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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专栏：玩儿政治的低手
前任总理李鹏的《六四日记》 没能赶上这回香港的“新书井喷”。这本中国各方人物都很想读一读的书，其实早在六年前就已经完成，可惜刚露头即遭“劝退”。作为镇压当局的前台人物，李鹏在写给世人看到日记里难道不小心露了什么--露出些许当局眼里直到今天仍须严守的秘密？
想来必须严守的机密中，最最核心的，怕就是19日凌晨那则“三所一会”《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了--发布者，紫阳同志身边的青年俊杰是也。这则声明把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调军队进驻北京”、“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讨论，包括“中央常委有分歧、赵的主张被否决”等信息旗鼓大张地公之于众：在广场广播；四处张贴；拿著话筒到居民区喊话……。以我们今天的判断，已经能够清楚知道，这次会议非同小可：处于二线的实际掌权者邓小平没有依一线总书记请求静下心来亲自听他当面汇报，而是把常委们（共五人，外加一个杨尚昆）召到自己家里开会。
几周来一直对“动乱迹象”取“容忍与放纵”态度的赵紫阳，在会上受到李鹏、姚依林（有邓小平当后盾的）批评。赵坚持保留意见，未等会议正式结束即愤然离场，邓却强调“赵还是总书记”。赵在气愤中命秘书起草辞职书，鲍彤遂得知自己已被李鹏以“泄密”点名，主动关闭了办公室，并向同事们告别。在那样的时刻，他们如此做，固然有任性使气的成分，但平心而论，只是打算在无言的悲愤中鞠躬下场，绝无以广场民众为人质而为自己政治生涯最后一搏的打算。
大权在握的邓小平呢？他是《4.26社论》的最大责任者。那篇文字里的关键语句，都是他听汇报之后，以其一贯恣睢风格而发的狠话。发狠归发狠，近一个月来，他大致上取的，是两边“谁的办法行得通就照谁的办”那样的态度。从来言语大而化之、须靠下属琢磨兼发挥才能领会到位的这名专权者，对517会议，明确强调的，却是“到会同志必须严肃、严格保密”--差不多已退到容留“老革命们”最为切齿的“投降退让”总书记的底线。
对此，赵紫阳是有数的。会议的第二天（5月18日）他接受杨尚昆意见按下辞职书，绝望中再次致信邓小平，恳请当政的共产党“必须痛下决心作出一个让步，改变4?26社论的定性”，即“摘帽子”。一旦学生答应停止绝食，当局就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的运动。局势或许还有挽回的可能。
这一局面有实现的可能么？
“三所一会”的核心成员此刻已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只知道事态重大，知道总书记办公室关闭，但517常委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有问担任记录的政治改革研究室副主任高山了。虽然公安部门对高山的审讯眼下没有可能调阅，但流传到民间的“实情”是：高山拧不过“哥们儿”一次次呼叫，假借买吃的从驻地出来，在小卖部悄声漏出会上大致情景。他以为这不过是密友间通个风，没想到竟被翻成“体制内改革派”与邓小平等元老公开决裂的宣言。
如果此时，也就是在确知自己的政治对手不仅打算调动军队，还有十分把握掌控军队之时，这批才俊们不是旗帜鲜明地提出紫阳同志不能走，而是赶紧将广场上的人员撤离，把气势汹汹的军队清场变成白来一趟，不仅避免了民众的牺牲，对领袖人物而言，也不失为另一种形态的胜利。可惜“毛泽东思想胸中藏”的总指挥们、会长们，在已然得到确切消息的情况下，出手的反是设路障、堵军车、改绝食为静坐……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
北大物理硕士刘刚，不得不走到了前台--他是1980年代中国变革的观察者、思索者和“民主运动”的防危补隙人。自戒严令颁布的第一天，他就拼尽全力协调各方人物，以将人群从广场撤离：撤是绝对的；怎么撤是技术性的；而且越快越好。
时至今日，一个大秘密还未见披露——无论在赵紫阳的《改革进程》，还是张万舒《历史的大爆炸》（其中包括军队入城内情），以及吴仁华那本几近专业水准的的《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什么呢？那就是：戒严令发布了，却不按常规实施。有意？无意？为什么？
陈希同在他7月7日对人大的报告里说，“5月19日下午4时许，有人自称中央某机关工作人员，拿著条子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透露了即将实行戒严的消息 ”。由于政府“决策事先被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所掌握，部队(即来自五大军区的十个集团军十万兵力–作者)进城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阻挠”。你信么？
