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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官僚之外 哪管洪水滔天
日期:6/25/2009 来源: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作者:陈永苗

权贵官僚之外,哪管洪水滔天—评葛丽英祭奠毛泽东被抓

陈永苗


郑州四君子之一葛丽英女士,于2009年6月19日下午16时遭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人民路派出所传唤,21时,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被拘留。据说,警方拘留葛丽英的理由有两条:1、在清明节时,在郑州紫荆山广场祭奠毛泽东;2、在乌有之乡站发表过一篇文章,报道郑州工人组织毛主席著作读书会。

这是一个令人惊诧的消息。官方之外无政治,官方之外无公共。即使你说拥戴当局,或者当局已经不喜欢的父亲的好话,或者浑身贴满温和示好谄笑的白色标签,只要不是它允许的,是在当局政治组织之下诞生出来的野孩子,都是被禁止的。这有点像罗马教会鼓噪的“教会之外无救恩”。

并不是不能祭奠毛泽东,也不是说毛泽东精神不好,而是说无组织无纪律的擅自行动,是要被惩罚的。为了政治组织和维护稳定,一个国家中神圣的事物,虔敬的爱国,对原初目标的原教旨主义捍卫,私人都不能搞。如此很容易造就这样的结论,国家在“我”心中,毛泽东精神在“我”心中,不许“我”爱国祭奠,那么你肯定是国家的敌人,毛泽东精神之背叛者。政治组织之外无国家,最后造成组织是国家公敌。

对政治的垄断,对公共生活的控制,已经严重掏空了1949年之后的共同目标与政治同一质。正如郑州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说,到底是为党说话,还是为百姓说话。专制与民众之间的暂时同一质,巅峰时刻的合一,如今彻底露出真相,完全是犬牙交错,恨得巴不得吃掉对方,是看起来就眼红的仇敌。

我不认为1949年是一个新国家。我退一步假定是,那么毛泽东精神是这个国家宗教的教义,这个消息揭示这个国家宗教的消亡,1949年假冒新国体的消亡。

维护政治组织的稳定和稳固掌权,居然可以抽去国家的实质性,或者政治神学(那是鱼水之情,血肉相连或者社会契约)。如此不计较终极目的政治,并不是一种法制,更不是一种法治。是用法律的名义,违反法律。如此遭到两种力量的反对,一种国家宗教捍卫者,另外一种法律卫士。前者可以说成左派,后者大部分是右派。当回到法律与人权之上,不参与左右政治路线的斗争时,就会发现官僚权贵是共同的敌人。

前者是去法律化,去组织化的,让国家宗教精神复活在场的道德原教旨主义者,后者是去政治化,去组织化,让国家宗教由特殊道德回到普遍法律之上,然后加以复活原教旨主义者。二者相同点就是去组织化,不同点是一个是用大多数人暴政的道德,来展开原教旨回归,另一个是用普遍法律、高级法、自然法来展开原教旨回归。前者将政治组织摧毁,回到无政府主义状态,后者将政治组织改造,造就共和政治。

我们可以在这郑州个案中,看到毛泽东与政治自由、平等、民生的紧密关系,祭奠毛泽东与在在乌有之乡站发表过一篇文章,都是一种政治权力,都指向了要求政治自由,还有混杂着平等、民生的诉求。这是一种蹊跷的启示,当然也是必然的。

在改革时代里,反毛主义确实可以推进改革,而且毛主义者大多是权力的失利派,正当壮年。可是在后改革时代里,反毛已经的工作,已经由当局组织完成。在奥运会开幕式中,就没有国家奠基人毛泽东的地位,在纪念改革三十周年的讲话中,也是没有毛泽东。还有例如这个案子,公安局强行以奠祭毛泽东的名义拘留,这是一个震世骇俗的举动。

当年专政派毛主义者,已经垂垂老矣,没有掌权的可能,而新兴起的毛主义者,主要是从2003年开始的,作为改革受害者出现的。这时候毛泽东的平等精神、与民生、政治自由的关系,已经作为政治信仰,而已经很少有专政的倾向。而且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回到文革,2003年出现的新毛主义,是基于改革的。

作为宪政的捍卫者,我们不能判定民众的信仰问题,是不是错的。当然可以判定路线。2003年出现的新毛主义,不再有浓烈的路线色彩,而是一种政治信仰。

改革时代的毛主义者基于文革集体记忆,对改革时代的批判,与2003年出现的底层毛主义并不相同。前一些毛主义者都是由知识分子做成的官员或者前官员。知识分子毛主义,用对勉强的政治权利丧失的缅怀,来批判改革,是值得重视的。当然包括工人在内的知识分子毛主义,其政治权利是一种特权,正如改革时代知识分子右派(包括先富起来的底层)的自由一样。

前改革时代的先政治起来,与改革时代的先富起来,都是依赖于政治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战功在建国之后,已经不成为获取政治权力的主导原则,而最主要的是知识在起作用。我们今天分析政治阶级与冲突,必须把知识分子的上下游移加进来考量。

权贵官僚,成为主人,或者说被等同于共同体和人民。而被统治的人民,不再被认同,被排除出共同体。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不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仅仅是寄居,仅仅是客人,他们所居住的土地,成为官僚集团的殖民地。这就是一个内部殖民的过程,把人民当做奴隶。内在殖民的范围变迁,与统一战线,或者分享利益的同盟范围的变迁,是一致的。农民、工人、大学生知识分子,都是先后被抛弃出来。这一些人的存在,对于权贵官僚是矛盾的,一方面没有他们的劳动,就无从剥削压榨,另一方面他们人数巨大,又浪费了权贵官僚本来可以占有的资源,所以权贵官僚尽可能将民众的消费生存,压到最低底线。

