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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迹:民众政治消沉的背后
日期:6/26/2009 来源:动向 作者:陈迹

陈迹


今日再看“六四”之变,可以看到,学生运动作为一种“突击”的意义已大为减弱,工农劳动群众维护自身权益的社会运动,正在展开新的局面。

中共对“六四”事变毫无悔意,反而以经济增长的状况来为其屠杀民众的罪行辩护。当赵紫阳的口述回忆成书出版,它也还是嘴硬,拒绝认错。香港中通社发表署名“启霖”的“喉舌”文章《人间正道是沧桑》,大言不惭地反问:“如果说关于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的性质的结论不符合党心民意,怎么解释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出现的全国上下一心一意搞建设、奔小康的现象呢?中国社会各界、各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又是从何而来呢?”


“一心一意”的“万马齐喑”


看上去理直气壮,其实色厉内荏。这种狡辩,忘记了一个事实,“六四”之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更试图使其蔓延到经济领域,以“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来取代“有计划调节的商品经济”,倒退之势很明显。只是,邓小平下令屠杀,对市场经济倒还算头脑清醒。他先是到上海时讲了一通,上海人作起了文章,中共中央见势不对就来追查,得知乃邓小平作梗才罢手。翌年邓小平再弄出大动作,索性走了多个地方,一路走一路讲,形成舆论攻势和政治压力,才终于打破改革停滞倒退的沉闷局面。

然后,中共十四大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接受了市场经济,同时也给它戴上了一顶“中国特色”的帽子。

“六四”事变,中共保守派取得政治胜利,却未能将其胜利延伸到经济面,因为市场化改革之势已不可逆转,保守派企图倒退,不得人心,反而导致计划经济被正式放弃。

不过,“六四”事变沉重打击了中国社会中的理想主义,打击了积极追求变革的政治力量以及支持他们的社会力量,致使民众在政治上更为消沉。中共今天所得意的所谓“全国上下一心一意”,其实只是“万马齐喑”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而官僚集团,则在保守观念掩护下悄悄地占据了主导地位。它眼见市场经济难以阻挡,于是顺水推舟,为权力与资本结合开辟出广阔的空间。它毫无理想色彩地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坚决维护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坚持推行投资主导的增长方式,能垄断则垄断,能控制则控制,将中共一党专制的“特殊利益”疯狂地扩展为权贵集团的“特殊利益”,20年间,把权贵资本主义发展得有声有色。


民众被迫咽下了“六四”苦果


于是,民众在政治上消沉,中国共产党却走出了一条新路。

这种现实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有意思的是,内地“新左派”猛烈攻击温内阁执行“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香港一家媒体的说法稍有不同,认为是邓小平“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作出了巧妙的安排,实质上自我平反六四,让‘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落实”。这两种说法的共同点,是把90年代以来的“改革”,看成是80年代改革的延续。

其实,胡耀邦、赵紫阳在邓小平支持下主导的改革,是以纠正错误、对百姓“还债”为其特色。正如鲍彤说的,赵紫阳常说的“放权”、“让利”、“松绑”,以及“理顺关系”,其核心思路是“党和政府向人民让步,让人民从客体变成主体”。这样的改革,实际上类似于当年的新民主主义。它以发展市场经济为目标,自由资本主义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政治上,则迟早会实行议会民主制度。

这一进程被“六四”事变打断,市场经济被正式承认,其实现方式却大为改变。

这是“退两步而后进一步”,而且转了向。

转向当然也体现在政治上,即中共的转变。民众消沉,对中共无可奈何,而官僚集团掌握权力,使中共加快了向右翼政党转变的步伐。“创新理论”之类,成为党魁加强“执政能力”的工具,“为人民服务”成为表面文章,以权谋私则迅速表面化,尤其以入党动机的世俗化为典型标志。

民众其实是看在邓小平以其生命最后一搏而推动市场化改革的份上,被迫接受了中共保守派的政治胜利,咽下了“六四”苦果。毕竟,经济更具决定性。市场经济在中国几经曲折,它的长期发展的趋势在“六四”之后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来,相应地,遭受失败的民众在政治上消沉,是很自然的。等到中共官僚集团在经济上再成气候,权贵资本主义木已成舟,而且GDP挂帅的增长方式恶果尽显,民众强烈不满,却处于极其不利之境地。


抗拒民主趋势,蜕变为右翼党


当年巴黎公社起义失败,是在资本主义进入长期发展之际,尔后,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逐渐完善,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在变革中大为缓和,而矛盾的全球性也逐渐发展,到21世纪初,出现第一次从作为资本主义心脏的金融业爆发的全球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都面临新的变化。这样来看,八九民运对共产党专制的冲击失败,市场经济在中国进入长期发展阶段,这时,权贵资本主义迅速膨胀,显现出中国社会中沉重的惯性,未来发展更为曲折。

然而,民主政治基于市场经济的需求,也同样是长期趋势。中国共产党对抗这一趋势,付出的代价是其自身蜕变为右翼党,实际上已不是《共产党宣言》意义上的共产党,所谓“三个代表”在民众中只是意味着讽刺,且与其普遍的腐败面貌形成鲜明对照。

这时,“新左派”之流,则引导人们的不满指向市场化改革,还生造出个所谓“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将此市场化硬是看成彼市场化,更与保守派与官僚集团联手抵制议会民主制度,自以为聪明得很,其实愚蠢到家了。

“新左派”们不同于中共官方的地方,是他们多少看到所谓“全国上下一心一意搞建设、奔小康”表象背后,存在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化的社会矛盾。然而他们固执地反对市场化改革,执意区分所谓“社会主义改革”与“资本主义改革”,那么,据说“社会主义”即意味着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不仅改革实际上失去了合理性,而且,主张市场化、议会民主的社会政治力量,无论已有的或潜在的,都被他们涂抹为“敌人”,不是权贵,也是权贵的帮凶,并鼓动民众跟着他们排斥一切,打倒一切。于是,即使中国社会里尚有追求变革的力量,也随之四分五裂,“左派”与“右派”严重对立,“姓社”与“姓资”到处纠缠,变革的可能性急剧降低。

局面这样演变,中共冷眼旁观,坐收渔人之利,且恬不知耻地以经济增长为其屠杀罪行遮掩和辩护,看上去得意得很,但是,所谓“全国上下一心一意”只是表面现象,市场经济长期发展中的变化,其实深不可测。今日再看“六四”之变,可以看到,学生运动作为一种“突击”的意义已大为减弱,工农劳动群众维护自身权益的社会运动,正在展开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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