不错，刚刚开进的头一、两天，在“军民鱼水”已经宣传了半个世纪的中国，确实发生过热诚学生、良善妇孺使这个师、那个团暂停待命的场面。但在第三天、第四天和以后整整十天里呢，机械化作战序列进入攻击出发地而不作为，是因为广场“数万人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而令威武之师、仁义之师不忍有所动作么？野战军不动，装备精良的首都警察和武装警察呢？更遑论共产党的传家把式：党团系统、工青妇系统、街道居委会系统？
陈希同以“政府和部队在戒严之后仍然采取的克制态度”解释。这“克制”不发生在517的会议上而在军事部署完成之后--恐怕不能服人吧？
那时候活跃在广场上的，已经不仅“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八十年代最耀眼的“老师们”联袂加入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 ”不但已经成立，更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依“天安门民主运动真正的幕后英雄”（刘宾雁语）郑义对形势的分析，“现在广场的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而且越来越好。”
这番话，是他在各团体紧急磋商的“联席会议”上说的。那时戒严令发布已有一周，郑作家不明白刘刚为什么老是撤出撤出--既有高扬之道义、又有无须监督的财金支援，居然放弃“永久占据天安门广场”！刘刚、刘苏里他们有数的几个“撤”派不依不饶，把“三大学生领袖”按到了527联席会议，最后终于说服大家，接受了“5月30日撤出”的提议。
刘等不敢耽误，立即出发到广场落实撤出方案。不料转眼间，“发现柴玲又变卦不同意5月30日撤出广场计划，并说是李禄的意见”。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以联席会议名义安排了在纪念碑举行“五月三十日撤出天安门广场动员大会”。大会由刘苏里主持。王丹、吾尔开希分别讲话，强调北京民主运动所取得的重大成功，并将尽快向全国各地延伸云云。接著，按照事先安排，应由柴玲将刘刚草拟的撤出方案宣布。
柴玲站起来，一手持话筒，另一手拿著字条。她没有高声读出撤离广场大游行的路线和各地区同学进驻北京不同高校的方案，而是说：“5 月30日撤出天安门广场，不是我们广场指挥部的决定，也不是我们坚持在广场的广大学生的意愿”，说著以手指向刘刚、刘苏里一干人：“而是他们，那些所谓的精英们的意见”--下边（多为刚从外地赶往广场的同学）一片哗然。刘刚计划流产。接下来，广场“自由村”安营扎寨、民主大学成立、民主女神像耸立……“郑义等人所期望的庆典似的成功革命”已见曙光……直到六三开枪。有文章说，柴玲成功逃脱赴美之后，在接受访问时对她当时的举动曾作如下解说：是赵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抑或智囊，授意她这样做的。
如果所言属实，那是因为，在“5.27”那次讨论撤离的联席会议上，还有一个被否决的“6月20日撤出”方案--此方案的要点在于：把民众留在广场，再多留20天，或许得以成为即将召开之人大的我方筹码。
从那时到月底月初，依旧有人在为“撤离”做努力。最活跃的，除了引人瞩目的“四君子”，当是被柴玲称作“公安特务”的外高联总指挥连胜德了。6月1日早晨，他在广场上宣布大撤退，并欲召集记者会。按照封从德的记载，此举“幸为外高联同学所阻，当即罢免了他的总指挥职务”。封从德说：“此前一、二天，有个自称 ‘代表李鹏和政治局’的国务院办公室的秘书，到广场指挥部来对我们说：要是能将请愿同学撤出广场，你们就是国家的功臣；要是觉得有困难，我们在广场上还有不少人随时可以听从你们的调遣。”
封从德揭露“这个国办秘书为外高联的领袖在北京饭店包了房间，而从那时起，连胜德便在外高联游说退场。”敌我界限分明的他和柴玲，遂决定“更不能撤离广场”，而是要“及时地揭露政府的阴谋”。
戒严部队按兵不动，除了将事情做绝，让酿下大祸的赵紫阳永不得翻身而外，难道决策层内部还有分歧、还有人意图避免流血？六月三日的突然动手，紧锣密鼓运作中的召开特别党大、人大、罢免李鹏等，恐怕是比当局说的“堵塞路口”、“街头煽动”更本质的因素吧？曹思源、高瑜、何维凌等开枪前即遭逮捕。怎么回事？
玩儿政治的低手们呢，除了毛泽东的为达目的不计手段、不计后果（包括除了自己以外其他追随者的生命），玩得过凶蛮的老军头么？
芦笛说，六四背后的真正元凶，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是急功近利的革命心态，是毫不妥协的对话方式，是煽动他人火中取栗的党文化。那么，这一千年专制/造反之传统，如何体现于1989年的北京？不该深究细剥离、有所反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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