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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官僚之外，哪管洪水滔天—评葛丽英祭奠毛泽东被抓
陈永苗
郑州四君子之一葛丽英女士，于2009年6月19日下午16时遭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人民路派出所传唤，21时，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被拘留。据说，警方拘留葛丽英的理由有两条：1、在清明节时，在郑州紫荆山广场祭奠毛泽东；2、在乌有之乡站发表过一篇文章，报道郑州工人组织毛主席著作读书会。
这是一个令人惊诧的消息。官方之外无政治，官方之外无公共。即使你说拥戴当局，或者当局已经不喜欢的父亲的好话，或者浑身贴满温和示好谄笑的白色标签，只要不是它允许的，是在当局政治组织之下诞生出来的野孩子，都是被禁止的。这有点像罗马教会鼓噪的“教会之外无救恩”。
并不是不能祭奠毛泽东，也不是说毛泽东精神不好，而是说无组织无纪律的擅自行动，是要被惩罚的。为了政治组织和维护稳定，一个国家中神圣的事物，虔敬的爱国，对原初目标的原教旨主义捍卫，私人都不能搞。如此很容易造就这样的结论，国家在“我”心中，毛泽东精神在“我”心中，不许“我”爱国祭奠，那么你肯定是国家的敌人，毛泽东精神之背叛者。政治组织之外无国家，最后造成组织是国家公敌。
对政治的垄断，对公共生活的控制，已经严重掏空了1949年之后的共同目标与政治同一质。正如郑州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说，到底是为党说话，还是为百姓说话。专制与民众之间的暂时同一质，巅峰时刻的合一，如今彻底露出真相，完全是犬牙交错，恨得巴不得吃掉对方，是看起来就眼红的仇敌。
我不认为1949年是一个新国家。我退一步假定是，那么毛泽东精神是这个国家宗教的教义，这个消息揭示这个国家宗教的消亡，1949年假冒新国体的消亡。
维护政治组织的稳定和稳固掌权，居然可以抽去国家的实质性，或者政治神学（那是鱼水之情，血肉相连或者社会契约）。如此不计较终极目的政治，并不是一种法制，更不是一种法治。是用法律的名义，违反法律。如此遭到两种力量的反对，一种国家宗教捍卫者，另外一种法律卫士。前者可以说成左派，后者大部分是右派。当回到法律与人权之上，不参与左右政治路线的斗争时，就会发现官僚权贵是共同的敌人。
前者是去法律化，去组织化的，让国家宗教精神复活在场的道德原教旨主义者，后者是去政治化，去组织化，让国家宗教由特殊道德回到普遍法律之上，然后加以复活原教旨主义者。二者相同点就是去组织化，不同点是一个是用大多数人暴政的道德，来展开原教旨回归，另一个是用普遍法律、高级法、自然法来展开原教旨回归。前者将政治组织摧毁，回到无政府主义状态，后者将政治组织改造，造就共和政治。
我们可以在这郑州个案中，看到毛泽东与政治自由、平等、民生的紧密关系，祭奠毛泽东与在在乌有之乡站发表过一篇文章，都是一种政治权力，都指向了要求政治自由，还有混杂着平等、民生的诉求。这是一种蹊跷的启示，当然也是必然的。
在改革时代里，反毛主义确实可以推进改革，而且毛主义者大多是权力的失利派，正当壮年。可是在后改革时代里，反毛已经的工作，已经由当局组织完成。在奥运会开幕式中，就没有国家奠基人毛泽东的地位，在纪念改革三十周年的讲话中，也是没有毛泽东。还有例如这个案子，公安局强行以奠祭毛泽东的名义拘留，这是一个震世骇俗的举动。
当年专政派毛主义者，已经垂垂老矣，没有掌权的可能，而新兴起的毛主义者，主要是从2003年开始的，作为改革受害者出现的。这时候毛泽东的平等精神、与民生、政治自由的关系，已经作为政治信仰，而已经很少有专政的倾向。而且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回到文革，2003年出现的新毛主义，是基于改革的。
作为宪政的捍卫者，我们不能判定民众的信仰问题，是不是错的。当然可以判定路线。2003年出现的新毛主义，不再有浓烈的路线色彩，而是一种政治信仰。
改革时代的毛主义者基于文革集体记忆，对改革时代的批判，与2003年出现的底层毛主义并不相同。前一些毛主义者都是由知识分子做成的官员或者前官员。知识分子毛主义，用对勉强的政治权利丧失的缅怀，来批判改革，是值得重视的。当然包括工人在内的知识分子毛主义，其政治权利是一种特权，正如改革时代知识分子右派（包括先富起来的底层）的自由一样。
前改革时代的先政治起来，与改革时代的先富起来，都是依赖于政治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战功在建国之后，已经不成为获取政治权力的主导原则，而最主要的是知识在起作用。我们今天分析政治阶级与冲突，必须把知识分子的上下游移加进来考量。
权贵官僚，成为主人，或者说被等同于共同体和人民。而被统治的人民，不再被认同，被排除出共同体。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不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仅仅是寄居，仅仅是客人，他们所居住的土地，成为官僚集团的殖民地。这就是一个内部殖民的过程，把人民当做奴隶。内在殖民的范围变迁，与统一战线，或者分享利益的同盟范围的变迁，是一致的。农民、工人、大学生知识分子，都是先后被抛弃出来。这一些人的存在，对于权贵官僚是矛盾的，一方面没有他们的劳动，就无从剥削压榨，另一方面他们人数巨大，又浪费了权贵官僚本来可以占有的资源，所以权贵官僚尽可能将民众的消费生存，压到最低底线。
这种可能性，依赖于过去内部划分敌我，所以可以说支持专政的毛主义者，与当初倒戈的自由派，可以说一样是自作自受。内部划分敌我，有一重大的危险是，当统治的继承者成为权贵官僚集团的时候，这种统治方式，会最大化，极致化私人利益。权贵官僚之外的人，已经是非我，也就是排除在政治共同体之外，作为被盘剥者或者潜在的敌人。所以权贵官僚制之外，哪管洪水滔天。
