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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回顾，我的最大的一个转折点不是方励之进使馆的事情，而是方励之和李淑娴去布什的宴会的事情，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件事。1989年的2月底，2月27号，乔治·布什刚刚上任。他到北京来，从日本飞过来，想跟中国领导挂挂钩，建立一个关系。他就请了很多人到长城饭店去吃个晚宴。包括我，因为我是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所以我被邀请。方励之、李淑娴也有邀请。恰好在宴会的前几天，我们都在一个别的会上，散会以后闲聊之间有人问，谁去布什的宴会。我说我去，然后方、李也说，我们也有邀请，我们也去。因为我们住得近，他在中关村，我在友谊宾馆，我就说，我去接你们，我们合用一个车。就那么简单，没有想到会有什么戏剧性的后果。就是随便的说我们share a ride好不好。
结果那天share 这个ride，这个故事你知道吧？被拦了，跑了4个钟头，然后到了一个加拿大的外交官的家里去打电话，给方哲，方哲通知全球的新闻界，到香格里拉旅馆下面开了一个不正式的记者招待会。然后第二天全球的头条新闻就是“方励之被拒”，很戏剧性的东西。
这个戏剧性对我还不是转折点，那天晚上也不是转折点。是大概两个礼拜以后，我看到新华社发布的一个消息，在《瞭望》杂志上的最后一页上，有《方励之赴宴背后的真相》这么一篇文章。然后《人民日报》上也转载了，海外版也转载了，很多地方转载。是一个叫“豫木”（音）的人写的，笔名。都是假的。都是假的。而所有的假不是花边文学的那种小假，是整本的故事完全是编出来的。假得没法再假。他说我们被拦之后坐进了一个别的车，想绕到到长城饭店的后门，想从后门进去。这根本没有的事，都是编的。我本来到那个时候为止，我看了很多文学作品，刘宾雁的文章、伤痕文学的作品、寻根文学的作品——这是我的本行——所以对共产党的那种扭曲真理我已经习惯了。但是我的脑子里边的扭曲是花边文学的在边上写点、或者写一些misleading的东西呀那种，我没有经验过他的原原本本说大假话的经验。这是大假话。
那天我马上到方励之那里去，问他你看了这篇文章了吗？他笑了。我说怎么能够写得那么假？他教训我说，林培瑞你太天真了，这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后来我很生气，因为这是我目睹的经历，跟他写给中国老百姓看的故事是完全不对的。我自己就找《瞭望》杂志，想去问问那个“豫木”。我打过几次电话，都是说豫木休假，不在。我就写了一封信，澄清那个故事。没有回音。然后我用双挂号寄给他。不但信没到——也可能到了——那个双挂号的收据也回不来。那时候我就生气了。我就坐车到他们的办公室里，进去，问问豫木在不在。他说不在。有一个叫李勤（音）的，政治部的一个人，接待我。我跟他们说，你们写的故事我自己目睹过，是完全不对的。我注意有一个老编辑在那，他就垂头丧气，然后把头放在桌子上，似乎是哭，几乎是。可是那个政治官员就跟我噼里啪啦说什么如何如何我们不知道，而且豫木不在这等等。我当然一直很生气。后来我发现接待我的那个李勤（音）就是豫木。在那一直说假话，说豫木不在，豫木是个笔名，那个人度假去了，等等等等。
我的整个这个经验是我研究中国40年来最大的一个转折。因为到那时候为止我还是觉得共产党、中国政府它不会坏到那个地步。那是那么糟糕的一个故事，而且要说那么多的谎话去把它掩盖，的确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这是登在1989年3月的《瞭望》杂志上的文章。你可以看那个文章，看他怎么编故事啊。
我那个时候太天真了。但我不是最坏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所谓美国的汉学家，他比我天真得多了，我发现。
CND：从1996年不能进中国以后，您还从事了哪些和中国有关系的事情呢？
林培瑞：96年以后我没有去过中国，除非是台湾、香港我还可以去。可是我能够保持联系，有电脑啊、电邮啊、电话啊、朋友啊，保持联系。当然如果我能够回去我还是愿意回去的，回到北京去吃油条啊，玩胡同啊，这种气氛的东西。而且毕竟能够更亲近地跟中国朋友谈谈啊，了解情况。不能去中国的确是一种损失。但是我不后悔。我不后悔。我宁愿在黑名单上，有我的气节、有我的身份，而不低头、不跟他妥协。我不愿意这样。就像在方励之赴宴的那天一样。我们一块被拦。有一些朋友问我，你有邀请书，可以去那个宴会。的确我可以去。我跟太太我们都可以去。方励之、李淑娴被拦，跟你不一定有关系。有人问我，你为什么陪他们，你为什么不去宴会呢？可是说真的，那个时候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有这么怪的一个事情，用假理由去拦你，不让你去。你是我的朋友，我们一块去，我哪里能够说“拜拜，我走啦”？不可以。
我在黑名单也是同样的感觉。我不后悔我在黑名单上。我当然要维持基本的原则，不要考虑后果怎么样。后果当然不好。我能够去中国我愿意去，可是我不后悔。甚至于很奇怪，我有一种心理反应。在没有上黑名单前，我跟其他的美国汉学家一样，我们都有一种压力，有一种怕——要是说错话，上了黑名单，就不能去中国，拿不到签证。我们都知道，从80年代我们都知道，有这个危险。我在96年以前我都有这种危险，这种阴云罩在我的头上。我怕。但上了黑名单以后，没有了。反而轻松了。就像“死猪不怕开水烫”，除了拿开水烫你，他还有什么法子？他碰不到我的薪水、我的图书馆、我的写作、我的家人们。这一点我跟中国的知识分子还不一样。他们要是跟共产党闹不好的话，那一辈子倒霉。我不是。我只是不能去中国。其他方面都自由。反而我现在说话、写文章，批评中国政府更自由。比以前更自由。因为能下的刀他已经下过了。
