的实际情况。
该同志坚持共产主义信仰，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对党忠诚，襟怀坦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时刻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自己在动乱中的错误进行了检查和认识。在诗刊工作期间，编辑工作认真扎实，作风正派，廉洁奉公，谦虚和蔼，严于律己。
主要缺点：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同志一道工作不够。有时过于谨慎，使人敬而远之。
希望今后继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密切联系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的实际，提高和党中央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保持一致的自觉性。继续勤奋创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支部大会举手表决：到会正式党员15人，全部同意邵燕祥同志重新登记。
（支部书记签字盖章）1990年7月28日
支部党员同志们未因我对当时党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持保留态度而对我有所歧视，他们实事求是地对我做了评议，虽然各人口径不同，但众口一词同意我重新登记为中共党员。当时我忽然一闪念：如果是在三十年前反右时，二十年前文革 时，甚或就在十几年前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时，这样的支部大会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还是有了点小小的进步，但再一想，为这一点小小的进步付出的代价可是太大了。 何况我们这个支部很可能是个特例，因为听说别处许多类似的会几乎还都是开成了多年来的老样子。我庆幸我所在支部的同志们，能够跟我一起，在党章的范围内， 争取实现党员应享的民主权利，争取到一点是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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