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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
有位外国记者在报道中写的场面让我难忘：一个七岁的维吾尔儿童每晚把当局规定必须悬挂的中国国旗收回时，都要放在脚下踩一遍。怎样的仇恨才会让孩子做出如此举动呢？我在宁夏遇到一家人，他们去新疆七八年又迁回宁夏。女主人这样解释：连那么大点的孩子看咱们的眼光都好像有仇，还从背后扔石头，你说那地方能呆吗？的确，从孩子身上最能看出民族仇恨达到的程度。如果连孩子也参与其中，就成了全民同仇敌忾。巴勒斯坦的暴动场面总能看到孩子的身影，正是反映这一点。我将这种民族主义的充分动员和民族仇恨的广泛延伸称为"巴勒斯坦化"。在我看来，新疆目前正处于"巴勒斯坦化"的过程，虽然表现上不似巴勒斯坦那样外在，但在民族内心中却不断发展。
哪怕从最小的事上都能看到民族对立。新疆地理位置和北京相差两个时区。1980年代新疆人民代表大会颁布新疆实行乌鲁木齐时间，比北京时间晚两小时。但是新疆汉人对此从来没有执行，一直使用北京时间。以汉人为主的新疆官方也不用乌鲁木齐时间。而当地民族人士的表几乎都是乌鲁木齐时间。所以在新疆约时间，一定要视对方的民族身份认定是什么时间。当地民族与汉人约时间，双方也必须先说清是北京时间还是乌鲁木齐时间。这种区别反映出双方相互的排斥。当地民族以此强调自己与北京的不同，汉人则要和北京保持一致，不把当地法令放在眼里。
新疆汉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镇压者的位置。就连兵团那些临时从内地农村招的农工，平时受尽贪官欺压，一旦需要镇压当地民族时却兴致高昂，摩拳擦掌地请战。中国内地大量发生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若是发生在新疆，往往就会被那些企图从一切事物中发现"不稳定萌芽"的人政治化，提升处理层次，导致事情越弄越大，最后会使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政治案件。民族之间原本没有那么大隔阂，就是因为不停地念叨分裂，结果会真地发生分裂。新疆当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统治新疆的汉人军阀盛世才视为刽子手，从而把在新疆实行强硬政策的中共书记王乐泉称为王世才。然而乌鲁木齐一位汉人计程车司机看见我手拿刚从书店买的《塞外霸主盛世才》，立刻热情地表达对盛的敬佩，夸赞"那时的政策才好"。新疆当地民族对屠杀过大量本地人的王震恨之入骨，新疆汉人却对王震崇拜有加。这种彼此完全相反的认识眼下似乎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在历史观点上的对立从来就是冲突与分裂最深处的根源。它表现的是民族之间人心的分离，比其他分离更为本质。
目前中国对新疆统治表面稳定，症结却在日益失去当地民族的人心。失去人心的稳定只能维持一时，是以失去长远稳定为代价的饮鸩止渴。所谓"失人心者失天下"，今天的表面稳定正在为未来埋设炸药。未来的冲突可能会非常暴烈，继续沿着今日中共的道路加深新疆民族关系敌对，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失掉转回良性互动的可能，唯有恶性循环，矛盾不断激化，把双方越推越远。而一旦进入那种不可逆的进程，新疆就可能成为下一个中东或车臣。
一位维族青年的话一直让我无法忘怀。当我问他想不想去麦加朝圣的时候，他回答梦寐以求，但是他现在不能去，因为古兰经中有这样的教导，当家园还被敌人占领的时候，不能去麦加朝圣。他没有把话说下去，但已经不言而喻。为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为把汉人赶出新疆而战斗。
而汉族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最高层次的知识精英----则更让我感到震惊。平日他们是一副改革、开明和理性的形象，但是一谈到新疆问题，嘴里竟可以那样轻易地迸出一连串"杀"字。如果靠种族灭绝就能够保住中国对新疆的主权，我想他们可能会眼看几百万维吾尔人被杀不动声色。
（摘自王力雄关于新疆问题著作《我的西域，你的东土》，2007年10月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
转自：唯色博客
附录：王力雄：新疆的危险正逼近临界点
2002年09月09日
中共人士可能不会同意我这种说法。他们会列举中共给新疆的种种好处，以说明得到那么多好处的新疆本土民族只会感激，而不会与北京和中国为敌。
我不否认北京给了新疆很多经济上的好处。即使对我这样多年关注新疆情况的人，有些数字也使我印象深刻。如中共新疆党委第一书记王乐泉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透露：2000年新疆在基础建设方面投资620多亿元，其中三分之二是国家投资；1990年至2000年国家向新疆总共投资2540亿元；2001年至2005年，国家在新疆的投资将达到4200亿元；新疆每年的公路投资保持在60至70亿等6，都超过我的估计。
不过这不能改变我的看法，以经济情况说明民族问题，我认为是一种文不对题。但这似乎已经成了中共人士的思维定式，只要涉及民族问题的时候，它总是开口谈经济。对此，西藏人的异议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如果给人钱和食物，却逼人每天骂自己的父亲，能让人产生感激之心吗？”骂父亲可以是一个比喻（对藏人来说并不是比喻，因为北京天天逼藏人批判的达赖喇嘛，在藏人心目中的地位比父亲还高），它说明民族问题的根本是在精神文化的层次，而不是物质的层次。让人骂父亲不会并使人有物质的损失，但让人心中生出的憎恨却远不是物质可以弥补的。
某位外国记者描写的场面让我难忘，一个七岁的维吾尔族儿童每天晚上把地方当局规定白天必须悬挂的中国国旗收回时，都要放在脚下踩一遍。需要怎样的仇恨才会让孩子都做出如此的举动呢？
我在宁夏曾与一家从新疆迁回的当地人聊过，他们去新疆七八年，终于下决心回来。女主人跟我解释原因时说，连那么大点孩子看咱们的眼光都好像有仇，还从背后扔石头，那地方能呆吗？从孩子最能看出民族仇恨达到的程度。如果连孩子也参与其中的话，就可以说成了全民的同仇敌忾，巴勒斯坦的暴动场面总能看到孩子的身影，正是反映了这一点。
