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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迹
今日再看“六四”之变，可以看到，学生运动作为一种“突击”的意义已大为减弱，工农劳动群众维护自身权益的社会运动，正在展开新的局面。
中共对“六四”事变毫无悔意，反而以经济增长的状况来为其屠杀民众的罪行辩护。当赵紫阳的口述回忆成书出版，它也还是嘴硬，拒绝认错。香港中通社发表署名“启霖”的“喉舌”文章《人间正道是沧桑》，大言不惭地反问：“如果说关于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的性质的结论不符合党心民意，怎么解释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出现的全国上下一心一意搞建设、奔小康的现象呢？中国社会各界、各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又是从何而来呢？”
“一心一意”的“万马齐喑”
看上去理直气壮，其实色厉内荏。这种狡辩，忘记了一个事实，“六四”之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更试图使其蔓延到经济领域，以“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来取代“有计划调节的商品经济”，倒退之势很明显。只是，邓小平下令屠杀，对市场经济倒还算头脑清醒。他先是到上海时讲了一通，上海人作起了文章，中共中央见势不对就来追查，得知乃邓小平作梗才罢手。翌年邓小平再弄出大动作，索性走了多个地方，一路走一路讲，形成舆论攻势和政治压力，才终于打破改革停滞倒退的沉闷局面。
然后，中共十四大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接受了市场经济，同时也给它戴上了一顶“中国特色”的帽子。
“六四”事变，中共保守派取得政治胜利，却未能将其胜利延伸到经济面，因为市场化改革之势已不可逆转，保守派企图倒退，不得人心，反而导致计划经济被正式放弃。
不过，“六四”事变沉重打击了中国社会中的理想主义，打击了积极追求变革的政治力量以及支持他们的社会力量，致使民众在政治上更为消沉。中共今天所得意的所谓“全国上下一心一意”，其实只是“万马齐喑”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而官僚集团，则在保守观念掩护下悄悄地占据了主导地位。它眼见市场经济难以阻挡，于是顺水推舟，为权力与资本结合开辟出广阔的空间。它毫无理想色彩地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坚决维护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坚持推行投资主导的增长方式，能垄断则垄断，能控制则控制，将中共一党专制的“特殊利益”疯狂地扩展为权贵集团的“特殊利益”，20年间，把权贵资本主义发展得有声有色。
民众被迫咽下了“六四”苦果
于是，民众在政治上消沉，中国共产党却走出了一条新路。
这种现实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有意思的是，内地“新左派”猛烈攻击温内阁执行“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香港一家媒体的说法稍有不同，认为是邓小平“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作出了巧妙的安排，实质上自我平反六四，让‘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落实”。这两种说法的共同点，是把90年代以来的“改革”，看成是80年代改革的延续。
其实，胡耀邦、赵紫阳在邓小平支持下主导的改革，是以纠正错误、对百姓“还债”为其特色。正如鲍彤说的，赵紫阳常说的“放权”、“让利”、“松绑”，以及“理顺关系”，其核心思路是“党和政府向人民让步，让人民从客体变成主体”。这样的改革，实际上类似于当年的新民主主义。它以发展市场经济为目标，自由资本主义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政治上，则迟早会实行议会民主制度。
这一进程被“六四”事变打断，市场经济被正式承认，其实现方式却大为改变。
这是“退两步而后进一步”，而且转了向。
转向当然也体现在政治上，即中共的转变。民众消沉，对中共无可奈何，而官僚集团掌握权力，使中共加快了向右翼政党转变的步伐。“创新理论”之类，成为党魁加强“执政能力”的工具，“为人民服务”成为表面文章，以权谋私则迅速表面化，尤其以入党动机的世俗化为典型标志。
民众其实是看在邓小平以其生命最后一搏而推动市场化改革的份上，被迫接受了中共保守派的政治胜利，咽下了“六四”苦果。毕竟，经济更具决定性。市场经济在中国几经曲折，它的长期发展的趋势在“六四”之后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来，相应地，遭受失败的民众在政治上消沉，是很自然的。等到中共官僚集团在经济上再成气候，权贵资本主义木已成舟，而且GDP挂帅的增长方式恶果尽显，民众强烈不满，却处于极其不利之境地。
抗拒民主趋势，蜕变为右翼党
当年巴黎公社起义失败，是在资本主义进入长期发展之际，尔后，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逐渐完善，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在变革中大为缓和，而矛盾的全球性也逐渐发展，到21世纪初，出现第一次从作为资本主义心脏的金融业爆发的全球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都面临新的变化。这样来看，八九民运对共产党专制的冲击失败，市场经济在中国进入长期发展阶段，这时，权贵资本主义迅速膨胀，显现出中国社会中沉重的惯性，未来发展更为曲折。
然而，民主政治基于市场经济的需求，也同样是长期趋势。中国共产党对抗这一趋势，付出的代价是其自身蜕变为右翼党，实际上已不是《共产党宣言》意义上的共产党，所谓“三个代表”在民众中只是意味着讽刺，且与其普遍的腐败面貌形成鲜明对照。
这时，“新左派”之流，则引导人们的不满指向市场化改革，还生造出个所谓“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将此市场化硬是看成彼市场化，更与保守派与官僚集团联手抵制议会民主制度，自以为聪明得很，其实愚蠢到家了。
“新左派”们不同于中共官方的地方，是他们多少看到所谓“全国上下一心一意搞建设、奔小康”表象背后，存在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化的社会矛盾。然而他们固执地反对市场化改革，执意区分所谓“社会主义改革”与“资本主义改革”，那么，据说“社会主义”即意味着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不仅改革实际上失去了合理性，而且，主张市场化、议会民主的社会政治力量，无论已有的或潜在的，都被他们涂抹为“敌人”，不是权贵，也是权贵的帮凶，并鼓动民众跟着他们排斥一切，打倒一切。于是，即使中国社会里尚有追求变革的力量，也随之四分五裂，“左派”与“右派”严重对立，“姓社”与“姓资”到处纠缠，变革的可能性急剧降低。
局面这样演变，中共冷眼旁观，坐收渔人之利，且恬不知耻地以经济增长为其屠杀罪行遮掩和辩护，看上去得意得很，但是，所谓“全国上下一心一意”只是表面现象，市场经济长期发展中的变化，其实深不可测。今日再看“六四”之变，可以看到，学生运动作为一种“突击”的意义已大为减弱，工农劳动群众维护自身权益的社会运动，正在展开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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