CND：就是没有恐惧了是吧？
林培瑞：也不能说是恐惧。恐惧这个字眼太强。但是很多美国学者，包括我在80年代以前，都有一种，一种笼罩在你的头上的感觉，说话要小心。我不知道你看了我那篇《吊灯里的大蟒蛇》没有？是在《纽约书评》上我写的一篇文章，是关于自我审查的。
CND：从一个汉学家的角度来看，您觉得现在中国所谓的“20年的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是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幸亏政府当年的镇压”才带来的吗？就您对中国的了解，您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
林培瑞：我觉得这是共产党为了自己所作的辩护的一句话。所谓20年的成果，那当然是物质上的成果，经济发展。这些我都不否认，而且我觉得是好事情。热量摄取的增加，沿海地区的发展，都是好事情，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能够更好。但是，第一，我不觉得我们能够说这是共产党做的。那是中国老百姓的功劳。中国老百姓的廉价劳动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象那些共产党的既得利益阶层，他是受益者，他是这个过程的受益者。
我最讨厌的一句话，是为中国政府辩护的美国人说的，”lifted 200 million people from poverty”，我很讨厌这句话。因为是这2亿人自己把自己lifted from poverty。你看中国的劳动力，他的条件——他的工资只是美国工人的10%不到，他没有工会，没有法律，没有独立的法律制度能够保护他，医疗保险他也没有。许多美国工人享受的他都没有，他只是在那苦干。非常苦。中国经济发达的所谓奇迹，不是一个上面什么人的奇迹，而是中国老百姓的血汗弄出来的。这一点要认识清楚。所以共产党说这是他们的功劳，我觉得是虚伪的一句话。他们是受益者，不是受苦者。
说起这个发展呢，我觉得是属于一种畸形的发展。物质发展是有的，但不平衡，这一点必须说出来，贫富悬殊现在中国比美国还要厉害。不平衡。而且物质生活跟精神生活没有并行发展。什么政治理想啊、宗教理想啊，这些都远远落后。而且一旦有任何稍微有组织的一个政治或宗教理想的团体出现的话，他就要压制。
CND：您现在做的跟中国有关的研究都有哪些方面？
林培瑞：我正在写一本——快写完了——跟中国的语言有关系的书。我主要分析三个方面。一个是政治；我现在写的章节是“Political Use of Language”。第一章是跟节奏有关系，是分析节奏的问题，第二章是分析比喻的问题，当然有文学例子，但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例子。这本书总的意思是中国语言里头有些方面连native speaker自己都意识不到的东西，可是也起作用，相当重要的东西。
比如节奏吧。古代不是有七言、五言的形式吗？中国的诗歌里头，包括民歌里头，“嗒嗒、嗒嗒、嗒嗒嗒”，七言；或者五言，“嗒、嗒、嗒嗒嗒”。“床、前、明月光”，或者“远上、寒山、石径斜”，七言和五言。我发现在日常生活里头到处都是。我那年在北京工作，友谊宾馆对面有一个牌子，写着“一看、二慢、三通过”，七言。七言形式在中国很正常，在美国的话，你要cross street，“cross street, please be careful, look left and right，”这样的话美国人会觉得滑稽。但是在中国很正常。而且给他一种美丽感，一种崇高感。这甚至用于很简单的问题上，比如大小便的问题，厕所旁边有个牌子说“禁止 随地 大小便”，是吧？七言。
还有节奏。上公共汽车的话，北京公共汽车上卖票的小姐常常会说：“下一站、天安门、没票买票”“下一站、农科院、没票买票”——“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都是一样的节奏。意识不到，可是我觉得五言、七言啦节奏啦还是有一种崇高的作用，让叙述者的口气更权威、更崇高，有那么个含义。
没注意到是肯定的。因为毛泽东不是说要破四旧吗？可是红卫兵当时在天安门喊的是“我们 要见 毛主席”，七言。包括江青的那8个样板戏的名字，“红色娘子军”是五言，“智取威虎山”是五言。还有“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五言。到处都是五言。这是自相矛盾对不对？真的要破四旧的话，你不要用四旧去称赞让你破四旧的那个人，对吧？
我的意思是，这是一种深层结构，一般人不一定意识到。当然你说意识不到等于说它没意思吗？不能说没意思。我觉得还是起作用。因为，“我们 要见 毛主席”，堂堂正正，有点味道。你要是到天安门说，“哎，我们是来看主席的。”那太随便了，不恭敬。所以也是有意思的，虽然意识不到那个意思。美国英文也有这种例子，可是中文更多。所以我的书有一章是写节奏的。很有意思。
CND：就是说您现在在做自己的老本行了？
林培瑞：我一直是在老本行啊。我的这些政治活动都是我的一个爱好。一种兴趣。
CND：希望能早日读到您的新书。谢谢您接受我的访谈。
（吴放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校阅，文责自负）
—— 原载: 华夏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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