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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失去孩子 只期待六四平反这一天 天安门母亲痛上加痛 苹果日报 2009年05月10日 今天是母亲节,是天下子女们对母亲表达敬意和感谢、与母亲同欢乐的一天,但对于六四天安门母亲们来说,这一天不但与欢乐无缘,更是她们悲伤之日,因为她们的孩子,在 20年前那场大屠杀中失去了生命。 20年来,每到母亲节,这些苦难的母亲们只能躲在家中,以泪洗面,默默地为孩子哀悼,默默地期待六四平反的那一天!中国组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喟然叹道:「一说到母亲节,就无疑于在我们这些人的伤口上撒盐罢!」她说,母亲节对失去孩子的母亲,本来就是悲痛的日子,「 20年来,我们一直忍受失子之痛,看到别人的孩子,就想到我们已经死去的孩子,就想到我们的孩子倒在六四枪林弹雨的那一瞬间。所以,每年的母亲节,对我们都是一次精神和心灵的摧残。」「六四是民族忌日」 丁子霖表示, 20年来,她和丈夫蒋培坤除了清明节,儿子蒋捷连的生日( 6月 2日)和忌日( 6月 3日),以及 6月 4日,「其他的节日,与我一概无关。」之所以要将 6月 4日作为特别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有更多人跟我儿子一样,成为六四戒严士兵枪口下的寃魂,那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忌日。」另一位天安门母亲张先玲也对本报指,母亲节是她们的伤心日,「别的母亲可以接受孩子的祝福,可以跟孩子一块享受天伦之乐,可我们,只能呆在家里,默默地流泪,对着孩子的遗像说:孩子,又一年过去了,妈妈还坚强地活着,还在为你讨公道,虽然活得很苦,但为了你和那些寃死的人,妈妈一定坚持,那怕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天安门母亲 130人 73岁的丁子霖和 72岁的张先玲都是六四遇难者的母亲,她们的儿子,都在六四大屠杀中失去了生命,当时,丁的儿子蒋捷连当时刚过完 17岁生日,而张的儿子王楠也不过 19岁。共同的遭遇把两位母亲的命运连系在一起,她们携手发起了「天安门母亲运动」。20 年来,经过艰难的努力,天安门母亲群体日渐壮大,由发起之初几个人,到目前已聚集 130多位成员,由早期寂寂无闻,到现在举世瞩目,由原来只是寻找记录遇难者,到现在公开联署,上书中共和全国人大,要求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责任,要向国家索取赔偿,成为六四问题不容忽视的社会团体之一。虽然她们大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白发苍苍,步履蹒跚,但当局没有因此放松对她们的打压监控,她们的人身和通讯自由备受限制,甚至去墓园拜祭死去亲人的权利亦被剥夺。「但我们相信一条,动用军队向人民开枪肯定是错的,我们的孩子是无辜的,我们一定要为孩子找回公道。」丁子霖说。促中共重新查六四 「有不少六四中失去孩子父母, 20年来一直不敢出声,不但蒙受失子之痛,更生活在贫困之中。」张先玲表示,其中有 10多位天安门母亲的成员,近两年相继辞世,未能完成为亲人讨回公道的愿望,「当局以为,随着时光流逝,随着我们这些遇难者的父母们相继离世,就可以淡化人们的记忆,就可以推辞六四的责任,这是愚蠢的想法。」张先玲指,中共应放弃淡忘六四的念头,正视历史与现实,重新对六四事件展开调查,公布真相,赔偿死伤者家属和公开道歉,并停止对六四死难者家属的监视、跟踪和迫害,容许死难者家属自由、公开悼念亲人,「六四是历史,不会因为我们这些老人离世就消失,如果当局想淡化历史,或者推给后来者去解决问题,他们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悲情控诉 「在阴间也要算账」2009年05月10日 69 岁的何凤婷是天安门母亲成员之一, 20年前六四屠杀,夺去了她的儿子,丈夫也因悲伤过度,于去年病逝;更惨的是穷困潦倒的她,现在又面临逼迁,无家可归。