党国统治逻辑，有一种内在的冲突。极权主义运动从始至终反对组织官僚化，这里有一种内在的张力，离开了组织官僚，就是一盘散沙的聚合，可以一有组织化，就立即丧失极权主义的目的。政治组织凌驾于极权主义运动之上。组织官僚有自身的掌权逻辑和哲学，一切为了掌权，包括把极权主义运动也拿来服务于这个目的。一切服务于掌权，目的消失了，手段成为目的。国为党牺牲了，党为权贵官僚集团牺牲了。这种内在的冲突，找不到出路，对政治组织异化堕落的原教旨主义道德拯救，还是一种政治幼稚，即使最后变为革命力量，也不过是相同过程的反复。这个问题凸现现代性政治与道德解决方案之间的根本冲突。
毛泽东清楚地感受到，自由革命的力量，一旦掌握了权力，就成为敌自由反革命的力量。这种异化在极权主义运动与组织化的冲突，感受得特别刺骨。革命党人变为执政党人之后，不仅毁灭了原初目标，而且吃掉自己的儿女。正是如此一次又一次的回归和堕落离开，所以原初目标也就是终极目标，而对其的靠近，需要一次又一次革命的爆发，新的一次比旧的更能约束自己的敌自由性与反革命性，经过无数次的洗礼，最终靠近目标。
当罗马天主教掌管帝国时，自己变为政治的承载者，就与敌自由反革命和解，并且最后自己成为敌自由反革命的力量，这时候不是教会，而是德国与英国的起义农民，例如闵采尔，提请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即“基督已使所有人获得自由”。
也就是说，在自由解放的人类历史进程当中，基督福音与教会的冲突，自由与秩序的冲突，是永恒的矛盾。教会承载福音的使命，会因为教会的自义或者教会政治而丧失，更会因为教会长老与官员，私人利益与权欲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而彻底丧失。秩序承载自由的使命，会因为秩序本身成为首要目标而丧失，更会官僚的私人利益与权欲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而彻底丧失。这时候，反教会的力量，反秩序的抵抗，更容易成为福音与自由的代表和象征。教会之外，无政府主义、暴力革命的解放，更贴近原初目标。毛泽东一生推崇斗争，赞美解放和反抗，厌恶秩序。身体处在专制秩序当中，而精神游离于其外，发动文革在这里可以得到很好解释。
毛泽东强迫别人政治自由，与罗马教会强迫别人进来信仰，与卢梭强迫别人自由，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强迫别人政治自由，就把政治自由变为一种道德，用道德取代法政。这就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儒法之争的内在根源。政治自由的冲动，来自于逃避死亡焦虑，追求卓越，达到留名青史，这与底层的自由解放冲动，是混合在一起的。
自由必须是政治自由，而且必须整个民族的，而不是单纯改革的或者资产阶级的。自由宪政主义，必须代表整个民族。在左右或者社资之争中，自由被妖魔化为仅仅代表市场经济的，仅仅是改革的，仅仅是特殊的。而代表自由宪政的思潮力量，也作了如此配合。所以自由主义参与路线斗争，是最扭曲自己的一种做法。
专政与宪政之间，才有根本的敌对。二者都凌驾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上，过去专政曾与二者结盟，先于社会主义，后与资本主义，体内的阴阳二气，在专政勉强服务于公共利益，例如改革时代早期，这是可以捆绑在一起，而到了后来，也就是改革晚期这二者都撕裂专政。毛主义以原教旨主义道德批判的力量来撕裂。
虽然这二者之间还是互相打架，可是这二者互相打架就可以对专政进行二马分尸。其后果是宪政，还是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关键在于如何再次让二者和解，这二者的和解可能性在于现代的混合共和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贬低经济决定政治的意识形态。只有将政治的首要性，提到足够的高度，可以凌驾于经济，驾驭经济，才能造成二者的和解。
过去为了造就市场经济而过分否认计划经济的经验，可以休矣。当下的行政垄断，并不是过去计划经济的产物。而行政垄断对于社会主义观念而言，也是吸血鬼，并不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右派基于自由而批判垄断，把当前行政垄断当做计划经济或者其阴影，其实是错觉的。而左派基于计划经济的集体记忆，而错把行政垄断当做计划经济，加以捍卫。对于左派而言，不过是把披着羊皮的狼，当作了羊。行政垄断对于左派而言，也是糖衣炮弹。
宪政并不建立在反毛这种意识形态之上，而是建立在捍卫每一个不同信仰的人权之上，包括毛主义者，甚至包括支持鼓吹实行专政的。支持鼓吹专政的，可以限制其言论自由在特定私人范围之内，但是不能取消其基本人权。实行专政的，在追究其刑事责任之外，还必须保护他的其他基本人权。
反毛主义的，并不一定是宪政的，也可能是专政的，虽然概率很小。在改革的特定历史阶段内，似乎反毛主义，一定指向宪政，一定奔向宪政，其实是一个意识形态非黑即白的摩尼教错觉。例如以专政的方式反毛主义，最大可能是成就新专政。在改革时代中的，这种错觉可证伪，但是证伪的概率甚小，机会太少。然而在后改革时代中，整个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巨大卫星变轨，发生重大情势变革，不是文革而是改革自身成为反思批判的对象，这时候摩尼教错觉带来的危害可能非常严重。
我们要的是宪政，而不是反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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