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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毛女是否应该嫁给黄世仁？这个话题最近成为新闻热点。在年轻人那里，这可能纯粹是一个婚恋八卦，就像翁帆该不该嫁给杨振宁一样。但是在中年人及老年人听来，它首先是一个打破禁忌的感觉。在若干年前，也许有思维特别活跃的人士，在私下里谈论这些话题，但是在课堂及报纸上公开讨论，是难以设想的事情。
中国不仅是一个世俗国家，而且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强调无神论，在很长时期内宣布“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对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在学术上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在中国人大反封建迷信的年代，它反对有神论的含义是确定无疑的。然而，在很多方面，中国又具有宗教性质，而且是欧洲宗教改革之前的宗教性质，比如“文革” 期间的个人崇拜，又比如“神圣”这个词的广泛使用——也许很多人会辩解说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但是众所周知那些被神圣化的东西，其不可侵犯性并不亚于真正的宗教禁忌。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毛泽东去世了，他享年八十三岁。三年级有一个学生，说了一句“我今年八十三岁”，就遭到老师一顿暴打。一个正当壮年的男教师，对着这个调皮的小学生拳脚并用，打得他鼻青脸肿，满地乱滚，但是没有任何人同情他，我们都觉得他死有余辜，因为他竟然说自己是毛主席！此前，老师告诉我们，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婴儿大便之后，没有擦屁股的纸，就将已经破损的毛主席画像揉皱了替用，遭人举报，她被抓去枪毙了。我的一个朋友讲过，当时他作为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在毛主席逝世的追悼会上，不仅没有和大家一起哭泣，还忍不住笑了，他的妈妈回家后痛哭多日。后来他知道，妈妈哭不仅是害怕别人举报，更是认为她的儿子脑子有毛病，因为毛主席逝世这样的大悲痛，竟然不能让他伤心；不伤心也就罢了，他怎么可以笑呢？
歌舞剧《白毛女》成为舞台明星，然后成为“八个样板戏”之一，变得家喻户晓，正是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它和其他“样板戏”一样，是缔造这些世俗神圣性的工具。神圣性这种东西，总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工具们往往也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当时谁要敢说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后果恐怕仅次于拿毛主席画像给小孩擦屁股。
历史证明，宗教的偶像崇拜未必不可，但世俗的个人崇拜非常危险。同理，宗教的神圣性可以承认，而世俗的神圣化则为虎作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六十年的成败，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这些世俗的禁忌被逐渐打破的过程。尽管执政党由于政策方针及权力结构改变的需要，主动对个人崇拜进行了否定，但是仍然有很多话题成为政治禁区。
最早的突破是小心翼翼的正面尝试。比如有人说，嫁人要嫁周总理那样的人，因为他长得那么英俊。今天看来这么平常的一句话，当时在报刊上读到，很多人都有一种偷尝禁果的兴奋，因为你居然把普通人的择偶标准和伟人联系在一起。随后，有人开始用疑问的形式，挑战一些神圣主题。我记得从维熙先生有一篇小说，正面描写了犯有叛国罪的人物，我读了之后觉得非常刺激。那个所谓叛国罪，其实是公民没有迁徙自由并且受到迫害之后的潜逃。有人想要投靠帝国主义，这是多么大的罪过啊！乒坛名将何智利嫁给日本人之后，成为日本选手小山智利，真的让人难以接受。慢慢地，部份人开始知道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是公民的权利，郎平执教美国队得到了很多人的理解。
事实上，关于白毛女嫁黄世仁这种话题，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是这种打破禁忌的尝试中最安全的一种方式。今天重新提起，为什么还有偷吃禁果的感觉呢？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有很多禁忌没有打破，还有很多“神圣”的事情，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没有条件的、不容置疑的、只看立场的东西。人们对此怀着宗教徒般的虔诚，如果有人用讨论的口气提到这些事情，立马就会伤害他们的感情，就会被要求闭嘴，甚至呼吁公权力去制止与惩罚。
禁忌是一堵墙，看似阻隔了别人，其实围住了自己。很多人因为禁忌而成为井底之蛙，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举例说，当去年西方媒体歪曲报道西藏事件时，有不少中国人打电话给美国媒体驻北京记者，说一句“加州要独立”，然后放下电话，猜想美国人如何痛不欲生。事实上，如果加州真的有这个想法，很多美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不会认为这是神圣不可讨论的事情。假如你看到我这个例子，心平气和地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那么你是一个讨论者；假如你忍不住非常生气，那么你可能生活在禁忌之中。
从学术上说，任何禁忌，包括西方人所说的“政治正确”，都是对思想的钳制。人们应该具备是非观念，但是没有什么话题可不可讨论的。我期待更多的政治禁忌，就像白毛女嫁黄世仁一样，成为生活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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