在我看来，新疆的民族仇恨深入的程度，远远超过西藏。西藏的普通百姓，尤其是农牧区的百姓，对汉人没有普遍的敌意，而在新疆，对汉人的仇视却是无所不见。我将这种民族主义的充分动员和民族仇恨的广泛延伸称为“巴勒斯坦化”，新疆目前正处于“巴勒斯坦化”的过程中，如同许多从量变到质变的事物一样，存在着一个临界点，没有达到临界点之前还有挽回的余地，而一旦过了临界点，就会落进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那种既没有出路也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民族战争。我无法准确地评估离那临界点还有多远，但在七号文件的路线上走下去，毫无疑问是越走越近。
藏人对汉人民族主义情绪没有像新疆那样普遍，除了有些解释所说的两个民族宗教相同，还有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原因，即西藏的汉人移民远远少于新疆，近年虽然有所增加（多为流动人口），主要也是集中在城市和交通干线。从人口总数上来说，汉人在西藏自治区占的比例很低，即使把所有藏区都算上，汉人比例也不高，尤其在广大农牧区，汉人数量更是微乎其微。没有每天面对面的民族之争和互动，民族主义是不会真正进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的。
但是在新疆就不一样了，总数将近750万的汉人已经超过新疆总人口的四成（2000年为40.61%），而新疆的主体民族－－维吾尔族，在新疆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只高出汉人几个百分点（1996年为46.9%）。从刚公布的新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字看，10年间新疆汉人数量增加180.23万人,增长比率为31.64%，而新疆本土民族人口只增加了150.34万人,增长比率为15.89%。7说明汉人仍然在不断向新疆移民。汉人移民多了，就会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当地民族直接面对，甚至去争抢他们的资源，瓜分他们的市场，民族之间的冲突就不再是形而上的，而是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经验息息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导致发生巴勒斯坦化的情况。
对治理新疆而言，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只考虑眼前，并且为眼前的小得而毫不介意地丧失久远。当然这也是中国整体普遍存在的问题，权力体系上上下下无不如此。同时这也反映当今中共统治者的权力拜物教心态，似乎只要有权力，一切就都可以恣意妄为，而无需顾忌无权者和无权民族的感情。典型一事是把王震的骨灰撒在天山上。新疆的突厥语民族把所有水都视为是从神圣的天山流下，同时穆斯林民族特别重视洁净，不仅是物理上的洁净，而且还要包括意念上的洁净。骨灰是肮脏的东西，连汉人都这样想，不要说穆斯林，何况是王震是他们眼中的异教徒刽子手，把他的骨灰撒在天山上，是弄脏了所有新疆人喝的水。这种事汉人可能觉得无所谓，对穆斯林却非常严重。我简直无法想象，共产党治理新疆那么多年，竟然颟顸到这种程度，对此却既不愿意了解，或者即使了解也得先满足王震的愿望，1000万新疆穆斯林的意愿则得让位。
不错，王震的骨灰撒也就撒了，而且还要大肆宣传，让每一个新疆人都知道。新疆人对此的确没有办法，水还照样得喝，但是当1000万穆斯林每次喝水的时候，眼前是不是都会闪过不洁净的阴影？他们会随之非常合理地想到，如果新疆是独立的，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还有那种出于短视的稳定措施，如不让新疆的清真寺自己办教授可兰经的学校。原因是发现有新疆分离主义者利用讲授可兰经进行建立东突厥国的宣传，学习可兰经的学生也往往成为参加抗议活动的骨干。的确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我毫不怀疑，但问题是宗教怎么可能不传教。你不让他在新疆办学，他们就带着更多的仇恨把孩子送到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国家，孩子最终可能在那里被训练成塔利班，不光接受可兰经的学习，还有圣战的思想与恐怖主义训练，最终被派遣回新疆进行恐怖活动，为的是让新疆能够有传教的自由。这种措施带来的危险，难道不是远远超过让他们在新疆的学校学习吗？
“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眼前看上去是有效的，骚乱不再出现，恐怖活动可以推给国际恐怖主义，只要稳定能够保持，就是新疆主政者的“政绩”。然而，当人们请愿、抗议甚至闹事的时候，说明人们对问题获得解决是抱着希望的，当他们什么都不再说和做的时候，那意味的不是稳定，而是绝望。邓小平先生所说的“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乃是至理名言，遗憾的是他的后人谁也没有真正领会他的教导。今天的当权者甚至为此得意，维吾尔人被管得服服帖帖，谁要敢流露出一丝不满，就会立刻遭到迎头痛击。但是，这种处处置人于死地的做法，虽然能够震慑一时，长远来看却在酝酿更大的爆发。把所有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决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因为萌芽状态并不能真实地显露矛盾的性质，很可能许多积极因素同时也被消灭掉，而且矛盾若能得到释放也就可以得到消除。所谓“消灭在萌芽状态”并不是真地消灭了矛盾，矛盾仍然存在着，只是被压抑，同时在加深，和其他被压抑的矛盾一同形成积累，早早晚晚是被一些无法预料的突发事件所引发，而进行要释放的。所以，当人民群众鸦雀无声的时候，其实是随时都可能听到惊雷从无声中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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