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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失去孩子 只期待六四平反
这一天 天安门母亲痛上加痛
苹果日报 2009年05月10日
今天是母亲节，是天下子女们对母亲表达敬意和感谢、与母亲同欢乐的一天，但对于六四天安门母亲们来说，这一天不但与欢乐无缘，更是她们悲伤之日，因为她们的孩子，在 20年前那场大屠杀中失去了生命。 20年来，每到母亲节，这些苦难的母亲们只能躲在家中，以泪洗面，默默地为孩子哀悼，默默地期待六四平反的那一天！
中国组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喟然叹道：「一说到母亲节，就无疑于在我们这些人的伤口上撒盐罢！」她说，母亲节对失去孩子的母亲，本来就是悲痛的日子，「 20年来，我们一直忍受失子之痛，看到别人的孩子，就想到我们已经死去的孩子，就想到我们的孩子倒在六四枪林弹雨的那一瞬间。所以，每年的母亲节，对我们都是一次精神和心灵的摧残。」
「六四是民族忌日」
丁子霖表示， 20年来，她和丈夫蒋培坤除了清明节，儿子蒋捷连的生日（ 6月 2日）和忌日（ 6月 3日），以及 6月 4日，「其他的节日，与我一概无关。」之所以要将 6月 4日作为特别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有更多人跟我儿子一样，成为六四戒严士兵枪口下的寃魂，那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忌日。」
另一位天安门母亲张先玲也对本报指，母亲节是她们的伤心日，「别的母亲可以接受孩子的祝福，可以跟孩子一块享受天伦之乐，可我们，只能呆在家里，默默地流泪，对着孩子的遗像说：孩子，又一年过去了，妈妈还坚强地活着，还在为你讨公道，虽然活得很苦，但为了你和那些寃死的人，妈妈一定坚持，那怕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天安门母亲 130人
73岁的丁子霖和 72岁的张先玲都是六四遇难者的母亲，她们的儿子，都在六四大屠杀中失去了生命，当时，丁的儿子蒋捷连当时刚过完 17岁生日，而张的儿子王楠也不过 19岁。共同的遭遇把两位母亲的命运连系在一起，她们携手发起了「天安门母亲运动」。
20 年来，经过艰难的努力，天安门母亲群体日渐壮大，由发起之初几个人，到目前已聚集 130多位成员，由早期寂寂无闻，到现在举世瞩目，由原来只是寻找记录遇难者，到现在公开联署，上书中共和全国人大，要求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责任，要向国家索取赔偿，成为六四问题不容忽视的社会团体之一。
虽然她们大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白发苍苍，步履蹒跚，但当局没有因此放松对她们的打压监控，她们的人身和通讯自由备受限制，甚至去墓园拜祭死去亲人的权利亦被剥夺。「但我们相信一条，动用军队向人民开枪肯定是错的，我们的孩子是无辜的，我们一定要为孩子找回公道。」丁子霖说。
促中共重新查六四
「有不少六四中失去孩子父母， 20年来一直不敢出声，不但蒙受失子之痛，更生活在贫困之中。」张先玲表示，其中有 10多位天安门母亲的成员，近两年相继辞世，未能完成为亲人讨回公道的愿望，「当局以为，随着时光流逝，随着我们这些遇难者的父母们相继离世，就可以淡化人们的记忆，就可以推辞六四的责任，这是愚蠢的想法。」
张先玲指，中共应放弃淡忘六四的念头，正视历史与现实，重新对六四事件展开调查，公布真相，赔偿死伤者家属和公开道歉，并停止对六四死难者家属的监视、跟踪和迫害，容许死难者家属自由、公开悼念亲人，「六四是历史，不会因为我们这些老人离世就消失，如果当局想淡化历史，或者推给后来者去解决问题，他们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悲情控诉 「在阴间也要算账」
2009年05月10日