这种可能性,依赖于过去内部划分敌我,所以可以说支持专政的毛主义者,与当初倒戈的自由派,可以说一样是自作自受。内部划分敌我,有一重大的危险是,当统治的继承者成为权贵官僚集团的时候,这种统治方式,会最大化,极致化私人利益。权贵官僚之外的人,已经是非我,也就是排除在政治共同体之外,作为被盘剥者或者潜在的敌人。所以权贵官僚制之外,哪管洪水滔天。

党国统治逻辑,有一种内在的冲突。极权主义运动从始至终反对组织官僚化,这里有一种内在的张力,离开了组织官僚,就是一盘散沙的聚合,可以一有组织化,就立即丧失极权主义的目的。政治组织凌驾于极权主义运动之上。组织官僚有自身的掌权逻辑和哲学,一切为了掌权,包括把极权主义运动也拿来服务于这个目的。一切服务于掌权,目的消失了,手段成为目的。国为党牺牲了,党为权贵官僚集团牺牲了。这种内在的冲突,找不到出路,对政治组织异化堕落的原教旨主义道德拯救,还是一种政治幼稚,即使最后变为革命力量,也不过是相同过程的反复。这个问题凸现现代性政治与道德解决方案之间的根本冲突。

毛泽东清楚地感受到,自由革命的力量,一旦掌握了权力,就成为敌自由反革命的力量。这种异化在极权主义运动与组织化的冲突,感受得特别刺骨。革命党人变为执政党人之后,不仅毁灭了原初目标,而且吃掉自己的儿女。正是如此一次又一次的回归和堕落离开,所以原初目标也就是终极目标,而对其的靠近,需要一次又一次革命的爆发,新的一次比旧的更能约束自己的敌自由性与反革命性,经过无数次的洗礼,最终靠近目标。

当罗马天主教掌管帝国时,自己变为政治的承载者,就与敌自由反革命和解,并且最后自己成为敌自由反革命的力量,这时候不是教会,而是德国与英国的起义农民,例如闵采尔,提请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即“基督已使所有人获得自由”。

也就是说,在自由解放的人类历史进程当中,基督福音与教会的冲突,自由与秩序的冲突,是永恒的矛盾。教会承载福音的使命,会因为教会的自义或者教会政治而丧失,更会因为教会长老与官员,私人利益与权欲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而彻底丧失。秩序承载自由的使命,会因为秩序本身成为首要目标而丧失,更会官僚的私人利益与权欲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而彻底丧失。这时候,反教会的力量,反秩序的抵抗,更容易成为福音与自由的代表和象征。教会之外,无政府主义、暴力革命的解放,更贴近原初目标。毛泽东一生推崇斗争,赞美解放和反抗,厌恶秩序。身体处在专制秩序当中,而精神游离于其外,发动文革在这里可以得到很好解释。

毛泽东强迫别人政治自由,与罗马教会强迫别人进来信仰,与卢梭强迫别人自由,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强迫别人政治自由,就把政治自由变为一种道德,用道德取代法政。这就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儒法之争的内在根源。政治自由的冲动,来自于逃避死亡焦虑,追求卓越,达到留名青史,这与底层的自由解放冲动,是混合在一起的。

自由必须是政治自由,而且必须整个民族的,而不是单纯改革的或者资产阶级的。自由宪政主义,必须代表整个民族。在左右或者社资之争中,自由被妖魔化为仅仅代表市场经济的,仅仅是改革的,仅仅是特殊的。而代表自由宪政的思潮力量,也作了如此配合。所以自由主义参与路线斗争,是最扭曲自己的一种做法。

专政与宪政之间,才有根本的敌对。二者都凌驾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上,过去专政曾与二者结盟,先于社会主义,后与资本主义,体内的阴阳二气,在专政勉强服务于公共利益,例如改革时代早期,这是可以捆绑在一起,而到了后来,也就是改革晚期这二者都撕裂专政。毛主义以原教旨主义道德批判的力量来撕裂。

虽然这二者之间还是互相打架,可是这二者互相打架就可以对专政进行二马分尸。其后果是宪政,还是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关键在于如何再次让二者和解,这二者的和解可能性在于现代的混合共和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贬低经济决定政治的意识形态。只有将政治的首要性,提到足够的高度,可以凌驾于经济,驾驭经济,才能造成二者的和解。

过去为了造就市场经济而过分否认计划经济的经验,可以休矣。当下的行政垄断,并不是过去计划经济的产物。而行政垄断对于社会主义观念而言,也是吸血鬼,并不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右派基于自由而批判垄断,把当前行政垄断当做计划经济或者其阴影,其实是错觉的。而左派基于计划经济的集体记忆,而错把行政垄断当做计划经济,加以捍卫。对于左派而言,不过是把披着羊皮的狼,当作了羊。行政垄断对于左派而言,也是糖衣炮弹。

宪政并不建立在反毛这种意识形态之上,而是建立在捍卫每一个不同信仰的人权之上,包括毛主义者,甚至包括支持鼓吹实行专政的。支持鼓吹专政的,可以限制其言论自由在特定私人范围之内,但是不能取消其基本人权。实行专政的,在追究其刑事责任之外,还必须保护他的其他基本人权。

反毛主义的,并不一定是宪政的,也可能是专政的,虽然概率很小。在改革的特定历史阶段内,似乎反毛主义,一定指向宪政,一定奔向宪政,其实是一个意识形态非黑即白的摩尼教错觉。例如以专政的方式反毛主义,最大可能是成就新专政。在改革时代中的,这种错觉可证伪,但是证伪的概率甚小,机会太少。然而在后改革时代中,整个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巨大卫星变轨,发生重大情势变革,不是文革而是改革自身成为反思批判的对象,这时候摩尼教错觉带来的危害可能非常严重。

我们要的是宪政,而不是反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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