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宇


朱学渊评，‘货币国际化’有两个层次的意义，初级阶段是成为‘结算货币’即硬通货；高级阶段是成为‘本位货币’如美元。按说，货币本身就是‘白条’，从长期来看任何货币还必然贬值。美国有其政治经济法制的稳定性，也就是它的立国的优越性，别国才会长期持有美国的‘贬值白条’。那么，人民币能不能成为国际货币呢？成为短期结算货币当然是可能的，成为长期保值货币则是根本不必梦想的。理解这个结论，只须设想：发生‘石首争尸’的时候，你应该增持人民币，还是减持人民币？要说‘人民币国际化’是‘面子工程’，我想都是过褒了它，中国政府还是多想想治理民乱的‘里子工程’，先买一条三角裤把私处兜起来吧。

 

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突然从理论研究层面上升到实践领域。

二○○八年十二月到二○○九年三月，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同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等六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总额六千五百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二○○九年四月，中国政府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内四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汇丰银行和东亚银行在香港相继发行人民币债券后，七月二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下发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保驾护航。

如果再加上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在不同场合下对目前全球货币体系的批评和建言，似乎人民币国际化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无论是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还是目前出台的一系列措施上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或许只是一个幌子，至少不是长期目标，而短期目标主要是为了扶持境内出口企业顺利度过金融危机。

用煞有介事的术语来说，所谓货币国际化，是某一货币被该货币发行国之外的国家接受并用作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手段。直接一点，就像基辛格博士所说的，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这个道理和“打白条”差不多。只不过要想让全世界都对“白条”趋之若鹜，并不容易，这需要依赖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霸权建立起来的“国家信用”。而且，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货币国际化更多是一种市场自发的选择，而中国政府目前推出的货币互换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不仅路径有些混乱而且只是理论上的一厢情愿，市场能否接受并不乐观。

其实，货币互换的初衷同人民币国际化并无太多关联，如果说这也算国际化的话，那么同中国交换货币的韩国、马来西亚和阿根廷等国的货币是否也算国际化了呢？传统的货币互换作为一种债务以及利率的交换，是为了规避未来债务升值的对赌，而中国央行与其它央行的货币互换脱离了这一规则，只是把别国货币作为质押物留在央行，而把人民币注入对方金融体系充当贸易结算的货币，这只是为了解一个燃眉之急，使其它国家在美元短缺的情况下也可以进口中国产品。

而且，货币互换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推进路径也有些问题，货币互换应该在之后推出，由于没有人民币结算的具体办法，匆忙推出货币互换也只能是摆设，而且还会引起货币互换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据《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导》四月十六日的报导，阿根廷产业界普遍担心，如果七百亿元货币互换的资金主要以贸易融资的形式提供给阿根廷的进口商，会对国内产业带来沉重打击。这也从侧面表明了货币互换其实只是拉动中国国内出口的一个手段。而且，在其它国家央行与美联储进行货币互换得到了美元后，我们的货币互换真的成了摆设。

即使现在推出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是否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走上正轨了呢﹖也不尽然，因为风险只会转移而不会消失。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如果说中国出口企业用人民币结算规避了汇兑损失，那么进口国的企业就承担了这部分汇兑损失，他们可能也没有意愿来进行人民币结算，除非中国的出口企业在产品上有绝对的质量和定价优势。同样，如果用人民币结算，原来中国进口企业的汇兑收益也会转移给国外的出口企业，但如果中国进口企业放弃人民币结算，这将阻碍人民币的流出，影响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


这恰恰引出了货币国际化的一个关键。如果你想让别人愿意持有你的货币，你必须生产出他迫切需要的产品，否则你用自己的货币结算就没有话语权。从中国目前的出口结构来看，显然还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否则也就不用担心出口增长的下滑。只有过了这个阶段，才可以开始考虑货币的自由兑换、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以及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才能一步步完成货币国际化，但那时又要面对美国现在的困境：既要保持币值稳定，又要保持贸易逆差。货币国际化是天使也是魔鬼，或许我们应该淡化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狭义憧憬，因为多极化的世界需要多极化的货币。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