69 岁的何凤婷是天安门母亲成员之一， 20年前六四屠杀，夺去了她的儿子，丈夫也因悲伤过度，于去年病逝；更惨的是穷困潦倒的她，现在又面临逼迁，无家可归。她对本报表示：「 20年前，邓小平、李鹏一句话，害我家破人亡， 20年来没有好日子，我咽不下这口气，死也要在阴间找他们算账！」
何凤婷家住北京海淀区六郎庄， 20年前那里属北京近郊，她一生务农，儿子梁建波当时在北京有机化工厂技校读书。
她至今还清楚记得，那年 6月 3日晚上，儿子饭后跟她说：想上街看看，听说街上很多坦克军车，「没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六四过后，老头子（丈夫）骑自行车满街找儿子，一家一家医院问，都没结果，我在家里，天天都把眼泪哭干，儿子还没找到。直到 20天后， 6月 27号，儿子的学校才接到通知，说在积水潭医院有一具无名尸，身上找到一串钥匙，上边有我儿子学校的名字，找到学校，这才知道，是我的儿子……」
「 20年来，我们两口子一直在泪水中过日子。」何凤婷在电话中哽咽着对记者说：「儿子没了，我们两口子也不知找谁说理去，找谁谁都不管，孩子学校和政府一句也没问，就这么不清不楚过了 20年，去年，老头子因悲伤过度，撑不住也去世了……」
「邓小平李鹏害我」
何凤婷说，更惨的是，她家所在的地方，现在要旧城改造，要拆迁，但政府答应补的钱，还不够买回一间房，「我们不同意，可是，他们说就要拆了，叫我怎么过啊？……我一个农民，不懂甚么道理，可我就认定，是 20年前，（中共军委主席）邓小平、（总理）李鹏一句话，要解放军进城，开枪打死我儿子，害得我家破人亡， 20年都没好日子过！我咽不下这口气，我死也要在阴间找他们算账！」
勇敢母亲 入状控告屠城军队
2009年05月10日
在天安门母亲中，学者出身的徐珏属另一类型。从六四失去儿子那天开始，就与当局正面相对，以各种方式抗议，请律师要跟军方打官司，向最高人民法院入状告李鹏，挺身指证军方使用国际公约禁用的开花弹。她的勇敢，获得天安门母亲们敬重。
徐珏曾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执着于事业，若不是六四，她也许会成为当红学者。但六四的子弹夺去了她 20岁儿子吴向东的生命。悲痛欲绝的她，不顾解放军要抢尸体毁迹的警告，当着满街荷枪实弹戒严军人的面，送儿子遗体去火化，为儿子立碑，碑上直书「死于 1989年 6月 4日」。
骑车为子招魂
大屠杀刚过的北京，一片恐怖，戒严军人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虎视眈眈，民众稍有不慎，随时可能招来子弹，但徐珏不怕，儿子遇难头七天，她穿着黑衣，骑着黑单车，在儿子遇害的东单到木樨地一段长安街来回骑行，为儿子亡灵招魂，也是对当局的控告。徐曾多方延请律师，要跟军方打官司，虽然未果，却激励其他受害者。六四 10周年时，徐与天安门母亲们一道，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起诉状，控告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李鹏在六四大屠杀中犯下反人类罪行，她还挺身提供证词，指证军方在大屠杀时，使用了违反国际公约的开花弹，震惊外界。
公然挑战警方
有一年，她与丈夫去给儿子扫墓，进地铁后，地铁却迟迟不开，直到看到警察在车厢搜索他们，她才明白，是跟踪他们的警察跟丢了，要找回他们。她愤怒地大声说：「我的儿子在六四被打死了，我们去给儿子扫墓，警察停车要找我们！」满车人对她们夫妻充满了敬意，有人还对她们说「保重！」
儿子遇难 6年后，丈夫也离开了她。那一年的六四，她去扫墓时，更做出大胆的挑战：骑着黑单车，穿着黑衣服，载着鲜花和祭品，挂着分别写着「六月雪，六四英魂游长安」和「孤母泪，爱子洒血夫相随」的标语。她骑着「灵车」在长安街慢行，前后左右都是警车「护送」，引来满街目光，她说：「我最宝贵的都失去了，还有甚么可怕的？」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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