她对本报表示:「 20年前,邓小平、李鹏一句话,害我家破人亡, 20年来没有好日子,我咽不下这口气,死也要在阴间找他们算账!」何凤婷家住北京海淀区六郎庄, 20年前那里属北京近郊,她一生务农,儿子梁建波当时在北京有机化工厂技校读书。她至今还清楚记得,那年 6月 3日晚上,儿子饭后跟她说:想上街看看,听说街上很多坦克军车,「没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六四过后,老头子(丈夫)骑自行车满街找儿子,一家一家医院问,都没结果,我在家里,天天都把眼泪哭干,儿子还没找到。直到 20天后, 6月 27号,儿子的学校才接到通知,说在积水潭医院有一具无名尸,身上找到一串钥匙,上边有我儿子学校的名字,找到学校,这才知道,是我的儿子……」「 20年来,我们两口子一直在泪水中过日子。」何凤婷在电话中哽咽着对记者说:「儿子没了,我们两口子也不知找谁说理去,找谁谁都不管,孩子学校和政府一句也没问,就这么不清不楚过了 20年,去年,老头子因悲伤过度,撑不住也去世了……」「邓小平李鹏害我」 何凤婷说,更惨的是,她家所在的地方,现在要旧城改造,要拆迁,但政府答应补的钱,还不够买回一间房,「我们不同意,可是,他们说就要拆了,叫我怎么过啊?……我一个农民,不懂甚么道理,可我就认定,是 20年前,(中共军委主席)邓小平、(总理)李鹏一句话,要解放军进城,开枪打死我儿子,害得我家破人亡, 20年都没好日子过!我咽不下这口气,我死也要在阴间找他们算账!」 勇敢母亲 入状控告屠城军队2009年05月10日 在天安门母亲中,学者出身的徐珏属另一类型。从六四失去儿子那天开始,就与当局正面相对,以各种方式抗议,请律师要跟军方打官司,向最高人民法院入状告李鹏,挺身指证军方使用国际公约禁用的开花弹。她的勇敢,获得天安门母亲们敬重。徐珏曾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执着于事业,若不是六四,她也许会成为当红学者。但六四的子弹夺去了她 20岁儿子吴向东的生命。悲痛欲绝的她,不顾解放军要抢尸体毁迹的警告,当着满街荷枪实弹戒严军人的面,送儿子遗体去火化,为儿子立碑,碑上直书「死于 1989年 6月 4日」。骑车为子招魂 大屠杀刚过的北京,一片恐怖,戒严军人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虎视眈眈,民众稍有不慎,随时可能招来子弹,但徐珏不怕,儿子遇难头七天,她穿着黑衣,骑着黑单车,在儿子遇害的东单到木樨地一段长安街来回骑行,为儿子亡灵招魂,也是对当局的控告。徐曾多方延请律师,要跟军方打官司,虽然未果,却激励其他受害者。六四 10周年时,徐与天安门母亲们一道,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起诉状,控告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李鹏在六四大屠杀中犯下反人类罪行,她还挺身提供证词,指证军方在大屠杀时,使用了违反国际公约的开花弹,震惊外界。公然挑战警方 有一年,她与丈夫去给儿子扫墓,进地铁后,地铁却迟迟不开,直到看到警察在车厢搜索他们,她才明白,是跟踪他们的警察跟丢了,要找回他们。她愤怒地大声说:「我的儿子在六四被打死了,我们去给儿子扫墓,警察停车要找我们!」满车人对她们夫妻充满了敬意,有人还对她们说「保重!」儿子遇难 6年后,丈夫也离开了她。那一年的六四,她去扫墓时,更做出大胆的挑战:骑着黑单车,穿着黑衣服,载着鲜花和祭品,挂着分别写着「六月雪,六四英魂游长安」和「孤母泪,爱子洒血夫相随」的标语。她骑着「灵车」在长安街慢行,前后左右都是警车「护送」,引来满街目光,她说:「我最宝贵的都失去了,还有甚么可怕的?」 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